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高中议论文800_被遗忘的精神实在与被割裂的人

　　摘要：在我们的时代中，有这样几种情绪强烈地纠结在一起：即文明越是进步，对未来的忧虑就越是深刻，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就越是盛行。回望古希腊时期那个“至善”的梦想，我们是渐行渐远还是日益抵达了呢?现实的种种似乎都给予了否定的答案。我们的时代病了，而只有知道“病因”才能给出治疗的“医案”。对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指出，理性主义的盛行与泛滥是病因，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传统西方文明所倡导的二元分裂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剥离了存在中的主观成分、认识中的信仰因素、精神中的实在性，其结果是遗忘了真正的存在――精神实在性，导致现代人的生活完全被外在的东西所充斥，“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胡塞尔语)。对此，他们重新追问何为真正的存在，颠覆了以往的物质概念与二元的思维方式，力图通过恢复精神在存在中的重量来克服现时代人与现时代文明面临的种种危机与困境。
　　关键词：精神实在性；原初存在；内在生命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013-06收稿日期：2011-07-05
　　
　　在我们时代各种思想形式(如电影、文学、哲学、网络等)的表达中，似乎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悖论：文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忧虑与怀疑就越是深刻，甚至可以说，一种绝望的色彩日益笼罩着人类对于其未来命运的思考。这种情绪不仅在哲学中被表达，而且蔓延到了其他领域。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日前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就曾明确预言，人类将在未来的二百年之内毁灭于他的自私与贪婪。与这种悲观论调相伴随的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与穷奢极欲的享乐主义盛行，这是现代文明所无法回避与无力治疗的痼疾顽症。因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文明怎么了?”对此，我们无法不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产生敬意，因为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他们就对今天盛行的以西方技术文明为核心的消费社会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非常肯定地指出，理性主义盛行与泛滥的结果是：思维上的形式主义与抽象主义，行为上的功利主义与物质至上，信仰上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上的彻底沦落，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最终人成为冷冰冰的必然性的奴隶与无灵性的存在。
　　显然，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把理性主义的泛滥视为当代文明“生病”之根源。那么，理性主义缘何盛行呢?对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明确指出了对于“存在”问题的错误理解是西方文明病症的根源。如果说实证主义盛行是西方文化的“病症”表现，那么对于“存在”问题的割裂式理解就是它的“病因”，即西方传统文明中对于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信仰之间的两分式的思维方式是导致实证主义原则盛行与现代人精神虚无的直接原因。这种“二分式”的思维方式剥离了存在中的主观成分、认识中的信仰因素、精神中的实在性，这样现代人被外在的生活所充斥，而遗忘了存在本身。对此，大多数白银时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一直在追问“何为真正的存在”，他们从整体性原则出发，并提出了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西方文化观念的存在观，并力图以此来克服西方理性主义文明中的痼疾。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的实在观念。
　　
