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
时间：2021-04-26 12:05: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束星北的家人
父亲束星北和母亲葛楚华先后生了七个孩子，依次是儿子束越新、女儿束沪新、儿子束孝新、束庆星、束义新、束润新，最后是我。自从1931年父亲回国结婚，母亲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父亲的身旁，在父亲最艰难困苦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撑。我母亲慈悲为怀，厚道、大度。无论别人说父亲什么右派啊、反革命啊，她都坚决地与父亲站在一起，精心操持家务，认真抚养孩子，与邻里的关系也一直很好，遇事处之泰然，从来没抱怨过。
母亲9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在湖南湘乡，母亲从此在教会学校上学，学会了爱，学会了宽容大度。母亲常常对我讲，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嬷嬷们的奉献精神，但学校却说教会是特务机构，这和从母亲口里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母亲总是对我们讲，后退一步，天地宽。做人不要光考虑自己争面子，更要学会给别人搬梯子。
肃反运动期间，父亲受不了，曾想到自杀。1955年5月的一天早上，母亲悄悄地指着脚盆里父亲那套湿透了的衣服告诉束庆星，你父亲昨天晚上去过海边了，你不要只顾着看书，上去看看，和他谈谈话。哥哥就告诉父亲可不要想不开，既然从来没做什么亏心事，就不需要害怕，事情总归会查清楚的。父亲说：如果我死了，你敢不敢去北京为我告状？哥哥坚决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去也活不过来了。如果你不死，我敢，现在就陪你去。不久，哥哥陪父亲去了青岛市检察院。听完父亲的陈述，检察长问：“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父亲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那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那就让人家说去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的多少来定。”他接着说：“你是教授，过去用笔杆子、嘴皮子工作，现在是参加实际斗争。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我们要接受党的考验，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他们送到门口，并再三叮嘱父亲要记住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度包容”和“忍耐”。此后没听说他要离婚、自杀。当时，四个孩子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两个在小学，父亲不能不有顾忌。
我从来没看见父母互相指责和争吵，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有时候，他们可能闹别扭，父亲跟母亲赔个笑脸，什么问题都过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肃反期间，我七八岁，半夜睡觉醒来，听外面的房子里父母谈话，声音很小，母亲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离婚，我没有别的条件，我只要带着妹妹。”我听后很害怕，担心了好一阵子，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离婚的情形。
束庆星1956年从青岛二中毕业，高考成绩很好，父亲当时已经挨整，受到牵连，清华北大录取时，他的档案被甩到一边，亏得还没录取完，父亲获得短暂的平反，他才得以上复旦大学。我大姐束沪新只考上了石家庄俄语专科学校。二哥束孝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成都机车车辆厂，后被送去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还有一个哥哥下乡到莱西。母亲原在山东大学校产科工作，“反右”受牵连，站在凳子上被批斗。1959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时，她被迫辞职。直到1983年底，经山东省政协主席赵芳洲过问，山东大学才为她补办了退休手续。
大哥束越新1950年18岁当兵，做到飞行教官，父亲划为右派，又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就不让他飞了，1959年复员回青岛。回来后强迫父亲写检查，家里气氛才有点沉重。当时我真的从心里恨他，我的两个哥哥也恨他。后来大哥对我说，父亲犟，不这样，说不定早就被打死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父亲不想写检讨，检讨确实是他的亲笔，但据我所知，很多检讨是大哥让他写的，甚至是我大哥写完让他抄的，但是大哥不承认。大哥坦率地认为改造的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认为父亲基本上没变，还是老样子。我只能说他学会了保护自己，变得更低调更成熟了，但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哥的看法一致。
文革初期，山东海洋学院、青岛二中等好几帮学生抄家，要带走我父亲，大哥就和他们争吵，说，你们找青岛医学院去，没有青岛医学院的同意，你们不能把人带走。学生们只好带走母亲和大哥，后来看我大哥穿军大衣，有所顾忌，抓我母亲也没什么用，才将我母亲和大哥放出来了。后来我们逐渐理解大哥了。他等于从天堂到地狱，人生落差太大了。我和大哥开玩笑，我们弟妹都没进过天堂，都没有你那样的感受。
1960年，父亲看到大哥从一个飞行教官沦落到街道上拉地排车，就全力指导他研究颜色光学。颜色光学是一门边缘物理学科。父亲教大哥物理、英语和德语，大哥也很刻苦，两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学问，写出了《颜色光学》一书，就不大在乎外面世界的事了。父亲的精神完全转移到帮助大儿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念中。改革开放后，大哥创立了颜色光学研究所，并担任颜色光学学会会长。
父亲在月子口水库劳动期间，每月20元生活费，大哥复员回家，没有工作，母亲也没有收入，我们几个未成年，生活异常艰难。1960年他到青岛医学院，拿到85块钱，日子过得依然紧张。当时运动不断，好在他人缘好，帮助别人修半导体什么的。打饭的时候，伙房师傅特意给他多加饭菜。
我家从各方面都是优先考虑父亲的。灾荒年代，母亲在阳台上养两只鸡，鸡下蛋以后首先考虑给父亲增加营养，然后考虑我大哥。我1964年上高一，被传染上了结核病，为了治病，家里只好变卖东西，包括樟木箱子等。父亲非常坦诚，邻居小孩找我玩，他就说，妹妹得结核病了，小心不要传染上，别和她玩。
1971年底，父亲跟随青岛医学院到北镇，就是今天的滨州。当时连卧底的手段都用上了，动员他的一个学生监视，定期向公安部门反映他的情况，我也看了档案中的很多揭发材料。我不怪这个学生，他卧底的事泄露，遭人白眼，被迫离开山东大学，他感觉窝囊，想找我解释，我说没有必要了。那个年代向党汇报，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只有在民主意识健全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
父亲一心想摘帽子，但一直没摘成，刚有一点希望，就破灭了。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觉得他的状态还是比较自然的。他跟我说，当反革命和右派要当大的。他是大右派，青岛人都知道束星北，都说怎么有本事，还说他贪财。我问父亲，怎么人人都说你贪财？父亲说我不爱做的事情，就会要钱，他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很坦诚，但是往往坦诚大了，就真诚地跟人提意见了，就说人不爱听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