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正开出一条新路]趟出一条新路

时间：2020-07-29 07:27:3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专门性文件。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更在于站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破解政治体制改革难题，开拓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新路。
　　　 “政治上创造”的成绩不小，但难题多
　　
　　邓小平同志30年前就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0年过去了，“经济上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而“政治上创造”的难度似乎要大得多。不仅西方对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展批评、责难甚多，我们自己也并不满意，甚至有几分焦虑。
　　我们的不满和焦虑，乃出自于“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责任心。一方面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政治制度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自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十年后我们党将100岁，共和国也将72岁。70多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算老，而对一个年届百岁又连续执政70多年的党来说已是资格很老的了。世界上这样的党并不多，能长治不衰、青春永驻更罕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新的十年直到本世纪中叶，党将面临如何长期执政、再创辉煌的考验。中国能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关键时刻的冲刺7作为当代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应怀着中华民族终将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夙愿，参与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伟大民族的集体沉思，并付诸行动。
　　最需要关注、需要沉思的莫过于，在民族复兴大业即将实现之时，我们如何避免功亏一篑?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里就说过，我们找出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协商民主”在中国早已有之，为何又说是“一条新路”
　　
　　与“选举民主”相配合、相协调、相补充的“协商民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实践了，现在中央进一步强调和规范，是要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为实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进行新的“政治上的创造”。
　　为何说“协商民主”主要是中国的“政治创造”?且不说中国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一一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
　　既然“协商民主”在中国早已有之，为何又说是“要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这是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和未来走势而言的。美国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提出，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这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奈斯比特称之为“纵向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协商民主”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培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纵向的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
　　其奥秘，就在于“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一一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凝聚民智，更好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保障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
　　“协商民主”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对应的民主实现形式，其普遍意义是公民或者其代表通过广泛讨论，互相交流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
　　“协商民主”培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协商民主在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具有良好控制和广泛联合能力的体制，通过合法的、非竞争的渠道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协商民主的各项制度安排，将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与国家权威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型关系。　“协商民主”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协商民主”实施的关键，在于执政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
　　
　　“协商民主”实施的前提，在于参与方平等相待，协商的环境友好、氛围融洽。
　　“协商民主”实施的保障，在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制定政治协商规程入手，加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规程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程序设计，对公权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自我约束。它不但要求制定和适用规程的主体、也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监督，避免因为领导人主观意志和集体走过场而使协商民主落空。规程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纳入秩序轨道，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和群众利益诉求得到有序反映。
　　“协商民主”要创新形式。不仅在政协组织内协商，也可在基层、在社会组织之间协商；不仅在会内协商，也可在会外协商；不仅在书面协商，也可在互联网上协商。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提出“社会协商”这一概念。逐步构建社会协商机制，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推动听证会、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是协商民主的拓展和创新。
　　“协商民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上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下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既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更要有各方的广泛参与。这就更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协商民主”大有用武之地。因为，确保社会正常运转，应对社会矛盾凸显期挑战，完成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需要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话有处说、冤有处诉、问题有处反映，并且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要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要通过民主协商、社会协商，提高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能力。
　　“协商民主”这条新路，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而且在下一轮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的浪潮中，也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出新。(作者为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顾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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