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经济思想两大亮点探讨
时间：2021-03-30 12:08: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张闻天通过调查研究，较早开始批判苏区过“左”的经济政策，主张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并参与了具体的修改工作，新劳动法对发展苏区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张闻天提出苏维埃政权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博古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曾发生过一场不指名的论战。他在经济方面批“左”的同时也犯有“左”倾错误，正确和错误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他思想转变的曲折历程。
【关键词】张闻天 经济思想 纠“左” 博古
传统看法认为，长征途中，经过毛泽东与张闻天的促膝长谈和开导，张闻天意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并和毛泽东走到一起反对“左”倾错误。其实，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对“左”倾错误有所察觉，他通过调查研究，1933年四五月份即开始批判苏区过“左”的经济政策，主张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提出苏维埃政权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博古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曾发生过一场不指名的论战。他在经济方面批“左”的同时仍有“左”的表现，执行“左”倾错误和批“左”并行，正确和错误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他思想转变的曲折历程。他在经济方面的批“左”，使他慢慢走出教条主义和“左”的桎梏，和毛泽东走到一起，确立了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
一、著文倡导修改《劳动法》
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从上海抵达瑞金后，担任中央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在中央局常委内分工管理政府工作，着重研究解决根据地内各类方针政策问题，4月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较多接触了解了苏区的实际情况。他考察了《劳动法》颁布一年多来的实际执行情况，指出它规定了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工资待遇、过高的物质福利要求等“左”倾错误，提出应该修改《劳动法》。他的主张集中体现在他于1933年4月19日所写的《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此文同年5月1日发表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0期。
文章开宗明义，“这一年半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这一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文章通过剖析雇农、沿门卖工的师傅、私人企业、劳动合作社、国家企业等情况，分门别类地指出“在苏区农村中，目前雇佣辅助劳动力的，大多数是中农，而这些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却是我们的同盟者。农民对于工人工资的加倍增加与工作时间的减少，是不满意的。机械的执行《劳动法》，无疑会影响到农民群众，使他们发生不满情绪”；“师傅会不满意，学徒也会失业，而熟练工人会没有后代。这种《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我们必须估计到，在目前苏维埃区域内，我们还没有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我们所有的大多数是小的，至多是中等的企业。在小的企业中间，《劳动法》的有些条文是不能机械执行的。在有些企业内，应该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与待遇，增加工资，但工作时间却不能完全按照《劳动法》执行。如木船工人、造纸工人，这里要实行八小时、六小时、四小时的规定就极端困难，虽是在劳动合同上是那样的规定着。我们完全不能同意木船青工因为要实行他的六小时工作，所以船撑到半路上就停下来了。这里需要我们执行《劳动法》时不是官僚式的下命令，而是能够具体的估计到企业的大小，企业的特点与实际情形，有伸缩性。而且有些条文（如关于三个月、半个月的津贴，可以自由的以开会或疾病等名义不上工等）必须立刻修改。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凋零”；“在劳动合作社内，《劳动法》的执行更不能不有变通的办法。然而我们过去党与工会的领导者都同样的把《劳动法》完全搬到这里来，结果合作社同样的因为赚不到钱而倒闭了”；“在国家企业内，《劳动法》上有些条文的机械执行，同样的会损害国家企业的发展。”他提出，“在乡村中农业工人应该有农业工人专门的《劳动法》，对于沿门卖工者的学徒，应该有单独的学徒保护法令。《劳动法》本身也应该有很多的修改。”①
张闻天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一是因为他接触了苏区的实际，他在文中列举了许多生动典型的例子，表明他曾事先做过调查研究，他在文中也标明引用赣东北少共省委组织部出版的《团的建设》、商人老板给工会的请求书等材料；二是当时苏区的实际情形是，由于“左”的经济政策的危害，1932年下半年开始，苏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共产国际都不得不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的说来是相当恶化了②”。迫于严峻的现实，1933年3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例会讨论，以《劳动法》“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佣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办法的规定”为由，为了“增进工人的利益，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发展苏维埃的经济③”，决定开始对其进行修改，并于4月组成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三是因为国际雇农工会在《关于中国雇农工会的决议》上提出把苏维埃《劳动法》“加以必须的修改，以便适合于农业的特点”，并且提议“雇农工会必须会同苏维埃机关提出公布雇农劳动法的问题”（《工运指南》185页）。这个理由张闻天在文章中曾明确指出；四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在共产国际主办的权威杂志《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上发表文章《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承认当时的经济政策犯有“左”倾错误，“为要发展生产和保护雇农的利益，我们应当定出一个新的暂时条例，关于雇用季候工人及规定工资的分级差别（富农雇用工人应多出工资，中农则可以少一点）。”“必须定出暂时的条例规定雇用学徒，补充劳动法，适应小规范手工业生产的特殊条件”。④这篇文章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转载在同年8月份出版的《斗争》杂志第22、23期。虽然转载是在8月份，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区的联系比较畅通，相信文章精神在发表不久即传到了中央领导层。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导苏区工会工作的陈云、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也同时发表类似文章，对劳动法和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⑤时下，一些论文、书籍没有认真考究当时的情势，就说张闻天受陈云、刘少奇文章影响才提出对《劳动法》的质疑，这是不确切的。①从时间上来讲，张闻天的文章跟他们的文章几乎同时甚至稍早发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张闻天受到陈云、刘少奇影响，如果只是根据张闻天当时是“左”倾中央重要领导人的身份才如此推测，笔者认为这不是历史的态度，这个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