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下传统无讼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研究
时间：2021-04-10 16:01: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无讼思想深远影响了中国法治的发展，对当前实施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进程亦影响重大。本文结合历史实例，用辩证的观点，对比分析了传统无讼思想在中国法治上造成的关于法的信仰、法的发展、人治或法治等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剖析无讼思想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矛盾与契合，评述传统诉讼思想在当今“法治”及“和谐”背景下如何正确进行批判性继承。
关键词 法治中国 无讼思想 批判性继承
作者简介：吴婷婷，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研究方向：企业诉讼、公司法务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013-02
“无讼是求”的传统诉讼思想在中国本土的形成，有着历史、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无论是孔子最早提出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还是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时期备受推崇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都是无讼思想的体现和渗透。长久以来，无讼思想的发展折射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随着朝代更替的积淀，对中国法治造成深远影响。
一、 传统无讼思想影响中国法治的辩证分析
（一）“法的信仰”之辩证分析——“降低了法的信仰”与“强化了和谐思想”
1. 无讼思想，降低了民众对法的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哈罗德·J·伯尔曼（美国法哲学家）在名著《法律与宗教》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法律被信仰的重要性。
而国人的法律信仰程度如何？法律源于“王权”而不源自于“法”，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观念引发了无讼思想，又因无讼思想的发展得到了强化。法律成为广大民众的行为禁条和历代君王政治统治的暴力工具，法律信仰荡然无存，广大民众对法律外表敬畏内心排斥，觉得打官司非常困难或者羞耻，公堂形同虚设，人们不以法律作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手段，而是耻讼、厌讼、畏讼，均不敢轻易涉足诉讼。
再者，在无讼思想的指引下，封建统治者在大力宣传劝讼和止讼的同时，且对各“好讼”者采取手段坚决镇压，诉讼并没有成为真正解决纠纷维护公正的方式，法律也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这在现存的许多古代判词中得到印证——判词往往是一篇道德训诫加上暴力威胁。如“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权力阶层藐视和践踏法律，普通民众畏惧和逃避法律，因此社会各类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极为缺乏。在提倡“法治中国”的今天，这种意识仍影响着人们，人们对法律仍有一种麻木和避让的态度。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不懂或不愿用法律来维权，或忍气吞声，或私下了结，或走向极端，私自报复。而这在当今的行政诉讼方面尤为突出，行政相对人对“民告官”的胜诉极其缺乏信心，权益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救济。人们如此抛开法律，避开司法机关，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法的信仰自然难以提升。
2. 以和为贵，“无讼”加强了和谐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礼之用，和为贵，先生之道斯为美。”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对秩序的追求和对稳定的向往，通过无讼在司法上淋漓尽致的得到了体现。无讼思想虽一方面压抑了诉讼心理，抛弃了诉讼手段，但另一方面却也大大增强了和谐思想的影响。在无讼思想教化下，在传统中国社会，统治者采用德主刑辅，礼法互补德形式，将纷争消灭于萌芽之中，而对于已发生的纠纷，则采用调节方式和平解决。久而久之，与中国人善良忍让的性格也达到了良好的互动，使和谐思想得到强化。这些启示都可以适用并服务于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在加强法治力度的同时，也要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重视犯罪预防，注重调节模式，缓解社会矛盾。
（二）“法的发展”之辩证分析——“法学体系畸形发展”与“调解制度大放异彩”
1.法学不发达，法学体系畸形发展：无讼、贱讼、厌讼带来了人们不明法律，甚至鄙视法学的严重后果。古人为了适应人情或者是顺应社会道德，在司法具体实践中，法律不再严谨，不同地区间亦没有统一的解释和运用，法律随着道德伦理和风土人情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因道德伦理和风土人情的滞后而变得僵化。
同时，因无讼的传统思想及惩恶扬善的道德指引，经历了长时间封建社会阶段的中国，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以“合情”而非“合法”为首任；维护等级特权，导致立法和司法间也出现了“三五九等”；强调命令服从，导致刑讯逼供，重实体，轻程序。这些，都成为中国历史上对法制发展的显形危害因素。
2. 礼法结合，调解制度成为奇葩：无讼思想如上所述的追求合情，却也正是中国礼法合一之法律特征的显著体现。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家与国的一体化，“人情社会”更是中国社会的精确概括。这种法于礼的相互渗透、影响与结合，构成了我们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也衍生了特有的中华法文化。礼要求民众相互克制， 遵循礼制，提倡谦让，反对争夺。在我们国家，礼调整的范围非常广泛，较之法律的功能，实际上很有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的意味，因此，引礼入法可能性与必要性比较充分。恰当的无讼的思想和要求，更促进了礼法社会的发展，因为只有完善人格，长存荣辱之心，杜绝争讼状态，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同时，由提倡无讼思想发展起来的传统调解制度，也正是我们当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渊源，为现行调解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民俗基础和丰富的案例参考。实践证明，基本伦理价值的调节，是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加强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为依法治国提供良好环境等方面的作用看，调解制度的时代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具有“东方经验”之美誉。
（三） “治理主体”之辩证分析——“人治助长司法腐败”与“德治具有时代价值”
1. 无讼给人治留下广阔空间，助长司法腐败：在传统无讼思想的巨大影响下，以制度、规范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类纠纷的必要性大为降低，离开法律制约的人治空间更为广阔，行政权利的滥用和腐败更易滋生。如当前，依靠政府关系处理问题、依靠媒体关系施加压力、依靠网络平台制作舆论、依靠上访之路诉说冤屈，偏偏最不信任的，却是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些可悲的诉讼现实，不仅是对诉讼的不信任，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在老百姓内心深处，对清官的企盼，既是无讼和腐败给人民的无奈，也是扩大人治空间，滋长司法腐败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