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卫普:那里,你不是在自己的地方_安特卫普
时间：2020-03-29 07:18: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印象中的安特卫普是一座黄昏里的城市，古老疲倦又暧昧不明，带着白天的余热，在蛛网般的巷道中缓缓下沉。画家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红棕色，将它永久地定格。钟声雨水一样敲打着石板路，狭窄的巷子里，石头深深嵌入地面，老铺子有低垂的屋檐。
迷宫般的小路会合于市中心的圣母大教堂脚下，这座哥特式建筑有着细密得令人眩晕的装饰，好像披了一层灰白色的蕾丝纱。一群中世纪最优秀的工匠花费169年的心血，将它寸寸雕琢而成，500年后依然伫立此地。你也能在细小的尖顶上找到时光蚕食的痕迹，直到某一天，崩溃不可避免地来临。如今，远远看去，它好像漂浮在这座城市之上，为迷途的游客指引方向。
教堂里收藏着鲁本斯的几幅巨作，《圣母升天图》《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安特卫普最伟大的儿子正在它脚下安睡。这位巴洛克大师去世时，全城500座教堂丧钟齐鸣，它赐予他荣耀，他则还之以更持久的荣耀。几个世纪以来，安特卫普都因鲁本斯的名字而光芒闪耀。
在安特卫普，不同世纪和风格的建筑可以并列在一条街道上。狂热的现代建筑紧邻着虔诚的哥特式教堂，行会时期巴洛克式的富商房屋，正面镀金，门楣带着雕塑画，400年来从未改变。“二战”中的比利时像个笑话，三年时间建造的号称“世界第一”的埃本・埃马尔要塞(Foft Eben Emael)，30个小时内被400名德国士兵攻破，所幸仓促的投降却也让这些老建筑免受摧残。古老脆弱，被历史反复冲刷的老城，斯凯尔特河横穿而过，灰色，宽阔，河岸适合慢步行走，下雨也无须急归。
一个周末就可以看遍安特卫普的风光，但了解它，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
这是一座含蓄的城市，文化外衣之下，它是一个繁忙的贸易大港(欧洲第二、世界第四)，一座商业重城。沿着斯凯尔特河走到港口，穿过梦幻的教堂尖顶，穿过废弃的旧码头，好像是一场从17世纪到21世纪的时光之旅。桅杆、烟囱和白色的帆，大型集装箱进进出出，源源不断地带来香料、纺织品、银器、钻石，以及金钱、辉煌、耻辱和秘密，一直延伸到北海。
这是一座特别的城市，从天主教到新教，从西班牙人的马蹄到纳粹的导弹，无数君主和王朝统治过这里。40万居民中，有2万是哈西德派犹太人，摩洛哥和土耳其移民在这里讨生活，而极右翼党派Vlaams Belang的支持率高达30％。画廊、古董店和时尚品牌的旗舰店无处不在，安特卫普人会告诉你：“六英尺之内，必有一个时尚设计师。”一长串钻石商店占据了中央火车站旁的街道，全世界80％的钻石的打磨工作在安特卫普完成。打磨钻石的机器，像一张飞速旋转的唱片，技师用镊子夹起钻石毛坯小心翼翼放上去，好像按下唱机的唱针，车间必须封闭，因为钻石有时会飞出去。
与米兰的那一套不同
与其说安特卫普人是《丁丁历险记》里的探险家，不如说他们向往《蓝精灵》式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们循规蹈矩，固执地只喝瓶装水，他们是荷兰人吝啬的邻居，是世界上最热爱使用购物折扣券的人(平均每人每年使用14张)，他们有最好的巧克力和樱桃口味的啤酒。
逛腻了富丽堂皇的巴黎时装店的人，选择到安特卫普挑选时尚产品。这里是欧洲最时尚的城市之一，名牌奢侈品的旗舰店，会选择开在巴黎、米兰、伦敦、纽约，以及安特卫普。这一切全拜上世纪80年代初六位名不见经传的比利时设计师所赐，他们曾经开着大篷车，马戏团一样浩浩荡荡来到伦敦时装周，连入场券都没有的他们，用简陋的T台和先锋的设计打破了时尚界的主流秩序，后来他们被称为“安特卫普六君子”。
“法国人高雅而有鉴赏力，你能从香奈儿拿烟的方式中看出来，比利时人总是过于严肃，但是他们诚恳，他们相信自己的情感。”设计师凡・萨纳说。
