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里,用心血研究“农民犯罪学”
时间：2021-05-08 16:04: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2年春天，陈里成为各大媒体追逐的风云人物，有人评价，陈里的书《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是“一个博士的农民情怀”的展现
“我的一生经历，可以拍一部连续剧。”陈里感慨地说，“片名就叫一个山里孩子的农民情怀。”陈里，任职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多家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但是，在骨子里，他依旧有深深的农民情结。
去年，陈里的书《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出版，这本书，甫一发行，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12年春天，陈里成为各大媒体追逐的风云人物，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各大网站先后以此为基点做访谈。也有人评价，这本书是“一个博士的农民情怀”的展现。“我觉得这有点抬高了，这只是一个农村孩子对国家的期盼啊！”陈里在北京北四环某宾馆的电梯内感慨，在北京的行程，被几家媒体挤得满满的，从一个访谈奔向另一个访谈，见了一拨又一拨记者，“我本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我只是想把我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去关注这一群体。”电梯停了，陈里按住开门键，让其他人先行，“在中国，农民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语气内满是忡忡忧心。
第一本农民犯罪学书籍出版
《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这本书最初的雏形，是陈里的博士论文。2004年，在政法系统工作多年的陈里，希望能在学术上再有更进一步的提升，几经思量，他选择了原西北农大校长、农业部原副部长、农业专家张宝文做他的导师，重点研究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他的导师最初对他的选择有疑虑，不明白他作为一个在政法战线上工作多年的干部为何会选择这一课题作为研究的方向。陈里专门为此与导师做了一次长谈，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叙述了他对农民问题的思考：面对着当前社会的进步和转型，农民的角色如何转换？农民问题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认为只有通過制度和政策来调整。”陈里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很早就有深入的想法。一席谈话，导师张宝文不再有疑虑。有着多年政法工作经验的陈里开始在农业领域内做系统的研究。
“跟着导师的这三年，读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陈里说。2007年，一篇以翔实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农民犯罪原因的博士论文顺利完成，同年，《农民犯罪的经济原因分析》的文章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拥有管理学博士头衔的陈里，日常工作依旧担任着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一职，但视野却更为宏阔。他敏感地体悟到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在经济生活中的尴尬处境，立足总结多年从事相关工作的实际经验，他觉得有必要将他的论文更进一步扩充完善，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农民犯罪问题的根源，并从源头加以重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从根本上预防农民犯罪的话，我们必须要用犯罪学的心理学来研究农民为什么犯罪。”基于此，陈里开始对他的论文进行补充修改，在博士论文完成的第四个年头，一本厚厚的专著《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诞生了。
如同治病要知道病灶，知道为什么会生病？如此，才好对症下药。陈里的书便是进行病灶分析——对农民犯罪的经济根源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同时，也提出了诸多颇具操作性的对策建议。陈里的导师张宝文对陈里的书做了高度评价：“该书以全新的视角去研究农民犯罪的发生机理，全面剖析农民犯罪的经济决策构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有效的防范农民犯罪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
在写作方式上，陈里也有所创新，“本书的理论构架是来自于生态经济学的一个模式，我借助这个模式引入到农民犯罪的研究。”同时，他还借助了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这个背景就是社会的矛盾和整个利益的分配。结合当下环境，这本书也就不仅仅止于农民问题的分析，它还带着时代的体温与壮阔的历史背景。
有人将这本书归类于“犯罪学。”也有人说，这是第一本将农民犯罪问题提高到学术角度去分析的书，为法律专家研究农民犯罪心理学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陈里想得倒是简单的多：“农民不易，如果能从根源上了解农民走上犯罪的原因，并在源头上加以杜绝防范，我们的社会就会安稳很多。”写了这么多农民犯罪的原因分析，陈里却对农民心存怜惜：“很多原因，可以归咎到一个字：钱。因为穷啊，吃不饱饭，如果能在生存技能，生活环境上给予他们关心与支持，谁愿意走犯罪这条路？”话题继续延伸：由农民生存环境到农村土地问题再至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及农业发展现状，陈里的话语中透着满满的忧思。他早已不仅仅站在他的工作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仅仅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这一工作职责使然，他不会有如此宏阔的视野。责任心驱使他向这一窄门进军，那责任心，源于一个拥有农民情怀的人的热忱，也源于他对农村农民现状深沉的悲悯。
艰辛的成长励志剧
在陈里自诩为“像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成长里，农村生活占据了他人生很大一部分胶卷。片头的“ACTION”始于农村那片苍茫，在人生各自阶段的“CUTTING”中，角色变换过很多——教师、研究生、学者、官员——但背景的主色调依旧是农村那片大地的金黄，不论是家乡秦岭南蘼伏牛山边缘的河南南阳，还是在他生活工作了大半生的古城西安，黄土坡上的山风将他与农民紧紧相连。
身材高大的陈里，说话中常常带着笑意，有儒雅的气息。他常常风趣地说：“我比同龄人看着年轻点的原因，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两点：第一，四十岁之前，我基本上不笑，生活太苦了，我没有资格笑，已经不会笑了，所以皱纹很少爬上我的脸，四十岁之后，生活变好了，没什么可以忧愁的了，我不愁，所以，皱纹也不来找我了。”
那段太苦的，笑不出来的日子，包含了我们人生中所能想象的所有的苦：父母早逝，家贫辍学，因家庭历史原因，父亲受迫害，贫寒家境中的老大，底下是嗷嗷待哺的六个兄弟姐妹。生活重担像大山一样倾轧下来。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陈里，那个时代，政治色彩所带给个体的压抑与屈辱感受与其他人并无二致。甚至更甚。家境不好，时局纷乱，小家失衡，国家陷入疯狂，他就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度过童年与少年。人生在开局之初，命运并没有赐予他一副好牌。
他太熟悉农村的环境了，他太了解农村的苦涩与无奈了。这些并非只是人生经历，在经年的生活中，年轻时的所感所想所知，渐渐沉淀为感同身受的理解与悲悯。
还好，在陈里的生命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音乐。十三岁那一年，有一个音乐老师带来了有关聂耳的一本书，这本书，成了陈里的救命稻草——他开始引聂耳为人生榜样。他开始以音乐为努力的方向。他不停地练习乐谱，期待有一天也能谱出惊世的曲目，他省吃俭用，托人买回来一把小提琴，在小山沟里吱吱呀呀地练。那时，他以天来衡量岁月，惜时如金。聂耳活到二十四岁就去世了，冥冥中，他觉得二十四岁的生命也是他的人生大限，他为自己的人生预先设置了休止符，在通过休止符的道路上，就多了许多珍惜与仪式感。
“就好像在一间暗房内，你看不到光，你很着急，你就拿着棍子，拼命地向上顶，向上敲，想敲出一个洞，想让阳光洒进来。”音乐为他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一点点光亮，他对音乐的热望，毋宁说，是对新生活的热望。
但这也是不被理解的。在农村，整日抄写乐谱，练习小提琴，早已被家人视为不务正业。在父亲及家人的多次打击下，终于，倔强的他有一次赌气挣断了小提琴的弓。以示决绝。家人以为他从此与音乐绝缘了，他却知道，还没完。那年冬天，大年初二，他借了一辆自行车。从家骑到南阳市，一百七十里地的雪路，歪歪斜斜地往前扑。找遍了南阳市所有的商店，找不到小提琴的弓，后来，买了一把大提琴的弓回来，继续拉。“我的心不死。”那一年，他不到二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