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土地欺骗的村庄
时间：2021-02-01 12:13: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农民们发现，即使再多施氮肥，粮食的产量也不会再增加，有的年头产量甚至还会下滑。
在过去22年里，李玉凤家的半亩大棚前后挪了三次地方。她说，眼前这块地恐怕也种不了多久了。48岁的李玉凤有些想不通，上了化肥就增加收成，这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为什么不灵了？氮肥越用越多，大棚却产量下降，直到“死掉”。难道是土地在欺骗庄稼人？
李玉凤是山东省寿光市孙集镇三元朱村村民。这个有215户人家、850口人的鲁中小村，是中国“大棚经济”的发源地。据当地估算，1991年后的10年里，全国各地有超过70万人次到三元朱村学习大棚种植。
从寿光市里到三元朱村的12公里路边，全是四五米高的大棚。一片茫茫灰白色，极少有果树和农田。
不过李玉凤担心，这一片土地最终都会因为氮肥而无法种植任何蔬菜，成为“死棚”、“死地”。
化肥“养大”的黄瓜
1988年的三元朱村，年人均收入约1300元，算不上贫困，但绝非富裕。那时，大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果树上，直到这年冬天，村支书王乐义的堂弟从大连带回一公斤顶花带刺的鲜黄瓜，让三元朱村的农民们把目光转向了反季节蔬菜之上。
寿光种菜历史悠久，当时已建有老式温室大棚。这种大棚冬天需要生火提高温度，而且只能生产少数绿叶蔬菜。大连种黄瓜的大棚不烧煤，靠山而建；三元朱村没有山，农民们发明了不需生火的冬暖式蔬菜大棚。
当时建一个大棚要6000元，农民们都很犹豫。最后由员带头，建了17个大棚。结婚后的李玉凤当时闲在家里，丈夫是小学教师有些文化，于是成了第一批尝试者。
这些大棚，后来被称为设施蔬菜，而寿光的设施蔬菜种植，很快成为国内大量设施蔬菜生产的典范。1989年底，三元朱村第一批冬暖式大棚黄瓜上市了。墨绿鲜嫩、头顶鲜花的黄瓜每斤开价10元，到春节后仍不降价。17个大棚平均收入2.7万元。
2008年，三元朱村人均纯收入11300元，存款余额达到了2460万元，户均超过10万元。
李玉凤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化肥的重要。过去几十年里，种菜种粮都靠人畜粪便等有机肥，当时的碳铵以及后来的尿素等化肥，属于国家管控物资，每年由政府逐级下达指标，有钱也未必买得到，“最开始八块钱就能买一袋，合八分钱一斤。”
然而，有的人因为偶然多用了些化肥，蔬菜的茎叶和果实明显有了变化,“黄瓜都变粗变长了。”李玉凤说施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黄瓜的结果期拉长了，后来基本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决定一季黄瓜的时间长短，而不是像以前一株黄瓜只能长大半年。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刘兆辉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大棚经济”兴起时并没有人专门研究，农民们纯粹从生产中发现了大水大肥的好处。
据了解，我国化肥80年代之前使用量不大，到90年代随着政策放宽，肥料使用量逐渐加大，从最初的碳铵、尿素等到三元复合肥，化肥种类也越来越多。
山东不仅有粮食作物，还有经济作物、果树和养殖业。刘兆辉说，当地农民的经济条件和施肥水平在北方区较高，具有相当代表性。其实，三元朱村的土地并不算贫瘠，但化肥带来的高产让农户们兴趣十足。在买化肥还需要指标的时候，三元朱村的农民不惜去其他村购买高价化肥；后来，整个寿光都因为种大棚导致化肥紧张，他们只好去外面找关系。
化肥的作用让农技人员也豁然开朗。他们一度希望详细总结化肥与作物的关系，但又迅速发现“唯一的规律”似乎就是——多用多长。也就是从这时起，农民们开始主动了解这些白色编织袋里的小颗粒：它的主要成分是氮，所以一般都叫氮肥。
