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下)】 生物多样性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摘 要]中国农业发展自古以来就一直面临着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劳动力不足、天灾人祸等诸多挑战。通过“杂种”，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是精耕细作等举措之外中国传统农业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发展生产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它不仅成功地扩大了农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维持了土地的永续利用，而且对于自然灾害的控制和劳动力的调节也助了一臂之力。虽然在历史进程中，也存在单一栽培的趋势，但并没有引发严重的问题。近代以后，特别是最近三四十年来，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农业生物多样性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之下，日益为单一栽培和规模经营所取代，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粮食在增产的同时出现了结构性的短缺。而单一栽培所导致的农民负担加重、土地退化、环境破坏等问题，使农业的基础变得更加脆弱。展望未来农业的发展，或许可以从历史上农业生物多样性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就是以农业生物多样性来满足人口的需要，维护人类健康，应对自然灾害，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行因土种植、因需种植，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在保护传统生物资源的同时，我们要积极引进外来物种，丰富生物多样性。
　　[关键词]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5；F303.4；S181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1）06-0090-11
　　[作者简介]曾雄生（1962―），男，江西新干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农业史和农业文化的研究。（北京 100190）
　　
　　Title: Agro-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Author: Zeng Xiongsheng
　　Abstract: China’s agriculture has met many great challenges such as shortage of arable land, soil fertility decline, labor shortage, and many other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since ancient times. Apart from intensive cultivation, poly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maintain agro-biodiversity and cope with various adverse factors 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 which not only succeeded in expanding total area of farming land, improved land utilization and kept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but it was also helpful for the control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regulation of the labor forces. Even if there had been some extent of a monoculture trend in history of China, it did not lead to serious problems. Only in the modern time,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hree or four decades, with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olyculture has been replaced increasingly by monocultu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market economy. As a result, there is a structural shortage while the total output of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s. The monoculture has increased the burden on farmers, and deteriorated soil and damaged environment have threatened the people’s health, and hence the foundation of today’s agriculture has become more vulnerable. To look ahead to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e, the history of agro-biodiversity may give us some useful inspirations. The agro-biodiversity can be us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maintain the human health, deal with natural disasters,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perform cultivations with accordance of soil nature and human demand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protect agro-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to actively introduce alien species to enrich biodiversity.