　　一、对“物质”观念的颠覆与何为“真正的存在”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把本原问题归结为物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早就指出，根据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把以往的哲学史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他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认识与现实、理性与实在被区分开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显然，这些范畴分属不同的阵营，而且这些范畴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具体而言是物质决定意识，或者是思维决定存在。对于传统的西方哲学中的这种两大阵营的划分，对于这种分裂的、抽象的思维方式，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是持批判与反对的态度的，并且认为这种划分恰恰是导致理性主义泛滥及其最终功利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何为真正的实在呢?他们认为，要想认识真正的实在必须看到经验事实中所具有的观念性的因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物质观念。
　　第一，存在具有双重含义。简言之，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存在不仅指经验事实领域，“内在的精神生活”也是真正的存在。另外，存在的双重含义还体现为客观事实本身具有双重性，即不仅具有客观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因素，是不可分割的主客统一体。按照传统的西方哲学中的看法，或者说通常的唯物主义观点，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环境中借助于感官所看到、摸到、遇见的一切东西，也就是一切经验事实都等同于物质存在，而这些物质存在本身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同于想象、推测等非事实领域中的观念，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真正的存在。但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却驳斥与批判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被称为‘唯物主义’，它把经验给定的东西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真正的存在等同于物质存在，即空间内容中为我们所见的东西，而存在的空间中那种我们不能感觉到的东西，那种我们既不能看到，不能听到，也不能触摸到的东西，那种我们称之为‘内心生活’现象的东西，它向我们呈现时所具有的经验直接性和客观性并不亚于物质世界现象。我们碰上它，就是碰上某种真实存在着的、独立于我们的实在，就像碰上石头或者墙壁完全一样。”这里所说的是不仅物质具有客观性与实际的力量，同样，“内心生活”――人的性格与内在的特性等精神特征――也具有客观性的力量。宗教哲学家弗兰克在这里举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比如希特勒的自大与暴虐的性格带给人类的灾难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远远超过了地震等自然灾害，即非物质性的人的精神与性格方面的特征同样具有客观性的力量。
　　以上的例子只是说明了非物质性的精神因素同物质存在一样具有力量，这种精神存在也具有物质的力量，甚至更强烈。“可见，构成现实――即真正存在的东西――的是：狭义的外在经验的内容中，即周围空间中可掌握的那些东西中感性地呈现于我的东西，也就是‘物质的’现象，以及同样具体地经验地呈现于我，但并非感性地呈现于我的东西，我所确认的所谓‘心灵的’直接现象。”简言之，内在的精神生活同外在的物质世界一样，也具有独立的改变外在世界的力量。
　　第二，物质本身也具有精神的因素。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指出，就是我们在经验事实中所遇到、看到、触摸到的物质本身也具有精神性的因素，也与人的“内在生活”不可分割。那么，我们所经验到的物质所具有的精神性是如何体现的，或者说客观事实怎么会具有精神性呢?这种提法本身就与通常的世界两分观点是相悖的，因为在西方哲学的传统观念中，物质与精神世界是分裂的， 事实的经验领域与精神的认识领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这里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存在本身就具有“观念的”因素，这种观念的因素就是精神性在物质存在中的体现。即当“某种东西作为客体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把我的精神目光投向它，我要抓住它、认定它、记着它”，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观念的痕迹已经与这种东西完全糅合在一起了。因此，当我们看待某物的时候，我们无法明确地区分哪些是物质的，哪些是观念的。因为只要我面对某物、认识某物的时候，某物所具有的性质与意义就已经被我的观念所设定了。比如说，一朵红色的花放在我的面前，首先给它的命名是玫瑰还是康乃馨，是由我的观念决定的，而这朵花所具有的含义，也是由我的观念所赋予的，这样，当玫瑰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它的含义远远大于单纯的物质本身。因为如果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玫瑰只是一朵普通的花，但是当它被我认识的时候，它不仅是一朵花，同时也是表达爱情的。可见，任何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物质客体，当它被我认识的时候，它的含义都大大超出了其物理领域的物质的本身，它所具有的关系、性质与意义都是由我的观念、精神，即由我的主体所赋予的，因此，认识的客体本身显然已经具有了“观念”的痕迹，而且不可分割。“观念成分是作为具体存在的东西的特性或关系进入‘经验的’或客观的现实的。”由此可见，那种把人类的认识看成如同镜子般客观地、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的、对于世界的纯粹客观的反映，是不可能的，任何认识都具有观念的痕迹，物质远远地大于物质本身。
