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和谐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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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战略的演进与发展，本质上是军事战略思维的运筹、谋划与运动的过程。军事战略思维既带有鲜明的军事特色，同时也蕴含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谐是中国军事战略传统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军事战略文化的显著特质。深入研析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意蕴，认清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构成及表现，进而明晰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建构途径和实现方式，是深化军事战略思维研究、提高军事战略实践水平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和谐；军事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E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21-09
　　军事战略思维，是“从战略高度把握客观事物的高级思维形式，是思维主体依据战略诸要素为形成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和战略决策而进行的观念运动”［1］。任何一种军事战略思维方式的出现，既是适应战争形态演变发展和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反映和浸润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以和为贵、崇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追求和谐、向往和谐，已经深深融入普通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内化为他们处世行事的行为特征，成为他们固有思维方式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探究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哲学品格，既应看到折射于其中的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也应看到渗透其中始终割舍不断的以和谐为重要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尤其在我国国家利益不断跨出传统国界，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发展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深入挖掘蕴含于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中的和谐思想资源，探寻其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乃至和谐世界建设的内在关联，无论对于深刻理解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还是对于实现推动军队建设整体转型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双重历史任务，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历史传统溯源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现实事物总有一些涂抹不掉的历史印迹。任何事物的形成，都会经历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没有历史的积淀和延续，现实就不能成其为现实。崇和尚和，是中国军事战略传统的重要特质。《太白阴经·贵和篇》就说：“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研究历史，探析中国军事战略传统中的和谐理念与和谐思想，是更加深刻和准确理解当代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必然要求。
　　（一）“止戈为武”的思想
　　与西方传统文化崇尚斗争、冲突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的重要性，认为“家和万事兴”、“和实生物”，这反映在战争领域，就是追求和平的战争观。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军事战略传统的基本指向。作为战争指称的汉字“武”字，从词形构成上分析，即是“止戈为武”之意。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汉书》指出：“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干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汉书·武五子传》）可见，运用武力本身并不是目的，止息干戈才是运用武力的真正目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楚、晋两国交战，楚庄王率领的楚军大获全胜。这时，一个叫潘堂的大臣向楚庄王献计，称可以将被楚军杀死的晋国士兵尸体堆积起来，炫示楚军战绩与武功，以给予潜在敌人以震慑。楚庄王否决了这一建议，并说出了自己的考虑。他说，从字形结构上看，“武”由“止”与“戈”组成，战争的本意是制止战争，而不是攻城略地和大开杀戒。同时，他又阐述了战争的七大目标，即制止暴力、消除纷争、维持强势、巩固战功、安定社会、凝聚百姓、增加财富。可见，动武本身不是目的，消除战争、达成和平以及和平达成之后的江山社稷永固和民生福祉改善才是其根本目的。许慎在《说文·戈部》中就曾说道：“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正是因为楚庄王关于“武”的内涵和目标的解释富于哲理和智慧，因而其所阐述的战争七大目标才被后人誉为“七德”，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对“武”的解释也才将楚庄王的原话作为重要依据而加以引用。楚庄王对“武”的解释之所以会受到普遍认同与赞誉，并不在于其作为诸侯王公的身份地位，而在于“止戈为武”与中国追求和谐的战略基因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非危不战”的思想
　　中国兵学鼻祖孙子明确表达了“非危不战”的慎战思想，他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孙子兵法·作战篇》）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老子同样认为在是否发动战争的决策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战争不仅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而且动武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战争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即使军队强大，对于战争也应当慎之又慎。孙子关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的论述，就蕴含着中国古代先哲对于武力局限性的深刻认识和高超智慧。这一极富哲学洞见和极具辩证法光芒的认识与判断，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国力、军力上远远超出周边国家却能够始终如一奉行睦邻善邻政策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华文明得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中断而得以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的深层原因。中国在对付国内少数民族叛乱时，主要采取和亲、互市、朝贡等怀柔政策，而不是采取武力镇压与强力清剿的铁血政策，就体现了中国军事战略传统中的“慎战”思想。在上古传说中，舜帝通过“修政偃兵”的途径平定边疆少数民族的叛乱，并赢得边疆少数民族的敬服与归附。这种以战争之外的手段解决争端、化解冲突的方法，一直得到历代史学家的推崇。而素有雄才大略之称的汉武大帝尽管在用军事手段驱逐匈奴上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因此扩大了帝国的疆域，但却屡屡遭到后世史学家的诟病，指责其连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甚至有史学家给他下了穷兵黩武的定语。管子就认为，如果战争不义，军队再强大，士兵再勇敢，也会最终走向失败，“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管子·法法》）即使一时侥幸获取，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左传·隐公四年》）进行战争必须有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否则，仗还没有打，就会首先在道义上败下阵来。只有当国家遭到强敌入侵，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时，才能拿起正义战争的利剑，去“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管子·霸言》）这个时候除了以战止战，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因而战争是合理而正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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