　　Key words: China’s agriculture; biodivers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三、传统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最初便是通过采集和狩猎各种生物资源来维持生存的。农业发展之后，采集狩猎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仍然是一种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手段。明代朱�在《救荒本草》一书中就记载了414种可以食用充饥的野生植物。野生动植物一直是传统农业社会中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利用和保护野生动植物是中国传统农业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克服了人类对于某些动植物资源的过分依赖所导致的加速消失或畸形发展。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于生物资源的珍惜，使古人总是将各种资源用到极致以减少浪费，即便是微如草芥、贱同粪土，也把它当做一种资源来加以利用。在今人看来，杂草之所以为杂草，是因为无用胜过有用，但在古人看来，有用无用并不可以绝然分开，“寸有所长”，“小道也有可观”，经过一定的处理，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强”。古人还有“惜粪如惜金”之说。草粪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主要的肥源之一，杂草也是养殖业主要的饲料来源之一，至今仍然有“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的农谚。牛粪不仅是肥料的重要来源，也是重要的燃料之一。
　　传统农业虽然也把粮食的高产和优质作为主攻目标，但粮食绝不是唯一的目的。北方农村有句谚语说：“吃的烧的，都得顾到喽，人吃的，马喂的，都得顾到。”换言之，传统农业的产量概念和今天不尽相同。古人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把满足自身包括温饱在内的各种需要当做目标，因此，粮食作物的产量不仅仅是粮食的本身，而是所有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各部分的总和。一些作物品种的存在除了其本身的高产和优质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一些谷子品种（如錾子黄）广受欢迎，除高产外，畜口极爱吃其秸秆也是原因之一。①稻的主产品为稻米，但稻的其他部分（如稻草、谷壳等）用途也很大，可以为燃料、饲料，然后又转化成肥料；还可以是原料和材料，用于编鞋、索�、房屋建筑等。畜产品也是如此。养猪的价值不仅在于肉食，也在于肥料，“养猪不挣钱，回头望望田”。牛粪在充当肥料之前，还可以用作燃料。这种多重利用、循环利用的结果，突破了单一作物产量的概念，大大提高了作物的经济系数②，使每一种生物都得到尊重，这是传统农业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根源。生物多样性在古人看来，不仅让各种生物都得到生长，而且使生物的每一部分都得到充分利用；生物只有得到充分利用，才能得到充分保护，这也就是《菜根谭》所谓“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粮食产量而言，稗比不过稻，因此自战国时代开始，农民就开始有意识地把稗草当杂草清除，③但稗子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传统农作物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并没有被彻底地清除。徐光启认为，稗的产量比不上稻谷，但“稗秆一亩，可当稻秆二亩，其价亦当米一石”。徐光启显然是从生物产量的角度将稗和稻作比较，认为稗子的产量及食用价值虽然低于水稻，但稗的茎杆产量是稻秆的两倍，即生物产量高于水稻，稗秆可作燃料出卖，其价值也与一石米相当，考虑到两种作物的不同投入，则稗的纯收入可能还要高一些。但经济价值只是古人在选种时考虑的因素之一，稗比稻具有更强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是其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影响选种的因素还有很多。就某一作物的具体品种而言，古人也是尽量保持其多样性，以满足不同种植的需求。《沈氏农书》言：
　　稻种以早白稻为上，只肥壅不易调停，少壅不长，多壅又损苗，但喜其米粒粗硬而多饭，所宜多种。黄稻能耐水旱，多壅不害，只怕霜早，米不圆满。其余稻色好歹不同，总无如黄白两种，所宜对半均种，以便次第收斫，不致忙促。先农尝卜其吉者而多种之。①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古人在考虑选择作物及品种时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高产。追求高产是农业的首要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传统农民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就产量而言，不光要考虑稻米本身的产量，也要考虑稻米的胀性程度、煮饭后的软硬度以及食用后的耐饥度。二是对肥效的反应。三是对水、旱、寒的反应。四是劳动力安排。五是占卜的结果。古人通过占卜，预测未来的气候走向以及适宜种植的作物和品种，并提前准备种子。如果预卜来年多旱，则会有意识地多备一些耐旱性品种，但这并不是古人考虑的全部因素，实际考虑中还包括副产品的价值、品质，甚至包括药用价值等。一句话，一切能够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因素都在考虑之列。传统农民同时准备多个品种，对于每个品种的特性、土宜等心中有数，然后再根据自身的需要、土壤肥料状况以及未能可能的气象趋势，作出自己的决策。
