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惨重的挫折,,,前所未有的壮举
时间：2021-05-25 16:03: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再现中国人民的百年革命风云录，无论如何，红军长征都是重要一页，而且应该浓墨重彩。
80多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正是这一伟大壮举，才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所遭受的空前惨重的挫折，转危为安，并一步步走向了最后的胜利。因此，它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家丢了——被动的战略转移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于1927年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大旗，率领广大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一支支红军队伍和一块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并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内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工农兵政权，革命烈火重新在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为了消灭蓬勃发展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但都被英勇的红军所粉碎。1933年9月，蒋介石绞尽脑汁，调动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最大的一次“围剿”，也就是第五次“围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正一步步向关内逼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猖狂“围剿”红军，这是大背民心国势的失道之举;而且当时的中央苏区红军已经发展至10万人，赤卫队近20万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握红军领导权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李德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领导。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只有正规战、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却对他十分信赖，把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据当年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于是，李德和博古相互支持，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更抛弃了红军在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阵地战、堡垒战，“分兵把守”“节节防御”。结果，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红军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战斗力不断下降。
1933年11月下旬，正当红一方面军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去讨伐第十九路军。这样，中央苏区东面、北面的压力就大为减轻，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当时，周恩来及时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侧击蒋介石的“入闽军”。张闻天也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及时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等同志的建议，错失了打破“围剿”的一次极有利时机。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又得以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从而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最困难的境地。
反“围剿”失利最典型的是广昌保卫战。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歼敌2626人，自身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4。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红军遭受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彭德怀当面批评李德由于军事指挥错误而断送了苏区，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闻天也开始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够胜利吗？并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论。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就连曾支持过“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也开始对李德的指挥表示不满。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等地后，再次集聚兵力，拟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之中心发动全面进攻。这时，经过近10个月的反“围剿”作战，中央苏区的生产已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给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十分困难，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仍决定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从而使中央红军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防御作战，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到1934年9月上旬，根据地已大部丧失，红军几无立足之地，博古、李德等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连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后方工作人员共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向西突围转移，离开了自己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家”，告别了苏区的亲人，踏上了前途渺茫的长征之路。
新转折——遵义会议的光芒
为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新形势，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并明确了转移方向，即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人力物力上也做了相应准备。然而，准备工作又是很不充分的。首先，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而李德却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结果，许多工作只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直到9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了传达，而此时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还蒙在鼓里。其次，军事行动过于仓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苏区还有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于都等县之间的地区，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空档，让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实施突围转移。但是，此时的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犯了战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从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长征的信号，到10月l0日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只有11天，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只有22天，时间太仓促了。而且又是搬家式的行动，坛坛罐罐，一应俱带，累赘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