每年，时装公司的高层都不忘到安特卫普时装学院挑选天才设计师，但大多空手而归。毕业生们宁愿选择创立自己的品牌，在安特卫普不知名的角落开一家小店，每年两次，到400公里外的巴黎参加成衣展示。他们大多深居简出，拒绝拍照、拒绝采访，心甘情愿地被排斥在壁垒森严的时尚圈外。
“比利时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跟媒体合作，跟谁也不讲话，他们是如此的害羞，简直见不到人。”一个顶级时装商场的主管说，“我真的尊重他们所做的，但是一个好设计师要有好的时尚感，也必须到人群中，跟每个人打招呼。”
但安特卫普的设计师们并不这么想。一位设计师说：“我想强调我们对时尚的思考，强调我们对待时尚的方式，显然与米兰的那一套非常不同，有比秀场和迷人的比赛更重要的事情。”
最顶级的奢侈品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安特卫普的小店，你能淘到只属于你的时尚。安特卫普设计师的艺术天赋与小手工业者般的独立姿态是同源的，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安特卫普就是世界视觉艺术的中心，优秀的绘图工匠聚集此地，开启了艺术品订制业务的大门。法国画家尤金・布丁曾经在1871年夏天来到安特卫普，他表现得对这座城市没多大兴趣，但在通信中却吐露了真情：“当地的风景是绘画爱好者所寻求的，因此，订货很多，价钱也不错，只有想到这点才能使人耐下心来，并生出勇气。”
画在橡树原木上的风景
连接安特卫普和佛兰德斯的道路笔直，两旁的树木由于常年暴露在风中，大多呈现出弯曲的姿态，将沿途风景包裹起来。
佛兰德斯并不是特别可爱的地方。平淡无奇的平原上，牧草和耕地连成一片，破败的灰色钟楼把钟声敲得揪心。远处是漫长得令人绝望的地平线，驳船从又高又绿的大树旁边驶过，庞大的船身逆着阳光，变成了黑色。
没有哪个后代画家观察风景比彼得・布鲁格尔更专心。他400多年前去世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世界失去了它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好的一个风景画家。
在布鲁格尔笔下，乡村生活第一次获得了尊严：三月的洪水，在狂欢节时呼啸着穿过佛兰德斯的堤坝，寡妇在夜色里开垦那片贫瘠的土地，冬季的灰尘像奄奄一息的鸟在扇动翅膀，堆着干草的土地上覆盖着无穷无尽的蓝色，牲畜脚步沉重，山上的绞架上摇晃着一具尸体……
很少有人知道布鲁格尔(Brueghd)。一个叫卡雷尔・凡・曼德的人曾经在一本布鲁格尔死后35年出版的书中提到他：“在布拉班特一个无名的村庄，大自然找到并占有了这个男人，他注定将她塑造得恢弘无比，他是一个农夫，他是机智又充满天赋的彼得・布鲁格尔(Bruegllelo)。”――他甚至把画家的名字都拼错了。
这个农夫在20岁时到安特卫普寻找自己的未来，一个出版商雇佣了他。16世纪的安特卫普，艺术家比屠夫还多，但所谓的艺术大多不过是复制。在出版社里，布鲁格尔 的主要工作是临摹名画、地图、圣经插图、科学图表和年历。他是一个极好的技师，有能力复制任何东西。
那时的安特卫普在新教的庇护下摆脱了西班牙天主教的束缚，菲利普国王下令平复叛乱，以最残忍的方式把异教徒处死在鹅卵石广场上，而跟王室或教会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嫌疑犯，布鲁格尔被迫从出版社退休。1563年，他与老师的女儿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在婚后的第六年，布鲁格尔就去世了。没人知道死因，他当时还不到40岁。
这六年里，他匆匆创作出了自己大部分作品。他用老橡树的原木作画，先锯出厚木板，然后抛光，刷上白色的石膏底，然后是白垩粉……他画佛兰德斯村庄，英国士兵在雪地上杀害小孩，他们的父母祈祷着、哭泣着，徒劳地伸出手来。他画的巴别塔是对老安特卫普的讽喻，你能从中看到现代曼哈顿的影子。
这个早逝的绘图技师用笔追问着瞬间与永恒，你能在他留下的木板上看到人类的忙碌和渺小，他笔下的天空像华盖，一瞥就洞察了核心。
