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
时间：2021-07-02 04:00: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德川幕府末期，面对西力东渐的挑战，幕府已经无力维持其坚守祖法的外交“定制”。公家、幕府与强藩分享了外交主体资格，日本式“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同时存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外交革新一度将重点放在了实现外交一元化的努力上。“天下”体系被完全摒弃，外交主体统一到天皇名下，外务省以天皇“专命有司”的形式行使着外交职能。随着日本参谋本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外务省的外交专权被打破，参谋本部任意解释军务的范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事实上的外交职能。此外，大陆浪人也在体制之外通过民间管道从事外交活动，进一步导致了明治政府外交决策权与职能的分散。
关键词：日本；明治时期；外交革新；多元；一元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50-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7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一改丰臣秀吉时期发动“壬辰战争”的对外扩张策略，着手巩固对内统治，实行“锁国体制”。然而，在以整治内政为核心工作的前提下，幕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为了解海外局势，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利用中国唐朝来日船只建立起海外情报收集制度[1]。但总体来说，幕府当局长期实行的是偏于保守的、被动式的对外政策，一旦遭遇外来势力的冲击便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德川幕府末期，在“西力东侵”的背景下，幕府的整个外交体系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幕府当局被迫改变传统与祖制，变锁国为开国开港，在与欧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部分的接纳进而融入西方条约体系。明治维新之后，明治天皇于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发表“五条御誓文”，提出“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等纲领，指出“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这种变革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进行改革，尤为关键与核心的，是所谓日本“政体”的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由以幕藩体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转而向以天皇为核心的专制集权政体转变。外交方面也无疑必须进行革新，以顺应和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客观而言，明治初年，日本新政府在外交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口号，也没有1880年代以外务卿井上馨为代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那样存在易于总结的特点。但如果尝试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进行归纳性的把握，不难看出，在明治初年，完成外交主体的一元化是日本外交的主要课题[2]。在幕末时期，由幕府、天皇以及藩国分别代表与行使的外交权力开始集中统一在天皇名下。在这一背景之下《宣扬国威宸翰》宣示的“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或可视为明治初期的外交总方针，在这一思想
收稿日期：2018-03-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日韩开港与城市社会变迁研究”（12BSSO16）
作者简介：张晓刚（1962—），男，辽宁本溪人，历史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史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张晓刚：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指导下，日本除了推动废除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外，也积极开发虾夷地（北海道）和入侵琉球，尝试对朝鲜的外交革新，失败之后又转而以武力逼迫其开港[2]。从这些举措来看，明治新政府明显想要改革旧有的幕藩体制下的外交模式，从而融入欧美主导的近代外交秩序，就这一点而言，幕府末期所形成的，与西方国家间的条约体系和东北亚国家间的具有东亚特点的国家关系的双轨制，也开始向条约体系的一元化转变。而这一过程中，日本与依然保持东亚特色国家关系的中国、朝鲜之间的外交摩擦与冲突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客观而言，明治政府因受皇权思想与军国思想掣肘甚多，维新改革留下诸多弊端，这种弊端在外交政策上亦有明显表现。比如，萨长藩阀长期控制军部势力，对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乃至大加干预，从而造成日本外交政策左右摇摆的现象。拙文以明治维新背景下的日本外交革新问题为主线，初步探析明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复杂多变的“一元多线”的发展特征和实践路径。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外交的
多元化倾向德川幕府时期，日本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幕藩体制相适应的外交体系。这一体系遵从华夷思想，模仿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模式，将日本与有限国家及地区之间关系“描绘”成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独立的“天下”。这个“天下”中除了日本，还包括被称为“通信之国”的朝鲜、琉球，以及在事实上与日本缺乏政治联系的中国和荷兰。被称作“大君”的幕府将军作为日本权力的中心，自任为这一体系的顶点。来自朝鲜与琉球的“通信使”“庆贺使”与长崎荷兰商馆的“甲比丹”前往江户觐见将军的旅程充斥着对于这一“天下”体系的象征与隐喻。
虽然同样以“华夷”观念作为外交体系的思想内核，同样承认体系内国与国地位的差异，但与中国“欲沐王化则来者不拒”的华夷秩序体系相比，日本的外交体系则是一种“坚守祖法，力图维持所谓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的定制”[3]28。这一“定制”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锁国”一词极为恰当的反映了德川幕府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外交行为。1825年，幕府颁布的外国船只《坚决驱逐令》，对靠近沿岸的外国船只一律炮击驱逐的手段，实际上等于将一切外交问题变性为国防问题，令“定制”的封闭性达到了顶点。然而主观上的“坚守祖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航海技术的局限。当太平洋不再成为日本“锁国”的屏障，这一“定制”被打破就成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嘉永六年六月三日（1853年7月8日），培理带着美国总统的亲笔信，率领“黑船”舰队驶入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国”。 “黑船来航”事件犹如晴天霹雳，在日本人中造成震动和恐慌，亦使幕府进退失据，狼狈不堪[4]。毋庸置疑，这一事件是对日本封闭的外交“定制”的極大冲击，在美国武力压迫及外交攻势下，日本相继开国、开港，并与欧美诸国签订通商条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此全盘放弃旧有的外交模式成为一个条约体系国家，虽然朝鲜“通信使”已多年未曾踏上日本的土地，但即有体系依旧有效地规范着日本与东亚国家间的交往。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日本政府计划派遣一向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宗家出使朝鲜调停朝鲜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法国是“有约之国”，而朝鲜，则是德川庆喜的上书中所谓的“从来旧好唇齿之国”。条约体系与“天下”体系在各自的范畴内发挥作用，构成了日本外交事实上的双轨体制。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日本在内忧外患之下，维持了两百多年的锁国制度逐渐走向崩溃，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日本的锁国体制的弊端，转而提倡开国贸易，以求发展国内经济，实现国家富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