　　对于生物资源的尊重，对可持续利用的追求，激发古人对于生物资源的保护。先秦文献中提出了“以时禁发”（简称“时禁”）的主张，即只允许在一定时节和一定限度内采猎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其滋生孕育之时采猎，禁止童山竭泽。孟子认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要求做到“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鱼鳖不可胜食也”，“林木不可胜用也”。
　　除了通过采集和狩猎直接对各种生物资源加以利用之外，农业发明之后，人们还不断扩大种植和养殖的对象，不断培育和发现新的有用的生物，尽可能地挖掘各种生物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中国历史上，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十分注重生物资源的发现与利用。相传神农尝百草，教民种植五谷。农业发明之后，人们又不断地从自然界中寻找生物资源加以利用。生物的自然变异的发生往往被视为吉祥的征兆，特别是禾谷类作物的变异，为各级政府所重视，史书中就记载了许多禾谷类作物自然变异的史实。许多农作物品种，就是在自然变异的基础上，再加上人工选择培育而成的。这些品种的发现者和育种者中，既有如御稻米的发现者康熙皇帝，也有如六十日稻（又名救公饥）的发现者孀妇，而更多的是普通的农民。
　　人们还通过交流和引进农作物品种来丰富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于是原产于西亚的小麦、苜蓿、葡萄、莴苣、菠菜、波斯枣、油橄榄、扁桃、西瓜、甜菜等，中亚的骡、驴、骆驼、天马、金桃、银桃、阿月浑子，朝鲜的果下马，越南的占城稻，朝鲜的黄粒稻，非洲、印度等地的胡麻、木棉，美洲的玉米、番蕃、马铃薯、花生等相继传入中国。而国内各地之间的引种更加频繁：西部的蜀椒引种到了东部的青州（《齐民要术・种椒》）；朝歌的大蒜引种到了并州；并州的豌豆引种到了井陉以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齐民要术・种蒜第十九》）；南方的菘落户到了北方，变成了白菜，白菜又回到了南方，成为黄芽白。历史上众多以地名命名的品种便是异地引种的结果。
　　引种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小麦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棉花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衣着原料结构，成为“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穷富皆赖之”的一种纤维作物。外来的高粱也曾在中国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白菜成为大众的当家菜。新大陆作物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土地利用、粮食生产乃至人口的增长。
　　保护、发现和培育相结合，交流与引进相补充，保持了中国传统农业生物的多样性。6世纪《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栽培植物就达90余种，每种作物又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其中粟类品种就有100余个，稻类品种也有30余个。而清《授时通考》中所收录的水稻品种数量高达3429个，各地实际种植的品种更是不计其数。于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生物各类之丰富。
　　
　　四、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的现在和未来
　　（一）来自单一栽培的挑战
　　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用以解决其自身所面临诸多问题的一把万能钥匙，但这把钥匙本身也存在缺陷。对劳动力需求量大，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反过来又导致人口过剩，劳动生产率偏低，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具没有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多样性的稳产和单一性的高产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为了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古人总是有意识地选择一些高产作物进行种植，这也是导致单一化种植的根源。
　　今人以为单一栽培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殊不知单一栽培的历史由来已久。农业发明之初，当时同时种植的作物可能很多，故有“百谷”之称。随后人们观察到某些作物的产量要高于其他作物，将这些作物的比重增大，就可以获得更多食物，于是慢慢集中于几种主要的谷物上，于是又有“九谷”、“八谷”、“六谷”、“五谷”、“四谷”之称。通常说的“五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在“百谷”变为“五谷”的过程中，一些谷物纷纷退出粮食作物的行列，这就是单一栽培（或单作）的开始。《淮南子・秦族训》载：“蓠先稻熟，而农夫薅之者，不以小利害大获。”蓠，水稗也。人们的食物来源和原先相比更主要地集中于几种作物，单一化的危害也开始呈现出来，于是在先秦时期便形成了“种谷必杂五种”的传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有意识地保留某些作物的种植，如大豆、稗等。①宋代更以诏令的方式要求“专种粳稻”的江南“益种诸谷”、“杂植诸谷”的江北“广种粳稻”，以效法“参植以防水旱”的古制。二是选育不同的品种。经过不断择优选良，包括自然的杂交变异和人力的精心培育，积累起大量的各式品种，以适应当地的风土环境。
　　但单一栽培的趋势并没有停止。为了改善耕作条件，特别是适应牛耕的需要，至少自宋朝开始，就采用了平整土地的做法。②平整的结果是使得原本“垄峻如梯，田小如瓦”的农田，“开十数畛而通为一”，原本需要不同作物或品种以适应十数畛农田的种植需要，也为一种作物或一个品种所取代。生态景观的改变导致物种及其相应的遗传物质的改变。明清之际，单一栽培现象已很明显，对此有识之士批评道：“今北多黍稷，南仅�稻，乖备种之义矣。”（《农政全书・凡例》）大豆等粮食作物退出了主食的行列，其“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天工开物・乃粒・总名》）。不过近代化以前，虽然存在单一栽培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成为问题，人们通过不同生物的组合和品种的多样性缓解了作物单一栽培的趋势。