　　
　　二、生命知识与精神的实在性
　　
　　既然真正的存在中包含着精神性的因素，那么这种观念性的东西是如何体现的呢?或者说，如果把对“客观事实”的认识等同于认识的总和，那么我们丢掉了什么呢?客观事实能成为我们认识的全部吗?显然，回答是否定的。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看来，如果客观事实囊括了一切存在物，那么我们就丢掉了最重要的东西――真正的实在，即精神实在。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那里，精神是最根本的存在，它绝对不是物质的副产品，精神本身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精神不仅是主体，而且具有“实在性”。它的实在性体现为“精神在客体化着，它向外抛，它在外部表现自己，在为了他者的存在中表现自己”。也就是说，精神的根本特征就是不断地“外化”，不断地通过他者来表现自身。从自身走向他者、走向世界是精神运行的必然逻辑，否则它就无法表达自身的存在。因此，在这里，外化的含义可以被理解为精神的客观化的过程。外化作为精神的基本特性，即精神在外化的过程中将面临两个结果，一个是“象征化”，另一个就是“客体化”。所谓的象征化是指，客体只不过具有表征精神内容的意义，也就是说，精神必须借助客观性的东西来表现自己，客体只是精神的象征物。因此，精神是实在，而客体不过是象征。对此，别尔嘉耶夫说：“在客体化里可以找到的只有象征，但不是原初的实在。客观精神只是精神的象征意义。精神是实在的。文化是象征的，社会生活是象征的。在客体里永远没有实在，在客体里只有实在的象征。实在自身永远在主体里。”显然，在这里，精神是第一性的，或者说，存在的实质是精神，精神就是实在，而客体的意义就在于显现精神的特征。因此，“作为精神的象征”是客体存在的根本意义。
　　这种精神实在性是与生命本身相连的，是生命知识自身的外化表现。在这里，知识被分为了几种类型：思想知识、结果知识和生命知识。可以说，前两种是理性的、派生的、冷静的外在认识，而只有生命知识才是内在的、根本的、原初的实在，前两种知识应该在生命知识的基础上派生与累积。“问题在于，除了感性和理智的观察之外，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而且是原发性的知识类型，可以称之为生命的知识或者知识生命。从这种精神观点看，被我们认识的东西不是来自我们身外，不是某种不同于我们自身的东西，而是和我们的生命本身合为一体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知识不是思想知识，不是作为对存在的淡漠的外在观察的结果的知识，而是产生于我们自身，由我们在生命经验的深处孕育的知识，也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在本质参与其中的知识。”换言之，生命的内在知识是思想知识与结果知识的基础，现代人的问题恰恰是重视了前两种知识，而忽略了、完全遗忘了、甚至根本不承认生命知识的存在。这样，人的生活就是外在的、淡漠的、理性的存在，遗忘了内在精神本身。
　　在这里，我们必然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何为生命知识?生命知识是如何体现自身的?按照笔者对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理解，简言之，生命知识就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的感受与体验，在人认识与观察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时候，必然带入了自身的内在的体验的痕迹。在这里，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被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借用并更进一步地解读，“我思”首先意味着“我在”，而且“我在”与“我思”两者是完全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因为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都是无法存在的。因此，“思”是一种实体。但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认为，精神所具有的实在性与客观事实的实在性是有区别的，精神实在性不仅更为根本，而且由于其自身的特征更容易被忽略。因为，在这种实在中，“主体”与“客体”是完全相合的，甚至是被忽略的、不易被察觉的。“就其首要的特征而言，这是这样一种实在，――这种实在根本不摆在我们面前充当思想所指向的客体的角色，根本不是我们在外面‘遇见’的任何东西。我们以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拥有’它，即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这是自己主动显现的实在，它的显现不是由于某个个别的人在看它，而是由于它的存在本身是直接的自为存在，自身透明。”