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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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各项建设中，践行党的宗旨，开展了“到群众中去！”“分兵以发动群众”等群众工作，创建局部执政的群众基础；实行“党政分开”，建设民主政治；“九月洗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践行勤政为民的宗旨；确立建党原则，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使党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的借鉴。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05-04
　　井冈山时期（1927-1930），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等县苏维埃政权和湘赣边苏维埃政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局部执政经验。
　　“到群众中去”，“分兵以发动群众”，创建执政的群众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统一战线破裂，革命阵营缩小。如果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单纯在城市武装起义，不广泛发动农民，革命形势很难从低潮走出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鲜明地提出“到群众中去！”“分兵以发动群众”等主张，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红色政权。
　　1927年12月，鉴于茶陵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照旧升堂审案，不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旧衙门作风，毛泽东指示应该立即成立工农兵政府，并且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攻占遂川后，毛泽东提出了“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原则，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到草林，以班排为小队开展调查和宣传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恢复了草林圩场，宣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政策。对此，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1]中共中央“九月来信”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指出：“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并要求“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2]根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
　　据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女红军曾志回忆： “当时，毛主席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我们三十二团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有两个连，还有独立营。我们机关工作的干部和连队的战士合在一起，三人至五人编成一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4]由此，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到1928年2月毛泽东的部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暴动，先后建立了茶陵、宁冈、遂川三县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此初具规模。
　　实行“党政分开”，建设民主政治
　　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建设中，为了消除“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现象，毛泽东、朱德等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实行党政分工。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也使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现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虽然没有党命令政权机关的事，却亦没有尊重政权机关独立的意义。党在党员乃至群众中有极大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的做了，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在各处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有的是书记兼政府主席或秘书，职务具有双重性，往往是“书记独裁”、“党包办一切”、“秘书是专权专事”。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忙于政权机关的事务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束缚了政权机关的积极性，降低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为了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毛泽东等对党政关系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5]同时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的状况。
　　二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执政的支柱，在井冈山时期，实行了军队帮助地方的政策，红军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部队的管理；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官兵待遇平等，“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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