上世纪70年代他诞辰400年时，世界没有举办关于他的大型展览，因为那些作品都过于珍贵了，如果在运输中损坏或遗失，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哦，国家!你应该珍爱你的伟人”
1837年8月，维克多・雨果来到安特卫普，他热烈地赞美了城市的哥特式建筑，并惊讶于艺术杰作是怎样充满了全城：市政厅有美丽的文艺复兴式门楣，里面的壁画竟出自鲁本斯手笔，而人们应该在教堂门前后退一点，好好欣赏它的大门。
此外，他没忘记给妻子带半打英国的长筒袜，“袜子的花式很漂亮”，甚至用30个苏买了一本自己的盗版诗集《心声集》，相当得意“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我看到处张贴着此书的广告，大小版本一应俱全”。
当时的安特卫普是名副其实的欧洲之心，一座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铁路把比利时与荷兰、法国、德国、瑞士和意大利联系起来。在尤金・布丁的《安特卫普的港口》中，天空的云彩和工厂的烟雾交织在一起，泛出深浅不同的灰色，“他把令人着迷的灰色分为无数种，从深紫灰色直至像鱼肚上的银灰色……”
“我跟铁路和解了。”雨果在写给妻子阿黛尔的信中说，“去布鲁塞尔的列车跟我们的列车在道中相遇，两个飞速行驶的巨物擦肩而过，仿佛增加了速度，人们看不清车厢、男人、女人，在掀起的旋风中，只看到一些灰白的或昏暗的形状，他们发出一阵阵尖叫、欢笑和唿哨声，两车都有60节车厢，载着千余乘客，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仿佛掠过一场风景。”
但他又感叹，火车只是一个怪物，一架机器，“这是我们时代的缺陷，只讲实用，毫无美感……在我们祖先看到生命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物质”。
50年后，1885年11月，梵高也呆头呆脑地到了安特卫普，这个痴迷于绘画的疯子，除了色彩、线条和名画之外，没有流连于这座城市更多的东西。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去参观博物馆，只看鲁本斯和约尔丹斯画的头和手。鲁本斯用红色的长笔触画人的脸和手指让他着迷，“当我深入观察生活本身的时候，我得到了相同的印象。我看到街上的普通人――好极了，我常常想，工人比绅士们更加有意思，我在这些普通人身上发现了生气勃勃的力量。谁要是想把他们的特殊性格表现出来，他必须用一种坚定的笔触，用一种纯朴的技巧去画他们”。
“安特卫普是一个色彩富丽的城市……我的脑子里充满伦勃朗和哈尔斯，因为这里使我想起他们的年代。”他写道。他也发现自己画安特卫普郊区的色调比画城市的色调要明亮，但为什么呢?他没有想更多。在美术学院画了几周画后，他就因跟教授争吵被赶出了校门。
大艺术家里，有的人生前就名利双收，譬如鲁本斯和雨果，他们兼具了艺术天赋和世俗的智慧，有的人死后才被认可，譬如梵高，你一看他的自画像就知道他无可救药。在这一点上，安特卫普并不比其他地方更温柔，这是一座商人统治的城市，如果艺术不能带来一个苏的收入，它就一钱不值。
小说《佛兰德斯的狗》讲了一个残酷的故事，一个(很可能是绘画天才的)贫穷男孩和他的狗在冬天冻死在圣母大教堂门口。书中写道：“假如没有鲁本斯，安特卫普又算什么呢?不过是肮脏、阴暗的闹市而已。除了在码头忙碌的商人，谁也不稀罕对它瞅上一眼……哦，国家!你应该珍爱你的伟人，因为唯有他们才会使你在将来名扬天下。”
但鲁本斯飞黄腾达的一生也并非全拜国家所赐，他出名的原因，一是因为他的作品气势恢宏，为达官显贵所爱；二是因为他出色的外交才华，晚年的他甚至去当了大使。从他写给委托人的信件中，你又能发现他其实是个商人。他雇佣了不少画家和学生为自己操刀，且擅长讨价还价，比如：“《最后的审判》，由我的一位学生起稿，由于此画尚未完成，我得亲手润色，故亦可视为我的原作，价1200弗洛冷。”
这是伟大又无奈的佛兰德斯传统，如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在诗中所写：“风车在夕暮的深处很慢地转，在一片悲哀而忧郁的长天上，它转啊转，而酒渣色的翅膀，是无限的悲哀，沉重，又疲倦。”
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