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感受精神实在的存在与力量呢?首先，这种精神实在是投向客观事实的“目光”，即“在知识对象世界范围之外，至少还有投向这一对象世界的精神目光本身。由这种精神目光，我们可以获得它的载体或来源的神秘的、不易确定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以不同于所有知识对象的方式显示给我们。”显然，这种精神实在是与经验世界、观念世界及其客观事实都不同的东西，但它同时又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显现在以上的诸种存在中。由于精神实在自身存在的这种独特性，当我们在谈到它如何显现自身之时，以否定的方式来看待可能更会明了它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即如果精神实在不存在、不在我们的认知对象中、不在客观世界与经验世界中显现，将会如何。对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认为，当精神实在性被遮蔽与遗忘之时，人的认识就被人为地“压缩与阉割”了，而且被阉割的恰恰是认识中的最深层的根本所在。“如果那样做，我们在感知实在时的那种直接性就会丧失，实在就会被某种类似于镜中的反映所取代；构成我们生活的本质本身的那种对实在的活生生的关系，被偷换为某种冷静的、淡漠的、科学式的关系，我们称之 为‘客观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感知实在之时，精神存在性――那种投射于实在之上的精神目光――如果丧失了，那么最直接的、最丰富的、活生生的实在本身就将被静止的、僵化的如同“镜中的客体”所取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批判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更确切地说，在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学说中，存在着一种具有普世性的认识，即把一切存在物都归入对于“客体”的认识之中，一切存在物都作为认识的对象、作为客体而存在。这样，精神实在性本身必然也被当做一个认识的客体对象被认知与研究。进一步说，就是人的内在生活不仅被当做可以观察与认知的对象，而且是人的生物体的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派生出来的“副产品”，这种认识的结果是人的精神实在性――人的心灵――成为了科学研究与观察的客观现象，而隶属于心理学与生理学的领域中了。“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在自我意识的深层所见到的那种深邃的、隐秘的、超世界的东西，都立即烟消云散了，因为存在的这一领域无非是客体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任何一种哲学的或宗教的直觉，灵魂深处潜藏的原初实在的任何一种自我显示，从外在的目光看来都可以获得人的心灵中主观观念的某种把戏的外观，而人的心灵本身只不过是客观的宇宙存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在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家看来，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根本弊病就在于此，即丢掉了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内在精神实在，人被片面化为客观事实存在而丧失了神秘性与生命的意义。
　　实际上，精神实在性“是什么”这种提问本身就是与它的根本特征相悖的科学式的提问方式，因为精神实在性不是客观事实，不是物质性的实体，是无法用具体的物理语言说明的。我们只能描述在认识中丧失或者拥有精神实在性的不同感受与体验。对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指出了精神实在被遗忘之时，现实生活中所认识与拥有的东西不过成为刻板的“镜中映像”，而丧失了生动与丰富的存在形态。这就如同静物画作品中的水果虽然逼真而准确地显示了水果本身的样子，但是味道、香气与口感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静物画中感受到的。同样，存在本身也是如此，完全被归入客观现实的存在就如同静物画中的水果，必将丧失其鲜活的、灵性的存在，而仅仅成为一种工具、手段。“当我们从外部看待内在经验中的实在的自我显露，把它们视为‘内心生活的现象’的时候，便出现了这样的代换：深层的量度，无法形容的真实性与重要性因素都立即消失了。然而，内心的体验，例如对快乐、痛苦、深沉而真诚的爱的体验是一回事，而对‘内心的钟情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客观观察却是另一回事，否则饱学而练达的浮士德便不会慨叹，说他认清了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但终其一生，却没有品尝过，因而也未能认清生命的真正的、神秘的真谛了。”