　　19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最近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全球化，使传统农业开始面临危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市场经济对于农产品产量和成本的要求，使得规模化和机械化成为经营农业的必然途径，专业化和单一化则是必然的选择。同时，依靠现代科技成果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传统农业中长期存在的富余劳动力，也为治山改水和园田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单一化。如此一来，原来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在单一化的过程中，一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而另一些作物的种植面积却下降了，虽然农业的总产量提高了，却出现了结构性的短缺，大豆和高粱等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乃至消失便是单一化种植的后果。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且长时间里，大豆一直在传统农业生物组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产量也曾位居世界之首，但1950-70年代把大豆等油料作物视为低产作物，种植面积不断缩小，下降到次于美国、巴西之后的第三位，至今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大豆。2008年，中国消费掉4900万吨大豆，其中进口大豆3400万吨，占大豆总消费量的70%。在10～12年前，中国的大豆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现在中国却变成了排在世界第二位的大豆进口大国。另外，中国每年植物油需要进口800万吨以上。而曾经是中国北方最主要作物之一的高粱，也在20世纪7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①以北京地区为例，20世纪50年代高粱种植面积约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10～15%，1975年达5.6万公顷（83.66万亩），占当年粮食作物总面积的9.35%；一直到1977年，面积保持在3.7～5.3万公顷（55～80万亩）之间，随后又呈下降趋势；到1995年，只有0.3万公顷（4.80万亩），仅占粮食播种面积的0.7%。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粟的种植上。1949年，北京地区共种谷7.5万公顷，占当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15.2%；1953年谷子种植面积9.4万公顷，占当年粮食播种面积的15.7%；至1995年，全市播种面积0.4万公顷，仅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0.8%。在高粱和粟等种植面积萎缩的同时，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却迅速飙升。1995年全市玉米播种面积20.8万公顷（311.68万亩），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47.9%；冬小麦播种面积17.2万公顷（258.3万亩），占当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9.6%；二者相加占粮食播种面积的87.5%。②
　　单一化的趋势也在作物品种上得到反映。以江西地区的水稻品种为例，据《天工开物》（1637）记载：“凡稻种最多。不粘者，禾曰�，米曰粳。粘者，禾曰�，米曰糯。南方无粘黍，酒皆糯米所为。质本粳而晚收，带粘，俗名婺源光之类，不可为酒，只可为粥者，又一种性也。凡稻谷形有长芒短芒，江南名长芒者曰刘阳早，短芒者曰吉安早，长粒尖粒圆顶扁面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湿种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为社种，遇天寒有冻死不生者，最迟者后于清明。”可见古代水稻品种丰富多彩，花样繁多。
　　进入近代特别是现代以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水稻品种的类型和数量急剧减少。比如赤米这类品种原来在水稻栽培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晚稻和山区丘陵栽培的水稻品种），但由于其食用品质不及白米，市场价格也不及白米，所以赤米品种的栽培面积越来越小。据对同治《新建县志》（1871）的统计，注明为白米的有28个，为红米的有18个；《抚郡农产考略》（1903）所记白米37个，红米8个；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江西《宜春县志》的记载，原来当地的早占（稻）纯白而无红，晚稻则红白参半，由于红米销路不畅，多有易白种者。从中可以看出，红米让位于白米，乃源于市场的因素。在红米品种减少的同时，有芒的品种（或者长芒的品种）也因为市场等因素在减少，至今有芒的品种已不多见。
　　品种单一化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速，中国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组织调查、收集整理农家传统品种，进行农家品种的比较试验，从中选择优良高产的品种进行大力推广，淘汰当地原有的低产农家品种。这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些高产的农家品种得到迅速推广，粮食获得明显增产，但数以万计的被淘汰品种中不少优良性状如抗病、耐旱、耐瘠、优质等基因也随之遭到汰除。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利用遗传学原理，培育出一批批以矮杆高产为主要特征的品种，取代了原有的农家高产品种。70年代以后，杂交育种的成功和大面积推广，加速了品种单一栽培的进程，农业收成过分依赖于少数高产品种，地方品种资源遭到淘汰。
