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写作与受体的适应性探析
时间：2021-06-06 04:0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写作受体在应用写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应用文的实用性只有通过受体（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接受得以实现。影响写作受体接受效果的主要因素有政治语境、双方关系、认知结构和接受心理等等。本文结合案例，探讨了应用写作与受体的适应性在上述四个方面的体现和写作要求。
关键词 应用写作 系统 受体 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Adaptability of Practical Writing and the Receptor
LI Qinghua
（Guangdong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50）Abstract The writing receptor in practical wri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means that practicality of writing is realized only through receptors" （readers） text reading and acceptation.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 of receptors for writing contains the political context， relationship， cognition structure， acceptable psychology， etc.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case， discuss the adaptability of practical writing and the receptor embodied in the above four aspects and writing requirements.
Key words practical writing； system； receptor； adaptability应用写作是一个复杂的写作系统，包括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受体和写作载体四个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互相作用，构成应用写作系统的整体，形成应用文文本。其中，写作受体即应用文的读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是信息的传播者、思想的接受者，它制约着应用写作的整个过程。如果应用文的读者不爱读、读不明白，或者读后没有反应，应用文便不是成功的应用文。因此，应用写作必须充分考虑受体的因素，尽可能做到有的放矢，充分满足受体的需要。①应用文满足受体需要的过程，就是与写作受体适应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受到写作受体的政治语境、双方关系、认知结构和接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以下分别加以分析。
1 应用写作要与受体所处的政治语境相适应
语境制约着人们对话语的理解和使用，影响语用交际的成败。政治语境也不例外。应用写作受体总处于由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因素所形成的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这些客观存在的政治语境因素相辅相成，共同制约和影响着应用写作。应用写作要主动适应当时的政治语境，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与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实际情况，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相适应。例如《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1982年）：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 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偏重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的廖公给蒋经国写了这封公开信。该信充分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语境，用个人的私谊，浸透渲染民族感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中国共产党民族大义昭然天下，既与党的方针政策相适应，又充分体现了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2 应用写作要与双方关系相适应
应用写作主体与受体的关系，决定着应用文体式、语气、语言等载体的选择。应用文体式的选择要符合主体与受体的关系。如公文中下级向上级请求批准用请示，而向不相隶属机关请求批准事项则用函；又如上行公文的意见、请示与报告是比较相近的公文文种，但在写作实践中，尽量多“请示”、多“报告”，少提意见。同一文种应用文面向不同场合的不同受体的时候，要有所区别，注意与场景气氛和谐融洽，比如致词，庆典致词庄重严谨，宴会致词新颖活泼，答谢词亲切诚恳……此外，受体的性格特征会制约作者和读者双方关系语境，在写作实践中，需要根据受体的性格特点选择不同的语气和语言来传情达意。如诸葛亮作《出师表》，其受体是胸无大志、苟且偷安的后主刘禅，诸葛亮既是刘禅的丞相，又是先帝刘备托孤的对象，当属刘禅的父辈，在此种情形下，诸葛亮希望进言得到刘禅的理解和认同，既不宜哀怜乞求，也不能训责呵斥，只有不卑不亢，以“形势”震动后主，以“措施”启发后主，以情感打动后主；文中“诚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陛下亦宜自谋”等句，无不昭显着长辈对晚辈的谆谆告诫以及臣子对君主的耿耿忠心。反观李密的《陈情表》则不然，司马昭灭蜀后，李密沦为亡国遗臣，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开始起用亡国大臣，李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征召为太子洗马，司马氏集团的狠毒有目共睹，且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密与晋武帝的关系非常微妙，其上书既不能得罪狠毒的晋武帝，又要达到不出仕就职的目的，便选用了纯粹祈请式的语气，尊称晋武帝为“陛下”、称晋朝为“圣朝”，称自己为“臣”、“猥”，甚至以“犬马”自鄙，非常谦卑；文中还使用了大量的含蓄语，如“慈父见背”“舅夺母志”分别指父亲去世和母亲改嫁，用“乌鸟私情”比喻为人子的孝道，用“结草”这一典故比喻自己感恩之心至死不渝。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