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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大众文化中的主体性问题论争】大众文化

    时间:2020-03-28 07:26: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尽管大众文化萌芽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之初,但有关大众文化的理论和纷争的大量出现却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从精英主义的立场出发,就大众文化对主体性的消解作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影响深远。但受历史背景、生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带上了较强的主观色彩和审美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色彩。
       关键词:大众文化;主体性;批判
      
       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最大。这一学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为其立论的理论基础,从精英主义的立场出发,就大众文化对主体性的消解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对大众文化消解主体性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通常用文化工业来指涉大众文化。其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产生于发达的工业国家,它是制作和传播大众文化的手段和载体,它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独裁主义的帮凶,并以较之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鉴于此,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大众文化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进行了指责:
       (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导致创造性的丧失。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技术世界中,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化已经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个人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包围、改造下,日益失去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成为纯粹被动的文化受众和消费者。文化工业中的一切娱乐活动都是呆板无聊的,不仅剥夺了消费者的思想,也剥夺了他的感情和主体意识,使他成为一个与主体的本质相背离的物化存在。马尔库塞断言,资产阶级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帝销售的商品而被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不再具有艺术本身的创造性,而是走向物化。马尔库塞在剖析肯定的文化时指出,“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组织起来的这个世界,已把个体的发展转化为经济的竞争,把他的需求的满足,抛入市场中。肯定的文化用灵魂去抗议物化,但最终也只好向物化投降。”[1]
       (二)大众文化的齐一化造成了个性的虚假。
       由于以现代技术发展为背景的大众文化具有批量生产、无限度复制的特征,所以,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标准化和齐一化的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此做了形象的描述,“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每一领域是独立的,但所有领域又是相互有联系的。甚至政治上的对手,他们的美学活动也都同样地颂扬铁的韵律。”[2]其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艺术品所应包含的个性的消失,艺术品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在文化工业中,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无论在文化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欣赏中,创造性的个性都不复存在。
       (三)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消解了超越维度。
       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主要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的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现存认同。因为,“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3]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大众文化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情形中,人们表现出逃避现实的特征,开始丧失内在的超越的维度,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
       (四)大众文化的宰制性和统治性。
       表面上看,大众文化似乎是专门为大众量身订做的,但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大力张扬虚假的总体化的观念,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社会中的主客体的尖锐的矛盾,诱使大众认同现存的社会现实。因此,虽然大众文化从表面上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它对人的操控和统治更为深入,具有无所不在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4]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离开大众娱乐而存在,大众文化对人的操控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其他统治形式所不可比拟的。因此,霍克海默指出,“在民主的国家,最终的决定不再取决于受过教育的人,而取决于消遣工业。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5]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分析当代西方基本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自然也不会越过颇有市场的大众文化。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和社会功能方面。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时期的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级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间的旧的界限被取消了”,[6]尽管后现代主义因与工业文明的密切联系,而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较多的宽容性,但杰姆逊等理论家明显的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关照大众文化,“因而使的他们的观点似乎是法兰克福学派观点的再现”[7]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流入中国后,中国的理论家们也对大众文化开始关注和研究。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国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更多地借鉴了西方,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如张汝伦在《论大众文化》中指出:“……娱乐取代艺术成为了大众文化的原则。现在的艺术作品只有成为能够消费的娱乐商品才有余地,但艺术的精神和生命却已死亡。”“大众文化完全没有受众方面产生的创新要求和高雅需求。因此,它无论如何浅陋平庸都能大行其道”[8]由此可见,同法兰克福学派观点一样,在中国大多数学者的眼中,大众文化依然是庸俗、浅薄、媚俗的代名词。
       二、对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文化活动同物质生产实践一样,是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类活动。因此,文化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确凿的证明。但文化对其主体的反作用却有两面性:一方面文化对人有教化的功能,可以使人成为积极主动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文化又限定了人的思维和活动的模式,使人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大众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其兼具文化的这两种功能。而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彻底的否定, 违背了辨证的方法,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批判理论一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批判:
       (一)没有领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质,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偏差.