　　单一化的趋势也影响到农家动物的饲养。传统农家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动物养殖，如孟子所谓“五母鸡，二母彘”的说法，这是对普通农户家庭动物饲养的最低要求。实际上早期农民所饲养的动物远不止此数，如唐陆龟蒙在甫里隐居时家中“有牛不减四十蹄”（不少于十头）。除了马、牛、羊、鸡、狗、猪等六畜之外，农家还豢养动物鹅、鸭、鱼等。近人曾国藩所提出的治家八字就有所谓“书、蔬、鱼、猪”，养鱼和养猪是农家的生计之本。但从一个长时段来看，中国农家养畜的种类和数量总的来看是越来越少，最先消失的是牛等大型牲畜，明末江南吴郡一带的农家已很少养牛。②不过从江南一些地方来看，耕牛从大多数农家中消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以我有限的经验而言，南方农村一些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依靠集体力量养有十多头耕牛，农户家庭每年也养有2～3头不等的猪，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之后，普通农户只有数量有限的鸡还在散养，其他动物则很少饲养。
　　（二）单一栽培所引发的问题
　　应当承认，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高产品种为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杂交育种并不是万能的，杂交品种的高产对于自然条件的依存度依旧很高。③也就是说，杂交稻仍然面临着传统稻作同样的问题，诸如病虫害、风寒、旱涝、肥瘠等，不仅如此，单一栽培还使上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由于品种缺乏多样性，容易孳生传染病和害虫，使作物蒙受巨大的危害，比如长期大面积种植单一水稻品种，导致优势稻瘟病菌菌群大量繁殖而使病害流行。④
　　传统农业通常是通过不同生物的组合来应对各种灾害，甚至变害为利，但在单一栽培的情况之下，只能通过使用农药、化肥和灌溉等来确保收成。而农药、化肥和灌溉的大量使用，在增加农民负担的同时，又会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和农产品的品质下降，最终危害人类的健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通病。“现代农业危机四伏，都是单一栽培惹的祸”。
　　先说农民负担。在传统农业中，作物品种一般都采用自家繁殖的方式来取得，有时甚至是种粮不分，而在现代农业中，高产品种由于技术含量很高，大部分需要从市场上购买，且价格很高。据调查，在湖南西部161个农户中，从市场上购买稻作的为153户，占95%；只有8户采用自家繁殖种子的方式，占5%。①新品种结出的种子不能留种使用，必须每年从种子公司高价购买，而换种的频率越高，农民的负担就越大。高产品种必须要有农药、化肥与灌溉的配合，才能获得高产，所以现代农业又被称之为“肥水农业”。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产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渐走下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2006年后，种子和肥料的价格已经翻番，结果FAO说2009年谷物产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只有1%的增长。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干旱趋于严重，也使灌溉费用提高。另外，农民从市场上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还存在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的问题，此类事件时有报道。
　　次说环境。单一作物种植会引起土壤中某些重要营养要素的极端消耗，而与该作物的生长几乎无关紧要的要素则日渐积累，从而引起土壤肥力下降，甚至会引起土地的退化、沙化和盐碱化。“多年连作”易引起多种病虫害积累于土壤中，甚至造成“重茬地”现象。化肥施用量增加，土壤微生物日益衰竭，这都直接影响到土地营养的平衡和土地肥力的再生产。滥用杀虫剂，致使能为花授粉的蜜蜂和蝴蝶都死了，果树也不结果了。由于破坏了野生动植物资源，鱼类、蛙类随之灭绝，而这些也曾是食物的来源之一。害虫天敌的减少，也加大了对农药的依赖。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量增加，导致土壤环境和作物体内的污染增加，最后富集到人体内，直接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过度开采地下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地下水的水位迅速下降，使干旱趋于严重，也使得提高谷物产量的效果不可持续。由于工农业用水增加，中国北方平原区含水层自196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10～50米。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农业生产的用水方式，北方平原的地下水储量仅能维持20～40年。②2009年初的华北大干旱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所幸这次旱灾没有酿成大的粮食减产。
　　单一栽培导致农作物秸秆等副产品的利用率低，这已成为严重的公害（特别是在城市郊区）问题。过去农村中许多生产和生活用器都是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制作的，甚至有些农作物及品种是专门为此而存在的，比如：高粱秸秆是扫帚和各种器物的主要材料；水稻中的麻经糯是专门为搓绳准备的；有些则是因为燃烧价值高而受到重视；饲养动物的饲料和垫栏也主要来自秸秆；等等。一句话，稻草也被看得像金条一样宝贵。但随着单一栽培的盛行，此类农作物秸秆等的作用消失，原来制作各种器物的农作物为塑料所取代，燃料也被煤炭和天然气所取代。农民因更少地饲养畜禽从而减少了对农作物秸秆的生物转化，使秸秆变得一钱不值，于是，在农作物收获季节，农民将大量的秸秆堆放燃烧，成为污染源。专业化、规模化的养殖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传统农业中，动物粪便是肥料最重要的来源，但在专业化之后，由于养殖相对集中，粪便等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还污染了环境，这使处理粪便成为一种负担。
