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对费希接受理论的重读
时间：2021-04-08 20:02: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接受理论家斯坦利·费希是读者反应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伊格尔顿对斯坦利·费希的接受理论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伊格尔顿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讨论文学接受的政治性，即从读者、作品意义解读、文学批评范畴等角度挖掘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斯坦利·费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进行批判性辩证地接受、吸收与发展，揭示文学理论批评中被忽视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从而建构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观。
关键词：意识形态 接受理论 斯坦利·费希
斯坦利·费希是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家，他发表论文《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主要是阐述了读者反应批评的相关观点。斯坦利·费希认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读者的反应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意义，一个文体事实就是一个反应事实，斯坦利·费希由于对读者的强调，而认为文本无所谓确定性，文学作品的意义全在于读者心中。文学作品研究的方法，也只是对读者阅读感受的记录与描述。同时，为了防止这一理论所导致的文学作品解读上的无主状态与混乱，他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解读依赖于“有专业知识的读者”[1]，提出语言的规则系统通过对话语的控制来控制读者反应的趋势。斯坦利·费希是将文学批评的限制因素归因于语言的规则系统和“有专业知识的读者”[2]。伊格尔顿从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文学批评的限制因素出发，进一步阐释蕴含其中的种种社会价值判断、社会力量、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发现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从政治形态意识角度对斯坦利·费希的接受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与阐释，使其成为支撑他所确立的文学理论政治批评观的重要依据。
一.“解释策略”的意识形态机器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支配个人心理及社会集团心理的观念和表征体系。[3]国家机器，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建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国家依赖于这些国家机器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进一步指出，不仅要注意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别，而且还不能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者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等属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强制性国家机器是靠暴力发挥作用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其功用的，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等机构被看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每一个“主体”都具有一种“意识”，而且信奉他的意识赋予他的、也是他自愿接受的观念。这个主体一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一定会在他的物质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来标明自己的观念。[4]
伊格尔顿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文学批评之中。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伊格尔顿指出斯坦利·费希为了让读者的种种反应不至于过分的互相分歧，进一步提出读者所共享的“解释策略”，从而来控制读者的反应。而斯坦利·费希所言的“读者”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者，是有知识的、想象出来的、假定的读者，这种有知识、内行的读者是通过学术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一学术机构往往与一定的“文学制度”相联系，它规定着文学批评的范畴、成规与策略等，文学作品的解读只能在它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行事，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行事，它给予读者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只要它是在进行“文学批评”，而什么是“文学批评”则是由文学制度决定。通过这样方式，还有其他陌生化手段，它掩盖了文学批评的政治倾向。
伊格尔顿揭示出了文学接受理论中读者无限解读的虚幻性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制约因素，在他看来“文学机构”与“文学制度”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意识形态文化机器的作用。在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书中他提到了“一般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伦理价值、艺术表现、宗教信仰等相对独立的价值话语组成，并寄身于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机器的物质机构之中。它反映和表現社会的物质生产结构，以及个人主体对社会状况体验关系，成为文学所置身的一个重要文化语境。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一般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文化机器影响文学，使得包括文学教育、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机构化和制度化，形成隐蔽而公开的意识形态权威。
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所提到的“文学机构”与“文学制度”，它们掌握着批评的话语，拥有着某些权力，决定哪些东西可以被接受，哪些东西应该被排斥，它具有权威性，以权威支配他人的权力。归根到底，这就是文学这一学术制度——以上述一切都发生在其中——与整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利益之间的种种权力关系问题：对这一话语的保存和有控制地扩展将服务于这一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并将使它的成员得到再生产。[5]伊格尔顿指出了文学制度这一意识形态机器之下蕴含的权力关系，以及它与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语言与语言规则系统的政治性
在斯坦利·费希的读者接受反应理论中，在作品的阅读过程中，他重视读者的作用，将读者的反应视为作品意义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读者的反应毫无限制，读者可以脱离文本对作品进行随意的解读。斯坦利·费希认为读者能够对文本进行阅读，与作者进行对话，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人有一种共同的规则系统，并且每个人已经把这种系统内在化了，他们才会有一致的理解，这个规则系统限制作品的生产，对反应的范围甚至方向形成限制作用。读者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做出反应是因为按照作者所用的同一套规则系统来考虑。[6]伊格尔顿认为，对文学作品意义解读并非可以随心所欲，是因为社会用法、种种制约力量限制着对于语言意义的解释，语言规则系统受到社会具体语境力量的影响。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提到，文本属于整个语言，并与其他种种语言实践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它们如何可能去颠覆和侵害其他语言实践，语言不能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利用，语言是那些从根本上形成着我们的种种社会力量在其活动的一个领域。在伊格尔顿看来，语言并非中立的符号，语言是具有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的东西，他批判结构主义与索绪尔对语言社会属性的剥除。索绪尔在其最紧要之处——语言生产，即具体社会个人的实际的说、写、听、读——剥除了语言的社会性，于是语言系统的种种制约因素自然成为被固定的和被给定的，成为langue（语言）的各个方面，而不是我们在实际交流中产生、修正和改变着的种种力量[7]。伊格尔顿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忽略了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系统的种种因素归于语言自身，忽视了语言背后的社会力量。伊格尔顿指出，语言的意义是社会性的问题。而一旦谈到语言的社会性，语言又将与社会政治力量、意识形态相互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