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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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扬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1916年生于湖南衡阳县。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学权威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得学位，并于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1983年重回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于200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
谨以此文献给于2008年11月6日离我们远去的——
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
□特约撰稿/张伟 张雪
这是2008年初一个朔冬的上午，当随手轻掩房门，将刮面刺喉的北京寒流拒于门外时，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惠新里的一套老式朴素的寓所。
对面安详坐在手扶椅上的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先生。我并非先生的弟子，没有接受耳提面命的机会，也非攻读行政法专业的学子，故无法更多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通过先生的作品认识先生的。那时曾因写一篇关于法国法方面的文章，手头上收集了七八种资料，但细细阅读推敲时，竟发现无一不是参考了先生的《法国行政法》。
采访前夕，师母孙景岐老师表示，由于年龄原因，先生现在只能使用纸笔交流。而今天我们围在先生的膝下时，病魔已经剥夺了先生这点仅剩的权利。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露出了一丝礼仪性的微笑，这或许是目前先生的体力允许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随即，先生又陷入了他那寂寥的无声世界……
蓄势，十年一剑
王名扬出生在军阀割据、世事动荡的民国初年。王家祖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老父亲是乡村教员。家境贫寒的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放牛、打猪草等农活占据了王名扬大部分的时间，从这空隙里挤出的时间里，王名扬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切可以获得的书，王名扬的童年就是在这繁重的劳动和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庆幸的是，这种努力最终还是获得了回报——初中毕业时，王名扬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湘南五中，这意味着毕业后他可以获得一个体面的教书先生的饭碗，而不必再像祖祖辈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1936年，王名扬师范毕业，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小学教员，但他的志向好像并不限于此。一年后，王名扬考入了武汉大学攻读法律本科，从此开启了他或心酸或辉煌的学术人生。
入学后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武汉面临失守沦陷。王名扬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热血澎湃，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华北抗战部队在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了名，随军来到了山西灵石一带，接受了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培训。1938年培训结束后，王名扬离开山西，此时武汉大学已迁到大后方四川乐山，王名扬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母校继续学业。
1940年，王名扬大学毕业，随即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得该学位，并顺利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执教，但王名扬的志气似乎也不局限于此。1946年，他又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从1948年赴法留学，到1958年回归故国，王名扬在法国整整待了十年。可以说，这十年改变了他的一生，成为日后历尽坎坷和学术腾飞的总源头。
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法制史学界一般以法国国家参事院的成立作为行政法产生的标志。经过数年行政法博士课程的紧张学习，1955年，在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的指导下，王名扬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顺利通过了由众多法国行政法权威组成的答辩组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王名扬再接再厉，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大学学习了三年俄文和日文。
此时的王名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听到的消息、看到的报纸多是来自中国台湾，王名扬对新中国充满了渴望。时机很快就来了，1956年新中国在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日后的回忆中，王名扬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此后，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还担任了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真实的面貌。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958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王名扬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只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在他的行李中，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厚重的书籍。
磨炼，浮沉春秋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人生往往会有太多的无奈。1958年王名扬回国后，正赶上“反右”和“教改”，经过“反右”的冲击，这时的政法界已经缺乏必要的兼容并包精神，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王名扬的处境可想而知。王名扬刚刚回国时，对国内的局势并不了解，加之其秉直的个性，所以回国后不久就被人揭发了数条“反动言论”，1960年11月21日，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党支部列举了王名扬“极其反动”的几大“罪状”：一、回国后从未主动交代其国内外社会关系；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抗、抵触；三、对各种运动抵触不满，对政治十分抵触；四，听资本主义国家广播，可能是美国之音，而且听时将门关上，有人找他也不开门；五、差不多每天吃过晚饭后出去，干什么不清楚，11点才回来；六、对工资待遇级别不满；七、对党的各项措施均不满意；八、暑假中有紧急翻译任务，领导叫他参加，他说暑假是他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事实表明，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前，国内法学教育的政治色彩浓于学术成分，回国后的这段时间里，王名扬并没有多少研究学术的空间。所以王名扬到来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现在感觉非常空虚，从前所学的东西，现在很多不能应用了。对于新东西的学习又才开始，程度实在太浅了，情绪上不免伴有青黄不接时期的苦闷。”也正由于如此，王名扬才不经意地给人留下了“反动”言论，如“自从胡风事件发生以后，海外许多知识分子引为警惕，像胡风这样与共产党有渊源而且‘左倾’的人尚有问题，其他人就不必说了”等等。
尽管王名扬是留法博士，学富五车，但基于种种原因，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但并没有能够走上法学教育的讲台，反而不得不接受了四年的“洗脑”，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洗不好脑的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他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随即，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成了一名法语教员。从此，法语课上多了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法学教研领域却少了一位杰出的科研人员。
“文革”中王名扬被定性为“里通外国”，理由是与法国友人通信。这项罪名让他失去了十几个春秋的人身自由，被视为“牛鬼蛇神”关入“牛棚”，多年辛辛苦苦写就的书稿在动乱中也被付之一炬。1969年，王名扬被下放至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
当我们向孙景岐老师问起这辛酸的十年时，孙老师讲，当时外经贸学院的许多老同志都去河南固始县“五七干校”了，她在1969年的时候曾去探望过王名扬。“五七干校”挂有“学校”的名，其实并没有校舍、老师，更不会开课程，他们在那里成天下地干活。因为家属到来，组织上将王名扬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暂时给他们一间当街的门面房。那段时间，看着王名扬瘦弱单薄的身体在田间地头奔波，她不禁泪流满面。但当着王名扬，她依旧微笑着鼓励说：“再熬一段时间吧，国家不会让一个博士总担大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