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夺权到掌权
时间：2021-06-03 08:00: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执政党与革命党确实有诸多不同，但是在理解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时，仅仅关注两者之间的区别显然是不全面的，本文从对经济工作的关注、与群众的关系、对创新的强调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发展在革命党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革命党； 执政党； 传统； 继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9－0067－04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党和执政党是其生命周期的两个阶段扮演的不同角色。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现存体制、并以推翻现体制为目标的革命党；新中国建立以后，成为一个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实现其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执政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工作方法、工作重心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适和定位，以契合社会对执政党的新要求；但是这种转变并非一种历史的完全断裂，并非对革命党时期所形成的传统完全的、彻底的抛弃，而应该在对革命党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但是现有革命党、执政党关系的研究，学界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革命党时期形成传统的否定，即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区别。这种研究取向对于我们弄清楚党的角色变化以后，必须在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正如任何研究取向在强调一个方面的同时都必然导致对其他侧面的忽视一样，它在强调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执政党对革命党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拟从强调经济工作、注意党群关系、重视创新等方面梳理执政党对革命党传统的继承、发展，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求教方家。
一
在比较“革命党思维”与“执政党思维”的不同时，有学者以为革命党关心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革命党通过对旧生产关系的深刻解剖，一方面指出这种生产关系的非历史性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另一方面分析由此产生的社会成员地位的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揭露其非人道性对人的自身发展的阻碍。”[1]而“生产力的发展暂时不在其视野之内”。确实，作为一个以推翻旧政权及其所代表的旧制度为目标的革命党，在进行社会力量的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深刻批判，对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强力宣传才能激发特定社会成员的反抗意识，才能将各种现存的和可能的“异己”势力聚合起来，实现改造社会、建立新制度的目标。
但是，这种“批判精神”仅仅为革命党达到目标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可能要变成现实，最终起作用的还是物质力量，即只有用“武器的批判”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实现角色的转变。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旨在推翻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国家政权的重大变革。这场变革的实现必须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才能完成。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种特殊路径实现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经过20余年的力量积聚才最后取得胜利，转变为执政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胜利，只有在包括人力、物力等物质力量逐渐取得优势后才能获得。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既要对旧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批判，以揭露其极端的不合理性，还要在实践中，通过对自己控制地区（根据地、解放区）的旧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从而达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同时，还必须通过自己控制的政权的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引导、管理，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很难想象，在漫长的力量积累过程中，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仅仅专注于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批判和揭露，而不在实践中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不注重自己控制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很早就举起“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在否定农村中的旧生产关系的同时，还非常注意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早在井冈山时期，针对边界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就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2]1933年，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忽视经济工作的状况，毛泽东要求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经济工作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3]
在强调经济工作时，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主要是围绕着革命战争、从战争的需要这一角度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这确实是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未取得政权前，关注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党的领导人也从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角度要求全党重视经济工作，在他们看来，经济工作既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4]毛泽东甚至将经济工作、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人民是否拥护的高度加以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啊，草啊，税啊，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啊，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来说，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5]毛泽东明确提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6]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关注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还在实际工作中将经济工作放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才使根据地（解放区）经济不仅能支撑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据记载，1929年，湘鄂赣根据地阳新县蔡家湾的粮食产量由过去最低200斤，最高400斤，提高到平均400斤，最高达800斤。1933年，赣南和闽西区域的粮食产量比1932年增产15%，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20%。[7]同一时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家有白米饭吃了，有100万人以上有新衣服穿了。”[8]因此，我们很难简单地认为，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仅仅着眼于对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进行道义上的、理论上的批判，仅仅根据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区别敌、我、友之后，或者在将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就万事大吉，而没有关注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在提高根据地民众的物质福利方面取得任何成就。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共产党没有给根据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仅仅依靠政治口号、各种动员大会就能使民众长期义无反顾地拥护共产党、支持共产党，从而使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