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苏联构建集体安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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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30年代，如何认识和应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苏联基于自身对威胁的感知，提出共同应对德国威胁的“集体安全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从国际关系结盟理论视角来看，沃尔兹代表的“传统结盟理论”认为各国会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对沃尔兹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需要制衡对其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一定是权力最大者。从“威胁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苏联建立集体安全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各国对“谁是最大威胁国家”的不同认定，进而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度。
　　关键词：威胁平衡；集体安全；苏联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4-0084-07
　　收稿日期：2011-12-10
　　作者简介：徐振伟（1979-），男，山东潍坊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1930年代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多事之秋，大萧条、法西斯、战争与和平主义，各种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一段时间集中呈现。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大国之间扑朔迷离的外交博弈最终没能阻止欧洲走向世界大战的进程。这一段时期内，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日益壮大的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具体表现在各国围绕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政策的博弈方面，最终“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使希特勒挣脱了所有可能的束缚并按照其设想发动战争。这一段历史有许多教训值得反思和吸取，也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探索。对于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选取不同的分析层次和理论视角得到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本文结合研究结盟问题的“威胁平衡理论”，以期展现一种新的解读。
　　一、威胁平衡理论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理论是对历史经验的提炼总结，使用理论作为工具来解读历史，需要把握理论的核心主旨，小心地将抽象理论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同盟政治是国际政治中一个极其普遍和重要的现象。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同盟的形成、运作和影响等内容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迅速兴起。沃尔兹本人并未对联盟理论进行专门的构建，但其强调的“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这一论断，他所采用的结构体系分析法，以及对两极和多极体系下联盟稳定性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制衡”与“追随”的观点，为一大批新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分析工具。
　　沃尔兹认为国家会以结盟的形式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斯蒂芬·沃尔特受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刻影響和启发，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威胁平衡理论，对“国家为什么结盟以及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沃尔特认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过于简单，单凭“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结构是无法解释国家之间的结盟。因此，他提出了“威胁平衡”（balance ofthreat）理论。他说：“尽管均势理论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但驱使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总体均势状况，而是每一方对威胁的感知。这些感知既来自系统层次的因素，也源于单位层次的因素。革命通过改变权力分配、增加敌意和增强对进攻优势地位的认识来改变威胁平衡。这些因素的不确定和促使双方把对方看得特别敌对和危险的因素，使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威胁平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表示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识，它把对物质性的实力和观念性的意图两种因素的认知结合起来。在沃尔兹那里，关键的原因变量只有一个，即物质性权力的分配。在沃尔特这里，关键性的原因变量却成为国家意图及其对意图的认知。
　　沃尔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结构选择，他将主观因素排除在理论之外。沃尔特将威胁和意图作为主要变量，对结盟这一现实主义研究的基本现象进行分析。沃尔特在其所著的《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两个中心议题：国家之间为什么会结盟？国家怎样选择自己的盟友？沃尔特认为，在联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根据沃尔兹的观点，是为了安全，而沃尔特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将“安全”直接转化为“对威胁作出反应”。对于如何识别威胁，沃尔特提出应从四个方面来考量：（一）综合实力。它是一个国家资源的总和，包括人口、工业和军事能力、技术水平等等，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国的综合实力越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越大；（二）地理上的临近性。由于权力投送能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因而邻国对本国构成的威胁常常要大于那些遥远的国家；（三）进攻能力。一国的进攻能力与综合实力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并非等同，中间存在一个转化问题。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一国的进攻能力越强，威胁越大；（四）进攻性意图：即使一国的权力并非很大，但只要被认为极具侵略性或侵略意图，仍可能会促使他国的警觉和制衡。总之，在沃尔特看来，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这两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
　　据此，沃尔特提出国家间结盟原因的五大假设：（一）制衡，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二）追随，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三）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四）国家与向他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五）国家间与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在这五种动机中，“制衡”与“追随”两个核心概念是从沃尔兹那里借用来的。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曾将国内政治中的“追随”行为模式引入到国际政治研究中。他把“追随”当作是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含义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追随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如果能够自由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构成威胁”。在沃尔特的理论体系中，这两个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将“制衡”定义为“与他国结盟以反对最主要的威胁”，将“追随”定义为“与威胁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
　　沃尔特还通过对1955-1979年中东地区联盟演变情况的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追随；再次，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联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沃尔特指出，由于追随必然会增加威胁方的权力资源，并将本国的安全与生存寄托于对方的克制和善意之上，因而在国际政治中，制衡行为要远比追随常见，尤其对于体系中的大国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特也谈到了国家奉行追随政策的可能性，但认为那只是孤立无援的弱小国家迫不得已的反应，并不具有代表性。总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结盟行为主要取决于其所感受到的威胁的来源，而不是谁的权力最大。也就是说，国家制衡的是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不一定是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各国选择结盟的过程中，别国所具有的力量仅仅是国家选择结盟行为时计算是否构成威胁的一个要素，关键要视这种力量位于什么地方，它会怎么做，以及它是如何被使用的。在此分析基础上，沃尔特主张以更加全面的威胁平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取代传统的均势理论，来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尤其是解释国家之间结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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