　　再说农产品的品质。现代农业在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口粮需求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在商品经济的主导之下，过分追求产量，使得高产以外的一些功用被忽视。由于产量和品质常常呈负相关，结果是大量品质优异的品种资源被排除在种植之外，且日趋减少。随着多样性的消失，丰富的营养来源也消失了。目前一般高产水稻品种的蛋白质含量是不高的，这对原本就缺乏蛋白质的亚洲人民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杂交水稻一度被贬为“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的“三不稻”，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多样性的角度计算单位面积土地的营养含量，产业化栽培中的所谓“高产土地”并不一定意味着多样的粮食种类和营养。
　　单一经营易受自然灾害和经济变动的影响。农业经营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单一的农业经营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大。单一栽培的作物是最脆弱的生命，尤其是粮食作物，一刻也离不开人的照应关怀。另外，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等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单一的农业经营来讲是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单一经营体内部没有分散风险、减少灾害影响的机能”。原本指望靠单一栽培、扩大规模来取得更高效益的农民，在进入市场之后，发现农资产品在涨价，农产品价格却不见涨，甚至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不赚钱，长此以往，势必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到粮食安全。另外，单一栽培由于季节性利用劳动力、机械和设施而引起农业闲置时间增多，致使农产品的利用率降低。单一性在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逐渐消失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消失。原有多样性农业生物为基础所构筑的本地食物体系，正在被替换成产业化、全球化食物体系，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也引人关注。
　　虽然科学家都把希望寄托于植物遗传基因的转移技术上，以解决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培育抗病菌和抗虫害的转基因作物，对此史学家也发出了欢呼，但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尚存争议。许多专家预测，病害虫甚至会更加适应转基因作物的“口味”，一如既往地猖獗下去。①袁隆平也对转基因植物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之后才会显现。②
　　（三）混合种养的启示
　　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昆虫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大面积土地精耕细作一种谷物――而产生的，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以多种多样的景色，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这样势必毁掉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他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③
　　1845-1849年，爱尔兰的马铃薯大面积绝收，引发大饥荒，超过100万爱尔兰人在饥荒中死去，还有数百万人不得不外出逃荒，有科学家将其归结为生态释放效应（ecological release）的结果。最近发现，导致当年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收的直接原因是来自南美洲的一种真菌，但引发爱尔兰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单一栽培的结果。同样是由美洲引种到中国的甘薯，在中国并没有因为生态释放效应引发饥荒，相反在应对饥荒方面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原因就在于中国保持了“杂种”的传统。甘薯的引种虽然对于中国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中国人口并没有因此对甘薯产生依赖，它只是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物来源，而并没有取代原有的食物来源，因此即使出现了番薯绝收，其他作物仍然可以保障粮食安全。
　　农业生物的多样性是中国农业得以维持几千年而不衰并且成功地支持了由人口不断增长引起的对农产品不断扩大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有农业以来，在数千上万年的时间里，中国传统农业一直保持着杂植五种的传统，它保护着农业生物的多样性。通过“杂种”，包括草本和木本的杂种，甚至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组合，人为地组成一种“多物种”（multispecies）的生态系统，使土地、光热、水、气等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扩大了农业用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保持了地力常新，更重要的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在应对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以及调节劳动力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从整体上提高了抗灾害的能力，保证了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单一栽培的危险，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其意义也有充分的认识，并且开始采取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在育种时有意识地利用一些生物的抗病虫害等基因。联合国于1992年出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2000年还通过了一份议定书，以确保转基因生物的安全使用。