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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的王道理想_以和谐为关键词解读孟子的王道理想

    时间:2020-03-27 07:2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王道理想是孟子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作为一套超乎现实却又对现实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念,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施仁政”的基础之上。所谓“王道”政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施行仁政”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一个是实现统一,使天下和平而无战争。
      关键词:孟子;王道;仁政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65-02
      
      一、孟子其人其书
      
      在孟子的生平事迹中,生卒年代是最难考证的。至今仍然没有确定的结论,主要是源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只能根据前人的著作得出一些结论:(1)生于周定公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寿八十四岁。这是《孟氏谱》的说法,虽然此著作说出孟子的生卒年月,但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也不足为证。(2)生于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卒于赧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或十三年(公元前302年)。此说是在《孟氏谱》的基础上后人又对其孟子的生年下移了四、五十年,卒年上移了十余年进行更改得出的,考订者们又考察孟子的活动范围和战国时期的状况得出的结论是比较正确的。(3)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此说也是根据《孟氏谱》所言的,此段所言的年代比较接近与孟子游历诸侯国的事迹,他活动的年代距此也不是甚远,所以后人多采用此说法。
      司马迁《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东汉经学家赵岐著有《孟子章句》七篇,这是《孟子》一书的最早注本。现在的通行本《孟子》多按赵岐的分篇方法,全书七篇,每篇又分上下卷。共十四卷。朱熹也倾注毕生的精力去做《孟子集注》。历代对孟子的注书人数不计其数,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在宋代,随着孟子地位的提高,《孟子》成为儒家“十三经”的最后一经,“思孟学派”也备受关注。孟子学说通过制度化的科举考就、历代学者的注解等途径,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宋代注释和研究《孟子》的著作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论语》研究著作,据此可以看出孟子思想的重要性。
      
      二、孟子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
      
      舜是孟子理想的圣王,舜之所以为舜就在于“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42义行,而非行仁义也。一明于庶物”就是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察于人伦”就是对民情有深切的体察,“仁义的对象是人民,对人民施行仁义就是目的,再无别的所求,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孟子言:“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王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尽心上》)所谓“性之”,就是出于内在本性自然而然的实行仁义;所谓“身之”,就是有亲身体验,故能身体力行,推行仁义;所谓“假之”,就是借用仁义,作为手段谋取利益。也就是借久了不归还就可能变成自己的了,“王霸”之区别也就在于对仁义的实行,如果它把其实行仁义一直作为手段坚持下去,那么“霸道”也可能转变成“王道”。其实孟子一直反对兼并战争的,战争的性质就是弱肉强食。谁的实力强大就能吞并弱小的国家,战国七雄争霸就是很好的例证。他生于战乱年代早就厌倦了悲惨的战争生活。(《史记・六国表》)载显王五年(前364年)秦魏石门之战斩首六万;慎觐王四年前(317年)秦败赵,韩斩首八万;赧王三年(前312年)秦击楚军,斩首八万,八年(前307年)秦拔宜阳,斩首八万。凡此皆当孟子生时。孟子本着恻隐之心想要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的一腔抱负,也是花了他毕生精力推行“仁政”思想,但是终究还是“迂远而阔于事情”。
      
      三、孟子的“仁政”思想
      
      仁政并不是孟子凭空想出来的,从思想渊源来看它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就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融合孔子仁学的精华,进而发展成一套缓和阶级矛盾,为统治阶级施政的政治纲领。其具体的内容如下:在经济上施行“制民之产”和“取民有制”。孟子认为一个国君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必须让老百姓有稳定的财产,有安定富裕的生活,如果国君给予老百姓的是“养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这样毫无保障的生活。那么在战争或者灾荒年代就更不用说了,百姓们是“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为之四方。”(《梁惠王上》)然而统治者的生活是“疱有肥肉,赢有肥马,仓廪实,府库充”如此差异何得民心?孟子认为百姓也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巳。”(《滕文公上》)百姓有了自己固定的产业才会社会安定,民心所向,如果生活得不到保障百姓肯定就会造反影响社会的稳定,那么百姓也就会举起反抗的旗帜推翻统治。是故民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于是在于梁惠王和齐宣王谈话时也提出了具体的做法:“五亩之宅,数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这其实也是孟子的托古改制的井田制思想,他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上》)统观整个封建社会,孟子的思想根本不适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根本无力解决当时的土地兼并战争,统治者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人民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届此孟子提出了“取民有制”即轻徭薄赋和不违农时的内容,当时的苛捐杂税颇多有内容记载:“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孟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其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即在贸易市场上,划出空地来储藏货物,却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市场栈房中。其二,“关,讥而不征,则天上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即各地的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那里。其三,“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即对耕田农民,只承担集体耕种公田的义务,他们自己耕种的私田就不再收税。其四,“廛,无夫里之布(同币),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孟子的这些主张,其本质上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权稳定服务的,但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保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繁荣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是有非常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更有助于实现其“王道”理想。
      既然人民安居乐业了,社会稳定发展了,那么如何做到政治清明?孟子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站必胜矣。”(《公孙丑下》)因此,只有天下之所顺,民心之所向整个社会才会安定团结,如有战就无有不胜的。但是孟子也反对春秋时期的战争,他认为春秋所有的战争都是“春秋无义战”。他认为得道就必须实行仁政,否则就会成为独夫民贼。兹此他为了相互制衡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君臣君民之间他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士人都会很高兴地到你那里去做事(《公孙丑上》),如果一个国家不行好事,视臣们“如草芥”,则臣可以视君“如寇仇”(《公孙丑上》)孟子日:“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万章下》)既然作为贤人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气概和很高的道德修养,孟子日:“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也即君子要坚守自己的高尚道义,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即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可同流合污,枉道而从彼。更不应该有“妾妇之道”而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这些都是君子大丈夫所为,如果整个国家我们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君行君道,臣行臣道,那么何愁社会不会安定?孟子的“王道”理想又何愁实现?
      总之。儒家王道治国思想适用于治世,而战国是乱世。乱世讲争霸,谁有能力谁就能主宰江山命运,所以那时法家霸道比较实用。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要想维持统治,就要“施行仁义”,否则“水可覆舟”。因此在战国纷纭变幻莫测的年代靠“王道”来笼络人心、安定天下只能是杯水车薪啊。徒留孟子的一腔报国热血,只能永远是理想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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