       因而它本身是一种以辩证否定为基本方法的建设性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仅停留在单纯否定性的阶段,他们把辩证法变成对概念灵活性的主观应用,反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的理性分析,拒绝探求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规律,把否定的作用绝对化为虚无主义的否定,因此,当他们把这种辩证法用到文化批判中去时,就自然看不到科技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进步,也看不到文化工业给艺术生产注入的活力和给艺术生产开拓出的新的领域,而一味地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强调人性与科学发展的反比关系除了空洞的否定一切而外,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合理的目标来,最终只能陷入悲观绝望的之中。连马尔库塞自己也承认:社会批判理论没有任何能够填补存在于当代和未来之间的鸿沟的概念。因为批判理论不许诺人们任何东西,不给人们展望任何东西。
       (二)把对纳粹的仇恨和恐惧带进文化工业的理论研究活动中,形成了对文化工业的偏见
       一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不可能删除自己的情绪记忆,也不可能抹去自己的生命体验。“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9]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实际上是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统治之下恐怖而阴暗的情绪记忆、痛苦而愤怒的生命体验的最凝练的表达。
       如果说从法西斯主义到大众文化是一种生命体验与思维模式的顺延,那么从大众文化到法西斯主义则更多是一种假想或臆测。而两种视角的相互切换,两种经验的彼此渗透,现实的美国与记忆中的德国的相互沟通,又使得法西斯主义与大众文化不断地重叠在一起,到最后,这两者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法西斯的非理性的极端荒谬的宣传活动、民众受纳粹意识形态控制与操纵的社会现状及纳粹暴政统治的现实,通过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统治功能统一起来。可见,法兰克福学派错误地将大众文化的种种弊端归咎于意识形态功能,却把文化本身所依存的社会制度束之高阁,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是隔靴搔痒,流于形式。
       (三)法兰克福学派忽视了艺术自身的特性,其文化批判理论存在诸多偏颇之处。
       在霍克海默看来,艺术是表征主体性的领域,是人的个性的自主的创造和独立的判断。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艺术已经沦落为一种商品、消费品,成为供人们娱乐和消遣的东西,其自由的品格已经失去了。法兰克福学派这种对艺术的极力维护,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之处:
       其一,从意识形态入手,把艺术的社会作用夸大化。法兰克福学派从意识形态论出发,把艺术混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忽视艺术的特性和内在规律。阿多诺认为,“艺术,或者所谓古典艺术……始终都是人类反对各种政体和制度的抗议力量―――这些制度表现专制的,宗教的和其它的统治,同时也反映了它们的客观的基础。”[10]这种对艺术的社会作用无限夸大化的论述,表现出了极强的先验性和主观性。
       其二,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忽视大众的审美共性、接受者的创造性。文化批判理论忽视了大众在消费这些产品时,每个个体的审美感兴方面的共同性;同时也忽略了每个接受个体在接受这些产品时,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心境不同、修养不同、社会处境不同、审美趣味不同而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差异,忽视了各个个体在接受同一类作品时会有不同的审美想象、审美领悟、审美创造等方面的艺术创造性,产生不同的审美意境等等各方面。
       其三,把艺术的功能绝对化、单一化,否定艺术的愉悦性质。在对待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艺术品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没有把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审美价值区分开来,没有把对作品的艺术欣赏同道德欣赏区别开来,他们把文艺、审美同反对异化、追求解放与自由、突出人及其艺术并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总体的一种尺度,这就从立论上已走上了一条歧路。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因其立论基础的先验性、思想来源的驳杂性、理论视域的狭隘性、理论建构过程中的自相矛盾等特点,以及他们特殊的民族出身和经历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判断。他们对文化乃至艺术所作的是一种政治道德价值判断(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判断),而不是一种审美判断。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带上了较强的主观色彩和审美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138页.
       [2]霍克海默,阿多而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12-113页.
       [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版,135-136页.
       [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23页.
       [5]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274-275页.
       [6]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75页.
       [7]金民卿:《大众文化论》,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16页.
       [8]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94年3期.
       [9] The odorW.Adorno,Prisms,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TheMITPress,1981,p.34.
       [10] Adorno,On Art and Modern Religion,trans by Aston,New York and London:Shood&Ward1973.P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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