似乎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已有充分的认识，但回顾历史，传统农业中的生物多样性实践仍然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生物多样性是传统农业的特点，表现为每块土地都同时生产多种作物，每种作物都有多种用途，这种农业很难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但对于传统农民来说却是很有价值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最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模式。产业化栽培中，“产量”一般指单位面积中某单一作物的产量，而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产量”应该包括单位面积里所产出的所有农作物的总和，这样计算起来，多样化种植比单一栽培的生产力更高。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调查显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小型农场，食品产量能比大型工业化的单一栽培农场高出数千倍。假如从多样性的角度计算单位土地面积的营养含量，产业化栽培中的所谓“高产土地”和多样性的粮食种类和营养相比，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况且，传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在为人类提供营养的同时，还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这也不是用现代“产量”的概念所能够衡量的。
　　1.用生物代替石油来满足人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物质需求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农业获得满足，即便是每日所需的柴火也主要来自农作物的秸秆。中国北方农村冬季供暖的热炕所用的燃料便是轧场、扬场等出来的散碎物质。为了解决燃料问题，除了种植一些薪炭林木之外，还有意识地保留一些燃烧价值较高的作物及作物品种，这是传统农业保持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的需要似乎都离不开石油，包括农业自身所需要的机械、农药、化肥都需要石油能源的支撑，但石油也有枯竭的一天。农产品可以替代石油，这不光是指生物燃料，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塑料制品都可以用农产品来取而代之。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也可以提供借鉴，比如在不宜五谷之地种植榆、白杨、乌桕、女贞等树木，提供用材和燃料等。有些传统作物易贮藏，有些无需冷藏，可以在自然条件下保存很长的时间，且食用方便，生熟皆宜，这样的一些特点，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
　　2.以生物多样性来应对自然灾害。农业的发展仍然有赖于新品种的改良和选用，但在推广新品种时要防止新品种对农药、化肥和灌溉的依赖，充分发挥农业生物自身在抗御水旱灾害、病虫害、草害、培肥地力等方面的作用。虽然转基因技术可以培育出抗病虫害的作物品种，但生物多样性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择。一些传统的作物及品种业已证明具有较强的水旱适应性和生存能力，所以容易成功。国际水稻研究所从世界种质资源中筛选出许多抗病虫的种质，其中就有十多个是中国的地方品种。①1949年，中国台中农改场的余庆东、林克明等人利用源自中国大陆的籼稻品种选育出全球第一个杂交育成的半矮性品种“台中在来一号”，具有稻株较短小、不易倒伏、耐肥性佳等特性。1961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张德慈将“台中在来一号”引进印度种植，立刻使得当地的水稻产量突飞猛进。随后他又以东南亚水稻品种与台湾在来种杂交，培养出更成功的IR-8品种，在东南亚与拉丁美洲国家创下产量是原先3倍的纪录。至今IRRI的国际稻米基因库当中，仍有七成稻种含有“台中在来一号”的血统。①
　　由于各种生物的适应性、抗逆性和产量等是不同的，保持生物多样性并借助不同生物间的组合，可以达到应对自然灾害的目的，以减少对农药、化肥及灌溉的依赖。科学研究已证实，在不同抗性基因的品种上，非亲和性的病原菌小种受到抑制，使病害趋于明显减轻。②在同一稻田中同时播种几种不同的品种可以使稻瘟病的发病率下降94%，产量提高89%。③水稻品种多样性种植控制稻瘟病的技术在稻区取得成功。④豆科作物和禾本科作物的间作可以使豆科作物的固氮效率提高近10倍，禾本科根系分泌的麦根酸等植物铁载体可以增加豆科作物对缺铁土壤的适应性，豆科作物的酸性分泌物还可以改善禾本科作物对缺磷土壤的适应性。⑤明代以来，江南地区所实行的棉稻轮作也的确可以起到控制草害、病虫害以提高土壤肥力的效果。⑥
　　3.以生物多样性来维护人类健康。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不仅满足人们日常食物所需，而且还以其丰富而多样的种类维护着人们的健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医食同源同功”的说法，所有的食物都有药物的功能，有些食物更具有特殊的保健功能和更高的营养价值。为什么现代人的重大疾病如癌症、冠心病、各种营养缺乏症等在古代罕见？这同作物的种类肯定有密切关系，但这些具有保健功能的品种在高产品种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压力之下迅速消失，重新恢复这些作物的种植或许可以遏制相关疾病的发生。
