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与城乡关系转型思考] 苏南模式破产
时间：2020-03-25 07:37: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城乡关系视角分析，“苏南模式”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依托，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进行矫正的改革与发展道路。在“苏南模式”的演进中，城乡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碰撞，并最终走向融合的过程。“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揭示了我国城乡关系的整合规律：从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我们既不可以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而要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和完成这一伟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工程。
关键词：苏南模式；演进轨迹；城乡关系；整合规律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169-04 收稿日期：2011-05-12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20多年来，几经演进，在近年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总结“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城乡关系整合规律，不无裨益。
一、“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
在20世纪，苏南地区主要是指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地级市，它们是“苏南模式”的主要发源地。2000年，江苏省委、省政府重新对省内区域进行划分，把南京、镇江二市也归入苏南地区，由此，苏南地区就扩大到长江以南的五个地级市，在这五个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着明显差异，苏州、无锡两市发展水平最高，是苏南地区的核心地带，其余三市则发展水平稍低，但是比之苏中、苏北地区，仍然属于发达地区。
所谓“模式”，通常是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具有自己特色的改革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式”也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对于“苏南模式”的内容及其演进轨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标准进行概括和分析。我们认为，从本质上看，“苏南模式”反映了该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关系的整合规律，故而从城乡关系整合视角，可以把“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苏南模式”阶段，城乡关系处于对立状态。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苏南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广大农民群众以兴办乡镇企业形式参与到区域工业化过程中，分享工业利润。1958年后，随着城乡户籍制度的颁布，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农民原则上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不能涉足工业生产，更不能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农民可以从事非农经济活动。苏南地区的农民群众抓住这一机遇，大胆兴办乡镇企业，这是对我国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一次尝试性冲击。这一阶段的工业化是内生性的，其动力和投资主要来自于区域内部的农民群众。与“温州模式”下采取个体经济不同的是，“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主要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但是，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滞后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革，农民不能自由地从农村向城市迁徙和流动，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割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限制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允许农民离开土地和进厂，反映的是农民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参与工业化，但是不离乡和不进城则是不允许农民参与城市化。所以，苏南地区这一阶段的工业化，仍然是在城乡对立的状态下进行的，由此带来了乡镇企业“满天星”式的空间布局，村村冒烟，户户办厂，严重浪费了大量的土地等宝贵资源，还造成了经济效益不高、环境污染等问题。当然，为了平衡农村内部的利益关系，苏南地区实行了“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广大农民群众也分享了一部分工业利润，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得到了实惠。但是，这仅仅是农民和农村内部的调整，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城乡之间依然壁垒森严，处于严重对立状态。
第二阶段：“新苏南模式”阶段，城乡关系发生碰撞和摩擦。从时间上划分，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3年左右。在这一阶段，“苏南模式”发生了第一次蜕变与演进。推动这次演进的动力，一是从1994年开始，全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这在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区域发展动力与投资主体；二是从1990年开始，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为苏南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绝好的机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苏南模式”应运而生。“新苏南模式”的主要内容有：一是乡镇企业的改制。通过股份合作制等过渡形式，到本世纪初，大多转变为民营经济形式，而且，根据中共十四大提出的把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的方针，乡镇企业开始走出家庭院落，向开发区集中。二是利用外资。由于毗邻上海，有近水楼台之便，苏南地区这一时期的招商引资工作成绩斐然，外资在区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使工业化由内生性向外生性转变。为了招商引资，也需要兴办各级各类开发区，正是在这一阶段，苏南地区的开发区建设如星火燎原，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开发区不计其数，往往一个乡镇就有几个开发区，这成了“新苏南模式”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为全国所关注和称道。为了兴办开发区，就必须征用农民土地，并动迁农民，但是土地和房屋的补偿极其有限。在这个过程中，有部分农民进入工厂和城市打工，脱离了农业与农村，但是其农民户口和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充其量只是农民工，不能享受市民待遇。还有大量农民被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不能融入城市，由失地而衍生出失业、失居、失保、失教和失身(份)，变成了游走于工农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所以，在“新苏南模式”阶段，城乡关系从先前的对立和隔绝状态走向激烈的碰撞和摩擦状态。工业化与城市化开始同步推进，工业开始从村落向开发区集中，由此推动了中小城镇和城市的发展。但是，在这种城市化进程中，许多进入城市的人口，并不是当地的农民，而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在地区常住人口中占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比重。