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生产救灾研究综述（1950—1956年）
时间：2021-06-14 00:00: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频发，救灾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生命的问题，是关系到新生政权在老百姓中的威信问题，也是影响到新生政权在广大区域尤其是新解放区站稳脚跟的问题。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社会现实及自身多年革命经验出发，提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救灾政策，即生产救灾，具体讲就是“生产自救，社会互助，辅之以必要的国家救济”，核心是生产自救。在此政策指引下，动员广大农民，掀起了自救的热潮。追溯历史，以古鉴今，对成立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既可以深化对建国史的认识，又可以为今天提供借鉴。
关键词： 建国初期 西南地区 生产救灾
建国初期，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加之建国前连年战争的破坏，水利失修，森林破坏，种植鸦片，农村的生产力低下等原因，导致灾荒频发，民众的抗灾度荒能力薄弱。中共政权新定，救灾力量匮乏，无力实行单纯的救济。另外，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坚定地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奋斗中，农民也证实和展现了自身力量的强大。于是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救灾方针，即生产救灾，具体来讲就是“生产自救，社会互助，辅之以不要国家救济”。方针的核心是生产自救，强调通过动员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增强抗灾能力。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败退大陆之前最后的统治区域之一，曾长期受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共的影响力难以触及，广大农民深受压榨，农村生产力落后。加之西南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土地贫瘠，且旱涝不定，生产条件恶劣。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曾留下大量的特务与当地的土匪结合，逐步酿成了匪灾，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与当地封建势力结合，增强了恶霸地主的实力，继续剥削着广大农民，上述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西南地区灾荒频发，农民的抗灾荒能力薄弱。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的干部奇缺，留用了大量的旧职员，并在建政初期依靠封建的保甲制推行新政。广大农村还未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政府的影响力不易触及。这就形成了一面是灾荒频发，急需救灾，一面是一些人对救灾不配合，形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但是党在革命思维的支配之下，以及巩固新生政权这一最大的现实需要出发，不会让这种张力无限制扩张下去，会采取措施将各种力量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一方面，过剿匪、反霸、土改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战胜灾荒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西南大区到地区再到县到乡村都建立起专门的生产救灾机构，领导广大农民生产以及战胜灾荒。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及各级报纸来宣传党和政府新的生产救灾的方针政策，从思想上消除了农民的顾虑，使其信心满满地投入到生产中。政权新定，中国共产党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要巩固新生政权，必须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要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首先获得广大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可。要获得民众的认可，不能从强制性的社会改造中去获得，而只能从情感上拉近距离，生产救灾是一条良好途径。通过生产救灾让农民切实感受到新政权是穷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逐步加深农民对新政权的亲近，也让新政权在广大农民的头脑中扎下了根。进而，生产救灾成了西南地区一系列社会改造的突破口。
对于建国之初灾荒史的研究可以追随到建国初期随着灾荒的发生而开始，但当时只是将其作为民政工作的一个部分，这一时期的研究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却不容忽视。这一时期为了指导各地救灾，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汇编，主要是当时生产救灾政策及领导人讲话、社论等，为今天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主要成果有新华时事从刊社编的《生产救灾》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福利司的《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②，山东省救灾委员会秘书处编的《生产救灾资料特辑》③，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编的《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④，湖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编的《怎样做好生产救灾工作》⑤等。
真正将建国之初灾荒史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而开始的。80年代开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1990）真正将建国初期的灾荒史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第二阶段（1990—2000年），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建国初期的灾荒史引起重视，相关论著不断问世。下面对具体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第一阶段（1981—1990），1986年由南开大学与《历史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社会史开始兴起，灾荒史逐渐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但仅见孟昭华与彭传荣合著的《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1949-1989》⑥问世，该书较全面地总结了建国四十年的救灾防灾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成灾原因、救灾思想方针、抗灾斗争等，对救灾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建议。
第二阶段（1990—2000），联合国将这十年规定为“国际减灾十年”，为研究建国之初的灾荒史提供了契机。据笔者所见资料这一阶段成果有文章1篇，专著3本。承载撰写的《建国初上海赈灾研究》⑦；李本公，姜力主编的《救灾救济》⑧；孟昭华编著的《中国灾荒史记》⑨；刘星主编《新疆灾荒史》⑩等。这些论著都是通史性的著作，重在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这些著作主要涉及建国之初的灾害种类，灾害发生的原因，救灾机构的设置与沿革，救灾的措施等方面。
第三阶段（2000至今），进入新世纪以来，建国初期的灾荒史的研究受到学者的重视，成果颇丰，据所见资料，中文核心及以上学术论文58篇，学位论文11篇，专著12本。这些论著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关于建国初期灾荒成因与救灾措施及成效的研究。主要成果有，赵朝锋的《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陈冬生的《建国初政府赈灾研究》；苏月林、许顺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灾害救助及其经验教训》；韩颖的《建国初期救灾募捐工作述论》等。（2）关于建国初期灾荒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代表成果有贾腾的《建国初期乡村政治重建与灾害应对——以河南商水县救灾为例》；葛玲的《建国初期自然灾害中的政府与乡村——以1955年皖西北临泉县城关区春荒为中心》及《政府救济抑或生产自救——1954年皖西北水灾救助》；满永的《革命形象的重塑——建国前后皖西北地区救灾过程解读》等。（3）关于领导人物与救灾防灾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许红霞的《新中国初期陈云救灾防灾思想述论》；翁有为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重要民生问题的处理和思考》；杨学新、刘洪升的《周恩来与建国初期海河水利建设》等。（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防灾救灾思想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康沛竹著《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姚红艳与肖光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救灾减灾思想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等。（5）区域性灾荒救治研究，据笔者所见，2007年以来，有数篇关于区域性灾荒史研究的学位论文，涉及建国初期的河北、广西、上海、甘肃、内蒙、杭州、湖北、天津、皖北。主要成果有，陈静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省的蝗灾与社会动员》；吴越的《建国初期广西救灾治荒述论》；潘妮娜的《建国初期上海灾害救济的历史经验1949—1952年》；郭峰的《建国初期上海的灾害及救助研究1949—1957》；樊迪的《建国初期杭州市社会救济研究1949—1956》；石武英的《建国初期湖北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霍伟的《建国初期天津市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研究》；高瑗璟的《建国初期皖北地区农业“三改”研究1953—1957》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