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变革能力分析

时间：2021-06-01 16:03:3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回顾90年余的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由小到大，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执政党，究其原因是其善于对自身的执政生态系统进行变革，在与其他党派的竞争中保持了系统性、整体性、严密性和先进性优势，使党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结构、体制机制与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变革不仅有内因、外因的制约，而且政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适应性；变革能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1-0081-05
　　政党是顺应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的政治组织。政党奔波于政权、个人和利益集团之间，通过各种政治活动阐明自己的纲领和主张，达到凝聚组织力量、壮大组织规模、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扩大政治话语权的目的。政党要实现自身的立党目标，必须根据所处的不同时期、环境以及各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寻找合适的活动方式、组织结构、体制机制，并随着时代、环境、条件、任务的变化而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政党具有高度的变革能力。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黑暗的旧中国，党从一出生就面临着生存危机、参与危机、合法性危机。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始终伴随着不断改变内部运行机制以应对环境、条件和任务的变化，在不断化解各种内外危机中不断发展壮大。横向来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党、政权相比更善于变革，更富有进取精神，更饱含革命激情；纵向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变革能力总体上呈现波浪式、螺旋式迂回上升，期间也出现过阶段性、周期性、结构性下降的时期，但始终能够对组织、结构和体制进行不断变革，跟上时代的脚步。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变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变革能力的内在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没有自身的利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根本宗旨。但是，它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地西欧有很大不同，和前苏联也有很大不同，党务、革命、武装、土地、政权等等课题都需要从头学起，从头摸索。大革命时期，幼年的党没有重视对军队的掌握和领导，尽管有很多共产党人在军队中担任党代表，但没有军事指挥权，右派分子一政变，党就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这固然有敌人强大的因素，但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怎样创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毛泽东等在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中，着力从思想上、组织上、体制上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变革。经过变革，这支军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支旧式军队，它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有优良的制度和结构、有顽强的战斗作风、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切都根植于党和军队的性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性质和关系是依靠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实现的。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就是一个缺乏变革能力的政党，两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在体制和结构上都帮助过国民党，但只要两党一分手国民党一切照旧。譬如，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它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国民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去，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这是北伐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组织、制度保证。但国民党一旦背叛人民，这样的制度即不复存在。国民党及其军队、政权已经完全变质，离开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权力结构演变成了一种军阀联合体的结构，失去了其进步性、革命性。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也真心帮助国民党训练敌后游击干部，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还担任了游击干部培训学校的教官。但国民党由于其政党和军队的性质，不可能学会这种扎根于民众之中的游击战争。共产党则不然，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策略开始调整军队建制、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正规兵团地方化，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和地方基干队、民兵、游击集团有机配合最大限度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小平说：“一九四二年成立武装工作队，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提出与加强格子网内的斗争，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2］武工队的组建和发展彻底改变了华北的抗日局面，这是一次成功的机制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它将政治、经济、军事、反特斗争统一在敌占区的游击战争之中，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特种作战、非对称作战方式。这是国民党及其军队无法做到的，究其根本原因，党、军队、政权的性质不同，国民党代表的利益集团是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国民党无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深入群众、领导群众开展敌后的人民战争，国民党的军队只能打常规战争、打阵地战、打防御战，而这恰恰是日军的优势所在。所以，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提出了变革的问题，“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1］385。事实上，抗战八年，国民党都没能对其政府系统、军事系统、党务系统做出任何有效的改革。西方学者认为：“国民党在以一党专政去重新统一和统治中国的竞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是一个老化的组织，它的观点和兴趣都停留在过去那一套上。”［3］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还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同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起义将领，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些著名的无党派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医疗专家，甚至宗教界人士、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头人，只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都在执政系统内给予相应的政治地位。这样的人员结构和制度安排，显然与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局部执政阶段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集中力量剿匪反特、打赢抗美援朝战争至关重要。这又是一次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它既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中国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周恩来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4］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才有这样的胸襟，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改造他们，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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