用一种非常直白的比喻可以很容易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就如同正处在“热恋中的人”与“研究热恋的人”的感受完全不同一样，一种是亲身体验其中滋味，一种是把“热恋”当做观察的对象，也许在最终得出的认识结论上有共同之处，但是这两种人对于“热恋”的感觉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把对待“客体”的形式或者说认识的形式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一种是仅从“外部”对客体进行观察与分析，另一种是从“心灵生活”的“内在体验”出发获得对于存在的深层体验与认识。在第二种认识当中，人的精神实在性体现出了自身，即“这种直接的、原初的自我存在是这样一种实在：人通过它越出‘世界’――广义上的整个客观现实，――发现一种全新的存在量度，人在这种量度中达到存在的最深层，在自身之中直接拥有存在”。这样，那种流行的纯认识论中所界定的精神的“抽象性”与“虚幻性”的特征就被“具体的实在性”所取代，甚至可以说，精神不仅是具体的实在性，它甚至比客观现实本身还更为宽广有力，因为它赋予了客观现实更为生动与宽泛的特性，这就如同我们前面所举的“红色的玫瑰花”的例子，它不仅仅是一朵红色的花，它还代表着爱，红色的花与爱都是它所表达的意思，而且这两点无法分割。借助于精神实在性，红色的花越出了它的单纯的物的含义，获得了再创造与丰富，这个过程就显示了精神作为一种“具体实在性”的价值与含义。
　　
　　三、内在体验与原初存在
　　
　　概言之，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看来，精神具有现实性的力量，它不是抽象的、派生的观念，也不是空洞的、说教的想象，它是一种“内在体验”。但是，对于精神实在性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此依然是不足够的，这种“内在体验”决定向我们揭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实在”。因此，内在体验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直接决定了“我”的一切存在样式。丧失了内在体验而把目光完全投注到外在世界的认识方法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人的丰富性与全面性的丧失。如果遗忘了具有独特性的内在精神体验，即精神上的死亡或者麻木，人必将成为没有个性的千篇一律的事实存在，而这恰好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是我们遭遇虚无的根源所在。
　　可见“内在体验”对于人的存在的根本意义，它是“我”的独特性得以展现的源泉与决定性的因素，也是精神实在性的根本内核。那么，何谓内在体验呢?首先，这种内在体验肯定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自内在深处生发。“当体验与心灵活动意识到它们在我之中，产生于内部，产生于我的‘我’的深处时，它们对我而言就是被我称为我的‘我的’那种特别的、自我显示的、为自己而存在的实在的内容。……构成这种内在实在领域的东西，往往被称为‘精神生活’，以区别于‘内在生活’。我的精神生活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直接得知，因为它就是我的‘我’的内容。它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地观察的。”这种体验是内部的、独特的，而且特指人的内部心灵体验。比如疼痛、饥饿等肉体感官上的感受，虽然也是我的身体体验，却是从外部侵入与强加给我的，并不是来自于我的内心深处，这些对于我而言，依旧是可以观察的、客观的，因此这并不是“内在体验”。或者我们可以用“生理体验”与“心理体验”来说明两种感受之间的差别。显然，生理体验依1日是可以描述的现实，而内在心理体验则是唯一的、具有神秘性与独特性’的内在感受。他们反复强调，这种内在体验不是幻想、臆造、空洞的、虚幻的想象，即不是主观上的东西，而是具有深刻性与丰富性的“原初实在”，是一种比客观现实的实在性“更为实在”的实在。如果把这种精神的实在性归结为“主观实在”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会贬损“原初实在”的本来意义。“用‘主观的’来标示这种原初的、最可靠的和不言自明的存在就更不合适，也就是说，这种标示所表现出来的把这种存在当作某种虚拟的、假想的，或者仅仅是无足轻重的东西的轻蔑斥责态度是不妥当的。这种态度只能证明我们指出过的一个事实，即我们很容易忽视这种以我们与之相合或者我们居于其中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 我们在外部遇到的和撞上的东西占据了。”显然，主体本身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原初实在，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精神具有实在性，这仅仅是个前提，或者说是对精神实在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精神的实在性更进一步地还体现为“原初的实在”，“这种实在比客观现实更有分量，更加重要。因为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客观现实‘闭上眼睛’，离开、回避、摆脱它，断绝同它的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躲开内在的实在，躲开我自己的‘我’的实在；它现在就在而且总是在我里面，它就是我的存在的本质本身。甚至在我没有觉察到它的时候，它那生动而具体的深邃与丰富，也在我里面”。
