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现实性和跨学科:党建理论研究的重要面对
时间：2021-06-02 16:00: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求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论指导党建理论研究。党建理论研究是经世致用之学，只有直面党的建设在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党建理论研究才可能有厚重的价值和持久的生命力。执政党建设是一个与政治体系、社会体系紧密关联的系统性工程，政党现象及政党行为具有多方面的视角，从而凸显了党建理论研究跨学科的问题。
[关键词]党建理论研究;科学化;现实化;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6-0033-03
一、以科学化推进党建理论研究
党建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要发现党建内在逻辑，揭示其本质，探索其规律，为党的建设提供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要求坚持科学态度，秉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对党的建设所涉及的诸领域、诸现象、诸问题进行系统的而非零碎的、本质的而非表象的探讨，以发现党的建设所具有的必然性。
正如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少人认为政党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宣传紧密相关，带有阶级性、主观性和价值倾向性，难以做到科学化。曼海姆曾经认为，意识形态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是超越情况的思想，它们事实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自己所设计的内容”[1]。这个观点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但是，如果将党建理论研究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就很难做到研究的科学性。宣传有纪律，科学无禁区。科学是光明磊落而又无所畏惧的神圣事业，唯有科学化的党建理论研究才能不断揭示政党发展历史规律，才能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因此，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科学化的第一步，乃是真正确立党建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科学是学术研究得以深化的前提，科学也只有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才能持续地得到传承和创新。
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要求研究者坚持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抛弃任何个人的偏好，从事实出发，力求客观公正地解释党的建设中的因果关联，揭示其固有的客观必然性，并提出有客观依据和符合逻辑的对策。正如迈克尔·罗斯金所说：“政治科学训练的是一种平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政治分析，而政治实践通常需要坚定的流行的和简化的观点。”[2]一般来说，任何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总是基于某种规律的研究，“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3]显然，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所欲揭示的党的建设的规律只能是建立在政党发展的历史和政党活动的客观事实的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原则、结论或者主观愿望出发。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4]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应当防止主观随意性，力求客观准确地揭示政党的本来面目，使自己的观点不因政党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迈克尔·罗斯金说得好：研究者们，如果他们以此为职业的话，要努力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情况。
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要求研究者坚持无私无畏的科学精神。如敢于创新的精神、怀疑批判的精神、坚持真理的精神、社会责任等等。科学研究总是意味着创新，创新是首要的科学精神。爱因斯坦在论述科学的几篇文章中一再提到科学对于打破陈规旧见的重要作用：“科学研究能够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5]党建研究者应当根据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做出新的判断和概括，这又需要敢于坚持、献身真理的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此马克思说道：“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爱因斯坦曾经多次强调过的科学研究中的宗教般感情：“在我们这个物质享受的时代，唯有那些具有深挚宗教感情的人才是认真探索的人。”[7]
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要求研究者坚持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巴甫洛夫曾经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科学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8]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在党建理论研究中引进实证研究的方法，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丹尼尔·贝尔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随着尖端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9]如果丹尼尔·贝尔的话尚有点过分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话则应该认真对待了，马克思说：“一门学科，只有当它用得上数量统计的时候才可以称得上一种真正的科学。”[10]党建理论研究中大量的表现为规范研究，如果在当下党建理论研究中能够充分地恰当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在数量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那将是对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大贡献。[11]
二、在增强现实性中推进党建理论研究
强调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并不排斥研究的现实性诉求，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一再号召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当下中国实际情形之“的”，正蕴含着党建理论研究中的现实性主旨。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个具有复杂性、艰巨性的问题，应当抱有现实性的态度，秉持实践的品格，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运作及其所处的现实环境出发，寻找当代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规律。
首先，增强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应当从党的领导这一事实出发进行研究。上海交通大学胡伟教授指出：“任何对当代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进行的探讨，必须首先正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持续执政的事实，并把这一事实作为考量中国政治发展途径的基本变量。”[11]这句话我认为还是很中肯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党建研究的一个历史前提和现实前提，那种以所谓的价值中立的名义，主张基本否定现实政党政治一切推倒重来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无疑是不可取的，必须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作为党建理论研究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出发点和前提。
其次，增强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要求持守建设性的态度进行研究。自古以来，有一种以批判精神为圭臬的学术传统。诚然，学术研究确实不能离开批判，但是，如果就如何推动政党发展，除了批判还是批判，而不提出任何高见，这样的研究无助于推进政党现实发展。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本身乃是建基于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和苏联模式的搬用上，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予以渐进式的改革，这就要求研究者以积极的态度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多提建设性意见。同时，政治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现实政党政治的技术性变革乃是现实政治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持守建设性的态度来研究党的建设，也是应该的。
再次，增强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要求立足中国实际、政党实际进行研究。诚然，我们不可一概否认政党哲学存在的价值，但党建理论研究本质上应是经世致用之学，立足中国当下实际，直面政党发展中的问题，乃是党建理论研究应有的使命。政治研究中有一种将他国的处方拿来应用于中国的做法，看起来相当新奇，甚至十分时髦，但是究竟有多大的实用性，却是很令人怀疑的。比如，西方出了一个“善治”，马上就引过来，看看善治对中国的挑战；西方出来一个新公共管理，也是立即引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应当允许不同的学术思路，但这种做法无限夸大，走到極端，流于概念的炒作，就不足取。说到底，中国政党发展的对策，只能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依据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从中发现中国政党发展的固有规律，从中找到推进党的建设的方略和对策，这才是现实的道路。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他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2]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建理论研究应当从当下政党所处的社会生态中，从政党与社会、国家的现实关系中，找出政党发展的逻辑，提出政党发展的对策。这也要求研究者确立坚定的实践品格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地关注多样化、信息化、全球化时期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以更好地发展、完善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