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的命数
时间：2021-05-18 00:02: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因为在各种突发事件频频“被主角”，“临时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态中一个独特的符号。
“转正？哼！想都不要想！”2014年4月24日，面对《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余习亚没有言说的欲望，他右手一摆，指着广东东莞常平派出所的门卫侯红彦告诉记者，“你找他（采访）也是一样，我下半年就不干了”。
年近五旬的余习亚，来自湖南常德农村。前几年，他就嚷嚷“不干了”，但每年春节后，他依旧出现。像他这个年纪，找工作确实面临很多困难。
和余习亚一样，侯红彦也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常平公安部门任治安员，至今已干20年。这些年，东莞治安员的形象不被看好，很多打人等恶性事件中，都有这个群体的影子，这包括后来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冀中星案”。
去年4月，东莞市政府将分散在各镇、村（社区）的3万名治安员，统一整合到公安部门的层面来统筹管理—此前，部分镇村多是自己聘治安员。
这场被媒体喻为“收编”的行动中，“治安员”—这个名声不大好的群体，其称呼被改为“辅警”。但“改称”也好，“收编”也罢，本质还是临时工。
在机关单位用工制度中，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身份既相互依附，又泾渭分明。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即便朝同一方向前进，也没有交叉的可能。临时工的命数，从选择起就已注定。
这不只是治安员的遭遇，城管系统的协管员、政府的编外人员等等，大都如此。
去与留的迷茫
侯红彦是河南省上蔡县大路李乡肖里侯村人。18岁那年，他就去部队当兵了。23岁退役后，他来到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公安分局巡警队任治安员。如今，在职业生涯的去与留上，43岁的侯红彦和余习亚一样，时常迷茫与不安。
侯本是个大大咧咧的兵哥，但长期处于公安系统食物链底层的他，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虽然同一个大院上班，他们（民警）其实也看不起我们的，我们就是社会底层。”在常平派出所门卫室接受本刊采访时，侯红彦谨慎地说。和记者开聊不久，进出派出所民警的异样眼光，很快让侯如坐针毡。得知有记者来采访侯红彦后，派出所领导将电话打到办公室，叫侯去接，主要询问他：记者都问了什么，并吩咐他不要乱讲话。
放下电话，重回记者身边时，侯的眼光变得游离不定。只在说到他家庭时，他才平常得像一位朴实而真诚的邻居大哥。侯有两个小孩，女儿今年14岁，儿子9岁，但都随老婆回老家了。
早前，他们全家都在东莞工作和生活，在周末或没有执行任务的晚上，一家人可以好好团聚。但随着孩子长大，在这里进不了公办学校就读，民办学校收费又很高—两个小孩一年的开支要2万元。这对月收入只有2000元的侯红彦来说，难以承受，只好让他们回去读书。
忆起20年前，23岁的侯红彦刚到治安队时，意气风发。但现在，他也承认，“年纪大了，没那么大的冲劲了，就图安稳些”。何况，再多的努力，对进入临时工管道的群体而言，命数已定，没有改变的可能。
20年后，和他进巡警队的很多治安员，“干着干着，感觉没前途就都走了”。侯红彦没啥门路，也不知道干啥好，就留了下来。且当兵出身的他，骨子里对干治安的工作“还是喜欢的”。但成家、生娃后，工作的功能逐渐变成了谋生的主要手段，当初的兴趣、热情也锐减很多。那些曾一度让他无限欢喜的抓贼经历，也变得索然无味了。
20年的治安员生涯中，有18年，侯红彦都在路面巡查，发现小偷时，抓抓小偷。有抢劫犯的，追追抢劫犯。但更多的时候，主要就是盘问、盘查那些生面孔、着装奇异，甚至纹身、染黄毛的小伙子。
2012年前，在治安联防费还没有停收的时候，侯红彦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和他的同事一起帮政府收收治安费，每间店铺每年200元，公司每年1000元，工厂则按人头收，每人30元。这个费用原本就很滑稽，纳税人交了税，公安部门保平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纳税人一旦到了东莞，又要叫人家交治安费。因此，这一地方特色的收费模式，广受诟病。其直接后果是，那些沿街收取治安费的治安员接受了人们的吐槽和唾骂，“我们这是交保护费给治安员啊”。不过，侯红彦说，收的钱都是上交给政府的，他们只是在帮政府收，“都有票据，并不是外界说的那样—治安员收了自己用”。
抱怨也好，理解也罢，日子就这样不断地重复着无趣。“有趣”的事终于来了，但很危险。两年前的4月29日，在下班途中，侯红彦见到一个女的被一年轻小伙子持刀抢包，他迅速追赶。途中，那小伙子捡起地上的砖头，砸中了侯的脚部，并致其骨折。侯继续忍痛追赶，并成功擒住了抢劫犯。
这事给侯红彦平静的职业生涯带来了荣耀：东莞认定他此举是见义勇为，各级领导接二连三地到医院慰问他，并送慰问金。但这次经历，加上此前多次被评为优秀治安员的荣誉，都改变不了他临时工的身份。只因追抢劫犯脚部受伤，他的工作被调整到相对轻松的常平派出所看大门。
这只是枯燥乏味工作中的一点小波澜，就如同向平静的湖面投了石块，随着涟漪散去，日子再次恢复平静。侯红彦看同事老余（余习亚）整天嚷着辞职，不禁也黯然伤神。“从老余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侯红彦说，有时，他也琢磨要走，但没有勇气，何况出去未必就能找到更好的。在这里做治安员，即使处在权力的辐射层，但靠近权力，还是能享受到些“福利待遇”。比如，优质而廉价的单位食堂饭，比如单位提供的小宿舍。如果没有这些，每月他至少多花600元。
此外，在工厂加班加点、累死累活，拿到的也不过是这个数。两者相权，迷茫中，侯红彦仍在继续坚守，也在不断坚守中，持续迷茫。
重重压力
这不只是身处体制内食物链底层的东莞治安员群体的遭遇，全国范围内，只要临时工的身份没变，即使工种各异，在经济上，他们的处境大都比较艰难—身处省会城市的临时工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