李玉凤说，那时种大棚就是在浇水灌溉的同时，将化肥撒进水里、冲进土地。“肥料使用比较多，因为浇水的时候不好掌握，总怕施少了会减产。”
没空地换了
这样种到第五六年的时候，黄瓜的产量开始下降，个头变小，大棚土地里的病虫害却越来越厉害，有时候把黄瓜苗拔出来，可以看到根已经腐烂。“害虫越来越多，菜也长不了那么壮了。”李玉凤说，等到产量减少两三成后，产出和成本就已不再平衡。这种情形让农技人员束手无策。
山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大棚蔬菜，虽然农户种植面积扩展迅速，但刘兆辉说国家对大棚蔬菜的科研经费却一直很少。这个情况到2005年后才有所改变。
“没经费的那段时间正是大棚作物发展最快的时候。”刘兆辉说，科研经费投入得到研究成果后，要说服经验先行的农民去了解并改变种植习惯，还需要一个过程。
黄瓜不灵了，无奈之下，李玉凤只好改种经济效益相对低的西红柿、扁豆、冬瓜等蔬菜。
即使这样，到1999年，蔬菜产量仍然一降再降。2000年，李玉凤不得不投入几万元，将自己的半亩大棚挪到一片从没有种过大棚的田地上，在旧大棚推倒后的土地种上了小麦和玉米。这些粮食作物虽然不像蔬菜那样反应强烈，但仍然遭受病虫害的影响。
这时，村里很多人家都已经换过一次大棚，一些高产户甚至开始换第二次。
“这样黄瓜又种了四五年。”李玉凤说，像第一个大棚一样，她家的第二个大棚在种过五年之后，又变得衰弱多病。2007年，推倒第二个大棚后，李玉凤开始建设第三个大棚。不过这时村里已经没有空闲土地了，她只好雇一辆挖土机将大棚的土及附近空地的土翻了一遍。因为大棚蔬菜的根系只有几十厘米长，挖土机则可深翻四五米，以此更新大棚土壤。
寿光市农业局土肥站站长陈永智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寿光市蔬菜种植面积共80多万亩，其中一半是大棚蔬菜，南部地区几乎全部是大棚蔬菜，“菜农就是因为大棚土壤退化想换地方，也几乎没有地方可换了。”
陈永智说，上世纪90年代种植蔬菜时确实出现过使用化肥过量的情况，有机肥的施用相对较少。
“这与耕作方式有关。”他认为，90年代使用“大水大肥”的耕作方式时，菜农们基本都在大水漫灌的同时施肥，这样包括氮磷等元素的肥料随着水渗入地下，渗入较浅的肥料被作物吸收，部分渗入较深的肥料则白白浪费。
李玉凤说，后来曾说磷肥可以促进蔬菜生长，结果大家又大量使用过一段时间磷肥。到2005年前后，听说氮肥和磷肥使用过多会减少大棚的寿命，他们又开始大量使用有机肥料。
仔细想想这些年大棚的变化，李玉凤觉得，现在这样种地就好像“赶”猪---化肥就是鞭子，太使劲抽，猪未必会跑得更快；而父辈则是小心翼翼地“养”猪：不让猪生病，伺候它，让它慢慢长大。
被污染的水
黄瓜减产，土地枯竭，并非氮肥施用过量给三元朱村带来的唯一后果。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一个课题组2006年发表的数据，寿光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已超标60％。
这个数字可归咎于巨大的氮肥施用量：在1994年至2005年间，当地每个生长季的平均氮肥投入量为每公顷1204公斤，其中46％的肥料氮流出土壤-作物体系。
大水漫灌又使土壤中累积的硝态氮随水下移。对寿光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观测显示，7月、9月污染最高，4月最低。这说明污染与水体冲刷有很大关系。
根据寿光市卫生局提供给《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当地1993至2007年农村人群死因变化趋势报告，虽然10多年来总体粗死亡率略有下降，但前四位死因：循环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损伤与中毒所占构成比逐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特别是恶性肿瘤有所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