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风云
时间：2021-03-25 00:04: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土地从私有到集体与国家所有的跌宕起伏，从现代社会的视角分析，这不仅是关系中国8亿农民安身立命的核心问题，关系粮食安全问题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耕者有其田
要了解中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及其演变，必须将纪录中国社会发展的镜头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
1927年9月20日。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1500多名工农革命军官兵在操场中心静默站立倾听，操场前台阶上，毛泽东以浓重的湘潭口音慷慨激昂地发表讲话。
这是秋收起义爆发后的第11个清晨。此前一晚，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工农革命军一、二、三团改变此前继续强攻长沙的错误决策，打出了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红旗，确定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从此将中国共产党带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道路。
革命情绪高涨的工农革命军，烧了文家市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楼，分了他家的盐和谷。同时，革命军打开了过去一直由土豪把持的文家市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农民，并组织部队进行了广泛宣传，发动群众。
“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镶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砖墙上的红军标语，成为了中共进行土地革命的开端，其背后蕴含着“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政治谋略。这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明了中国道路的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到达井冈山之后，组织工农政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毛亲自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颁布的第一部完整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强调：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权，然后交给农民使用。
1929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江西中南部的兴国，在总结井冈山经验后，《兴国土地法》很快颁布。这部土地法把原来《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成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再提及没收贫农、中农、富农的土地。
1931年，毛泽东制定土地纲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使广大贫农翻了身。
“我们今天来看，《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其实就是为将来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做准备。”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道，当时这样的土地改革路线，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具有决定性的群众支持。
根据史料记载，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为例，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农民就达3万多人。整个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
此时，距中国共产党成立仅十余年。
历史的时点进入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土地政策，以“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为重点，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放在了次要位置上。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团结了地主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继续实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路线，大大激发了农民支持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最可靠保证。
杜润生，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轮延续到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农村进入全面性大革命的最初一役”，使“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从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打败国民党数百万的军队，顺利建立新中国。
一个淮海战役，5000万农民推着独轮车，赶着小毛驴，从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一直到前线，在中原大地上构成一幅历史的宏伟画卷。“没有土地改革，就不会有人民战争的胜利。”在杜润生看来，这场改革意义深远，甚至影响到了十年后的“合作化”和三十多年后的“包产到户”。
土地集体化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271天。
解放战争过程中，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约1.6亿人口，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而有3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则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继续推行势在必行。
这次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1950年冬起，新中国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1953年春，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基本完成。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对农村的土地私有与城市的土地私有均给予了认可与法律保护。
得到土地所有权，使得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接下来的“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至1956年，新中国宣布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认为，土地改革的完成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应当把“做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提上议事日程。其办法是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之伴随的，是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人反对意见的“右倾路线”批判。
政策转向的直接结果是，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变成集体经济，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初级社的时候，土地还是入股分红的。到了高级社，土地就不能分红了，实行按劳分配（按工分）分配，这意味着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
“高级社，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最根本的变化，这才是一次革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晓黎对本刊记者说。
因农业生产合作社细小分散不好管理，又改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截至1958年10月底，全国共有2.6万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4500多农户。
在分配上，人民公社期间，除实行固定工分制外，还实行粮食供给制，即不论每户劳动力多少，都按照人口定量免费供应粮食，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所有社员都必须在公共食堂领取饭食，严禁在家开火。
在杜润生看来，人民公社是“毛领导中国数亿农民做个大试验，试验一下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背后逻辑认为在夺取政权后，可借政权这个杠杆，先集中力量改变所有制，再完成工业化，认为这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人民公社化运动，类似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大兵团作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诱人前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却因为其不顾现实条件急速推进，将全中国变为大试验场，6亿人口卷入其中。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浮夸风”、“共产风”盛行，走向极端，最终酿成灾祸：“大锅饭”难以为继，“生产力起来暴动”，群众性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化，形成平均主义与农业生产下降的恶性循环。
为克服经济困难，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认可了“三自一包”的方式，一包是包产到户，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安徽在此时期搞了包产到户，效果不错。刘少奇认为应拟一份文件，在全国推广。邓小平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也认为，“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但“三自一包”引起毛泽东严重不满，随后受到严厉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