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选择
时间：2021-06-05 12: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藏传佛教逐步跨越传统民族宗教的边界，开始向世界宗教发展。在此过程中，藏传佛教也在结合民族特点逐步进行自身的文化整合。面对新形势，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需要牢牢把握现代化与信众生活适应、世俗化与市场经济适应、法制化与宗教事务管理适应等层面，做到对藏传佛教事务有效引导，牢牢掌握对藏传佛教工作的主动权。
关键词：藏传佛教；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工作
中圖分类号：B91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7.05.005
1993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此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宗教工作的整体方针。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性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主要涵义主要是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和不断改革宗教制度，挖掘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提出前后，学术界对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范围、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探讨，达成了初步共识，提出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 ①2016年，全国宗教会议重申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原则。近十年来，藏传佛教在其自身发展和社会适应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现象和新问题，与时俱进把握藏传佛教发展特点，引导藏传佛教正向社会功能发挥，成为藏传佛教管理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藏传佛教具有主动适应社会的属性
就藏传佛教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社会适应性强是藏传佛教的天然属性。
藏传佛教在发展历程中，其教义本身和教义衍生的文化层面，具备主动适应社会的特点。公元8世纪前后，佛教传入藏地后，曾与苯教产生过长时期的斗争，最终形成了兼容苯教教义的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噶举派确立统治地位后，噶举派高僧向蒙元统治者及蒙古地区传播藏传佛教过程中，贴合蒙元统治者进行自身调整，使藏传佛教很快超越其他宗教，成为蒙元统治者崇信的第一宗教。在藏传佛教中，高深的教义也能够被简化为民众易于接受的形象和概念，如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清朝皇帝则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藏传佛教面向民众的这一通俗教义转换，极为有利于藏传佛教被民众接受。可见，在宗教教义及文化层面，藏传佛教具备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可以结合自身发展需要，迅速获得与时代相适应的象征性资源。
藏传佛教在佛教事务管理中，能够做到因时因势而动。以历史的视角看，藏传佛教管理成为“事务”，始于清代，清朝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且针对藏传佛教不断制定完善规范制度。[1]（P126-163）新中国建立后，政权深入基层，传统时代藏传佛教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有所弱化，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宗教事务正在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但是在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2][3]对此，不少寺庙主动探索调整管理模式，能够随着社会与时代发展不断革新与适应。② [4]如当前在藏、青、甘、蒙等各地藏传佛教寺庙中，普遍建立了与现行政治模式相适应的庙管会制度，落实宗教政策，这些制度的成型与成熟，也是藏传佛教事务管理社会适应的体现。
信教群众宗教参与形式能够与时俱进。就藏传佛教而言，礼佛仪式和信仰观念深入民众日常生活，僧侣和寺庙也承担教育、医疗等重要社区功能。当前，由于传统生计模式发生变化，信教群众因为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原因，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和频率以及在宗教仪式中的支出比重，与传统时期相比都有很大差别，宗教仪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并呈现出由寺庙社区向家庭个体，由完整复杂趋于简化的特点。
然而，无论对藏传佛教社会功能的替代还是宗教仪式的地位变化，都未使藏传佛教就此式微，在现代化进程中，藏传佛教迅速找到了适合自身并发挥社会功能的场域，形成了传统功能与现代功能并进的局面。
综上可见，藏传佛教具有社会适应的天然属性，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下，准确把握藏传佛教新时期的发展变化特点，引导其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发挥正向功能，减少负向功能，是问题关键。
二、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选择
新中国建立后，藏传佛教经历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由改变到适应的过程。而近十余年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藏传佛教既面临世俗化的挑战，又逐渐跨越民族宗教边界，向世界性宗教发展。处理好新时期藏传佛教发展与现代化、世俗化和法治化的关系，是引导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挥正向功能的关键路径。
●现代化进程中与当代信众的适应
宗教的社会适应首先体现在对社会主体，即信教群众的适应。引导藏传佛教与当代信众适应的过程中，对信众的区分，是合理引导的关键要素。
当前，藏传佛教既是蒙藏地区各族群众的信仰，在大都市中信众也极为广泛，不仅藏传佛教僧侣，往返于内地城市进行宗教活动，北京、兰州、成都、呼和浩特等大都市中也有藏传佛教寺庙分布。这使得藏传佛教传播呈现出层次性，一方面是都市中现代化语境和生活方式下的人群对藏传佛教怀有前所未有的热情，如坊间传闻，“仅北京市朝阳区就有20万仁波切”；另一方面，蒙藏地区的基层社区也广泛分布着藏传佛教寺庙，接受本地居民，特别是仍以传统方式为主生活的蒙藏居民崇奉，宗教生活在其生活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可见，在藏传佛教开始跨越民族边界，向世界宗教发展的过程中，把握藏传佛教对信众客体的社会适应，应与推动蒙藏等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支持鼓励民族文化繁荣密切结合，将引导原则置于藏传佛教传播区和少数民族信众生活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框架下，以全面发展解决民众生活的实际问题，推动藏传佛教面向信徒传播的自然适应。
藏传佛教在跨越民族边界面向都市传播的过程中，对都市信众的生活影响与民族社区居民相比有很大差别。如就仪式层面而言，都市信徒的宗教仪式往往体现在对宗教活动的参与感或内心修为方面，而与宗教相关的如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仍归于相对标准化的都市生活。作为藏传佛教的起源地，藏区的现代化和藏民族的跨越发展，既是时代趋势也是民心所向。现代化进程中，藏传佛教能够跨越民族社区的吸引力在于其“纯洁性”，而在部分蒙藏民众的认知中，跨越民族社区边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传佛教的“纯洁”。因此，藏传佛教的跨区域传播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蒙藏少数民族信众的心理变化和认知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