　　这种与我的存在是相伴生的原初存在的重要意义体现为：第一，一切外部的和客观的存在的东西，它们的存在意义都是由原初的存在所赋予的。如果它们不和原初的存在发生关系，那么它们的存在对我而言就是没有意义的。“作为不依赖于我(即不依赖于我的认识目光)而存在的东西，‘客观现实’的可能性本身，来源于它归属于那个无所不包的原初实在，这种原初实在贯穿着我自己的存在并且构成它的本质。我们和客观现实就是通过仿佛是这种原初实在的地下力量而结合起来的。只是通过这种自古已有的本体论联系的终结，我对我们外面的客观现实的派生的认识关系才是可能的。”比如说，上帝的存在。如果我内心体验不到上帝，体验不到上帝降临于我之时的神圣与神秘之感，那么上帝的存在对于我而言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与原初的实在相比而言，外在的、客观的存在仅仅是次要的、伴生的，并且它的存在意义只能在原初实在中获得展示。我们时代的根本弊病就在于只看到了外部存在，原初实在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其结果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化与物化。
　　第二，原初实在具有超越性。原初实在不仅朝向外部，同时也能超越客观事实，它是人的超越性的来源，是人的超验世界的基础，而超越性是人的本性。可以说，原初实在与人的本性直接相关，更进一步说，原初实在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超越客观现实的经验世界中的物质界限，同时也要在精神上不断自我完善。与丰富的经验世界相比，人的心灵更为广阔，没有边界。心灵无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超越性，“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是人的生命特征的写照。永远追求他所“不是”、他所没有拥有、或者用哲学家布洛赫的话表述“尚未在”的东西，不仅是每个个体，也是人类历史的历程。这种不断超越现存的动力都不是来源于无知无觉的外部世界，而是来自于人的内心不断自我超越的冲动，这种超越本性的基础就是原初存在。原初实在对于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与超越的过程。换言之，主体是直接参与实在的，在对实在的认识过程中，不仅超越了实在本身，而且实现了自我超越。
　　可见，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传统的西方哲学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哲学中首先把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两分，视作不同的两个世界；而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这两个世界不是分裂的，而是无法分割的。该流派的创始人霍米亚科夫早在其哲学开始就明确指出，“认识始于信仰”，这里所说的信仰是在广义的意义上说的，不是指宗教信仰，而是指主观性直接“糅合”人实在本身，即在逻辑认识之前，对于认识的对象已经具有了一个整体的直观的看法。“信仰材料是我们的全部知识从中形成的第一素材。这些第一素材存在于逻辑意识之前，它们形成‘不需要理由和证明的生命意识’。这种信仰知识或活知识是与被认识的现实不可分的，这样的信仰是认识过程的出发点，然后是逻辑推理的工作，最后，在完整的理性中达到认识过程的完成。”。显然，在认识的过程中，信仰是先于理性而存在的，这样，对于存在的认识就无法剥离主观的因素，从而避免了主客二分的局面，达到了存在与精神的完整性。“完整性”正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主要目标。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们继承了这种认识方法与对于“整体性”的追求，我们通过以上对于几对范畴的阐释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理解。
　　显然，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重新探究何为“真正的存在”其目的绝不是为了解释“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样的属于古希腊时期的主题。他们一直追问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出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从根源上找出理性主义盛行、科学原则泛化、信仰虚无与生命意义缺失的内在文化源头。概言之，经验事实――客观现实――精神实在――原初实在，四者之间的关系是递进式的，原初实在最为根本，客观现实的存在意义是由原初实在赋予的，并且原初实在使客观现实超越了其物质本身的界限而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存在意义。在这种哲学观中，我们看到精神的存在被提升到了最高的层次，显然他们的目标是恢复精神在人的存在中的地位，而这是人在遭遇虚无的时代，重新回到崇高的根本途径。在当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与工具理性盛行的时期，从西方文化之根上为时代“诊病”并提出“药方”，这不仅体现出哲学家应有的社会良知与使命感，而且彰显了理论自身关注与引领现实的力量。
　　
　　[责任编辑：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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