2008年3月19日，比利时国宝级作家雨果・克劳斯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饱受老年痴呆症折磨的他，用这种方式保留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比利时是少数几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安特卫普，还有一个同性恋婚姻的登记所，这座城市在某些方面无比前卫，某些方面却又踯躅不前。
这座城市曾经是中世纪晚期的曼哈顿，忙碌的港口不断地吸收各种文化的新鲜血液。1585年，它进入西班牙人统治后，很多有影响力的市民逃亡了阿姆斯特丹，之后的几百年来，佛兰德斯都像皮球一样，在欧洲的强权势力之间传来传去，曾经深感骄傲的佛兰德斯人成了欧洲的二等公民，小国的悲哀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像噩梦一样萦绕在人们心中。
雨果・克劳斯在他的诗歌《佛兰德斯的田野》中写道：“佛兰德斯的联合收割机运行的圈子／愈来愈小，环绕着僵硬沙包构成的／蜿蜒的回廊，死亡的肠子／这个地区的奶油／吃起来有罂粟的味道。”
克劳斯最著名的作品《比利时的哀愁》，回忆了“二战”前自己在佛兰德斯村庄的童年生活，日常琐事之后，是一心想维持中立的比利时，在纳粹面前不堪一击的背景。小主人公看到德国军队时，竟然心生好感：“德国人纪律森严，行军时唱着军歌，他们是非常奇特的敌人，像路易斯一样，我也很喜欢他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移民的涌入，这种政治身份的不安全感加剧了。欧洲最右翼、最种族主义的政党Vlaams Blok在一次选举中，居然得到了安特卫普33％的选票。Vlaams Blok被勒令解散后，又出现了Vlaams Belang。
比利时如今的无政府状态，本质上也是北部佛兰德斯人与南部瓦隆人的分裂导致的结果。这是一个缺乏向心力的国家，尽管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却只是由于交通便利，大家容易聚在一起开会。一位比利时移民引用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话表达自己的不满：“那里，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亲爱的。”
克劳斯曾经讨论过佛兰德斯的困境，他写到年轻诗人与老诗人的会面。酒过三巡，年轻人心中的愤懑和嫉妒涌了出来，他说：“这话就说给我们两个听，为什么你要对现代世界敬而远之?为什么你那么关心死去的大师?为什么你对技巧着迷?我不想冒犯你，但是有时我觉得你非常封闭。你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在一个壳子里吗?”
老人听到这话后，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想起了拜伦、庞德、杰拉德・史密斯，“垫脚石”，他回答，“我是垫脚石，为了后人能往上爬。”
雨果曾以这段话作为自己安特卫普之行的结尾：“当我写完这一页时，我听见大钟楼的排钟响起，它告诉我该结束这封信了。除了这声音外，此时又传来一阵美妙的音乐，钟楼那看上去表面脆弱的尖顶肯定特别坚固，这大钟日夜轰鸣，一个钟头八次，至今已经300年了。”
斯凯尔特河的水日复一日地流动，一个人的歌唱完了，另一个人接着再唱。
无政府的状态并没有影响比利时人的生活，他们天生循规蹈矩，在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中静静度过自己的一生。中央车站里的旅客川流不息，父母在公园散步，孩子们的单车后座上插着小旗帜，苦闷的人在酒吧点一杯樱桃啤酒……安特卫普的钟声又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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