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对思想领域的“战略渗透”
时间：2021-06-27 12:01: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20世中期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些思想家和政客就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乌托邦幻想，阻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终结。30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外文化思潮交流的深入和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态度回顾30多年的历程，总结30多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如何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软战争；十条戒令；终结；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03-05
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但也毋庸讳言，30年多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回顾30年的历程，总结30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在我们的人民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 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由于过去三十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她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影响深远，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式渗透，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本加厉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就有关于如何对付中国的部分，其最初撰写于中美极度对抗的1951年的《十条诫令》，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戒令”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形势下，而作为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下被推到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渗透的最前沿。美国当局的当权者和智囊们认为，“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是改变古巴、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布热津斯基把社会主义国家由“极权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的“和平演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掌握政权，政府控制着社会和经济。人民不断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迫使执政的共产党出现分裂。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虽然共产党仍旧控制政权，但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出现发动“宫廷政变”的机会。第三阶段，后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流于形式，权威制度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伎俩当初就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身上，后来对苏东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苏东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这些手段也是造成“苏东剧变”的重大原因之一。
来自外部压力，“西化”和“分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恶毒的舌头胜过枪弹，国家“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此深信不移，一些不能够靠“硬实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软实力”却大显神威。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用枪炮征服中国，改用“软实力”，即运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西化”、“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选择，意识形态领域是进行和平演变和价值观渗透的主阵地。
一、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我国又面临怎么样的国际环境和形势现状？
（一）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新传媒网络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代表人物鼓吹，新科技革命时代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也必然随着“工薪阶级”取代“无产阶级”而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势必淡化甚至消失。
“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积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1］”。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为其超阶级或者是模糊阶级的理论开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狭隘的小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就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所以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开始淡化或者回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少人思想政治目光迷离，政治敏锐性大大降低，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世界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了口实，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三）在西方国家把经济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的同时，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
为了把“软实力”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借助一些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困难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同质化”，达到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的目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终结论”就是这种西方文化入侵和价值渗透的重要手段。贝尔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政治目的在于提醒西方政治当局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3］”，就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终结，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状态；亨延顿所倡导的八大文明实质上是秉承西方文明的优势而提出来的一种构想，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继而巩固日益消减的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而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则是在赤裸裸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4］。在这里，“西方”既是“普世”的，又 是“中心”的。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以及建立其上的“自有民主世界”，其实质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