　　4.以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托夫勒在关于未来农业的描绘中写道：“关于农业又怎么样呢？第三次浪潮又一次以异乎寻常的方向引导我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塔克森的环境研究实验室，河虾是养殖在玻璃暖房的长水槽中，紧靠着黄瓜和莴苣。使河虾的排泄物往返循环，用它对蔬菜施肥。在弗蒙特，实验工作者正在用同样的方法养殖鲴鱼，鳍鱼和种植蔬菜。鱼池内的水吸收太阳热，到了夜里把它放出，可以提高温度。同样，鱼的排泄物则用于对蔬菜施肥。在马萨诸塞州的新炼金术研究所，小鸡是养在鱼池顶上。鸡屎作了水草的肥料，然后鱼吃水草。”⑦这一描述和中国古代的种养结合的有关记载何其相似，只不过一个尚处于实验阶段，另一个早已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5.因土种植，因地制宜。现代农业实践常常不计工本，治水改土，辟山造田，以适应高产品种的种植要求，而较少利用一些抗逆性强的品种去因土种植。实际上，利用生物自身的适应性，因土种植照样可以获取一定的产量，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优良传统之一。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现在南亚与东南亚共有15亿亩土地，自然条件适于种植水稻，只因土壤有毒或缺乏营养等（如盐、碱、铁毒、缺磷、锌等）而不能种植。但是在品种资源中却有一些品种能耐这种不良条件，只要把它们的种质资源利用起来，就可以不花任何巨大的改土投资，而把这些大片的土地利用起来，即使是不适合种植粮食，也可以从传统中得到启发，通过种植其他适宜的作物或林业，来减少这些作物或林木对农田的占用。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更多地增加肉类、禽蛋、奶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食品的供给，是解决未来粮食问题的必由之路。而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可能是其中的关键，因为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找出相应物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利于综合开发利用山地、水面、草原、滩涂等国土资源，以提高水果、蔬菜和木本食物的供给水平。①
　　6.积极引进外来生物，丰富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外来生物入侵宣传使人们对于引种可能导致的生态灾难有了充分的认识，中国历史上也多少存在过类似的现象。②但生物入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从外来物种中得到好处。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传到东亚地区之后，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农作物。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传入中国之后，对于当地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粮食产量的提高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产于非洲、印度等地的棉花，传到中国以后，成为最重要的衣着原料。明清时期，美洲新作物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的引进就对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人口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受惠于外来生物资源的同时，中国也以其丰富的生物资源和作物起源中心的地位对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一些被引种到国外的生物资源，甚至在中国反倒绝迹了，经重新引进才又回到故土。这也提示我们，要防止单一化，必须在原生境和非原生境中保持大量的基因库。③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不对等的交流，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传统文化的消亡。每一种生物就代表着一种文化。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同理相通，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任务是，在吸收外来农业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本地农业发展的需要。历史上小麦本土化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④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一千多年前的中国老祖宗提出：“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一千多年后，我们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耕地、精耕细作同等重要。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战胜各种自然灾害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生物多样性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而使用本地的材料作为研究原种更容易取得成功。中国农业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所有的农业生物都在同一环境下存在了几百至数千年，它们是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经自然和人工选择保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它们在满足人们口粮的同时，还能够满足人们其他方面的需要，如生产、生活、民俗、宗教、文化、医疗保健等。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时，我们尤其要重视保护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品种资源。（续完）
　　责任编辑：胡颖峰
　　
　　①《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6年10月。
　　②如1608年江南发生特大水灾，浙江桐乡县令派人赴江西引种赤籼稻种，获得丰收，但此后，“厥种恒在田间，岁复岁不绝”，“人皆欲芟去之，终不能尽”，成为农田杂草（《补农书校释》第116-117页）。
　　③刘巽浩：《新的绿色革命：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见闻》，《世界农业》1997年第5期。
　　④曾雄生：《论小麦在古代中国的扩张》，（台湾）《中国饮食文化》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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