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展望①
时间：2021-02-25 00:02: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政策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也伴生了很多问题。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正确的政策应对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从长期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能否实现发展转型的关键，是能否切实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首先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即明确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在大系统的顶层设计做出以后，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就经济体制方面而言，特别要关注国有经济、财政体制、金融市场、小企业等的发展问题。所有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
关键词十二五 中国宏观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顶层设计 政府改革
作者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教席教授。（北京：100010）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情况复杂。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一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国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持续十余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特别是2009年，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增长了27.7%，2010年又增长了19.6%。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最近两个月都超过5%，达到了中等通胀水平。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其实，2008年已经出现了类似情况。从2004年到2008年，我们一直靠着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高速的增长和维持人民币的低汇率。2007年，不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第四季度的CPI也超过了5%。2008年3月份，CPI又超过了8%，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触即发。不过在这个关键时期，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发生，大家都捂住钱袋子，货币的周转速度突然间降了下来。于是，流动性严重过剩突然转变为流动性极度短缺。这种现象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需求过大，而是需求不足，所以政府2008年下半年决定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规模进行“铁（路）公（路）机（场）”等基本建设投资，海量发放贷款，拉动GDP增长回升。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通过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那么，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凡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处理的是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正好是长期问题。因此，研究这类问题，需要用另外一种分析框架，即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Y=A*F（K，L）。
二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Growth Pattern，中国叫“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把提法改成“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叫法不同，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针对增长模式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讨论的。1981年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来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十大方针的核心问题就是“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围绕着提高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的每个五年计划，直到“十二五”，都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提出来。
那么，什么是增长方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由于资本对于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增长方式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国民收入中劳动者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从而造成社会总需求中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和最终需求不足，而产能却在不断提高，于是就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相对降低，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无法提高和失业的不断增加，加剧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1953~1957年）也沿袭了这种增长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物质损失和生命损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带来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在农村的状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10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