区域要素组合模式为：国外境外资本+本地土地环境+外地劳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收益，大部分以外资利润、国家税收和外地人口工资等形式归其他利益集团和群体所有。如果仅仅从苏南地区来看，则表现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等要素城市化的割裂。由于征用了农民的大量土地，这些要素的用途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业，变为城市的一部分，长期依靠这些土地为生的农民却被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固然对整个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地方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也会大大增强，但当地农民却从中受惠有限。苏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内甚至有所扩大，苏州市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2000年为1.70，2003年为1.85，2007年为2.03。同期无锡市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65、1.84和2.08。在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旁，在 光怪陆离的高楼大厦下，却在悄然恢复和强化着城乡二元结构。由此，“新苏南模式”就被一些外地学者讥讽为只长骨头不长肉、市强民穷。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其实，这种结果不仅在苏南，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同样存在，它是传统制度与体制的必然产物，苏南地区仅仅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与缩影而已。
第三阶段：“后苏南模式”阶段，城乡关系走向融合与一体。从时间上划分，大致是在2003年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七大以后的最近几年。十六大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国从上到下大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十七大以后，国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要尽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新苏南模式”再次蜕变与演进，城乡关系在经过前一阶段的碰撞和摩擦之后，开始走向融合，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所谓“后苏南模式”，就是指这种城乡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最终格局。在这一阶段，广大农民群众不仅仅是作为看客与局外人，而是作为参与者与受益者，深度介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工业化的动力和投资主体变为多元化和混合性，在继续保持外资发展优势的同时，经过政策调整和乡镇企业改制，民营经济和股份经济快速发展，部分农民的创业潜力得以发挥，身价上千万、上亿元的老板比比皆是，这对提高农民平均收入水平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凭借前期积累的强大经济和财政实力，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向“三农”倾斜，各级财政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支农惠农。由此，苏南地区走在了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排头兵和示范区。2008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苏州市成为全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区。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把苏州市列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联系点，并把苏州市和重庆、成都、嘉兴一起，列入中澳管理项目试点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把苏州市下辖的常熟市列为首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固定调研联系点。同样，在这一阶段，无锡、常州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搞得有声有色，江阴、宜兴、武进等市、区，农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过几年的实践，苏南地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三形态”、“三集中”、“三置换”、“三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已现雏形，农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并趋向缩小。无锡市城乡居民收入之比2008年为2.09，2009年为2.02。同期，苏州市则为2.03和2.10。农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也大有改善，能够和城镇居民一样，充分享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农民也可以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医疗、养老、失业、低保等待遇，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华西村、蒋巷村，农民的福利水平甚至超过城镇居民。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长期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差别鸿沟被填平，二元社会结构逐步消失，农村户口的含金量甚至超过城市户口，出现了一些以前通过“农转非”进入城市的人，现在要再“非转农”返回农村而不得的情况。可以预料，再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努力，一个崭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将率先在苏南地区得以实现。这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迁过程。
二、城乡关系的整合规律：从对立、碰撞到融合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从经济层面看，它类似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而从社会层面看，则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农民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不能参与和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对于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尽管它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无奈性，但是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看，终究要转变为一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然而，也正是因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其演进轨迹与规律并非完全符合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所指引的融合道路，而是更加复杂。这个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而是要经过几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与先行者，在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上述“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实际上揭示了我国城乡关系的整合规律。从中可以看出，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必须要经过三个阶段。
在起点阶段，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经过几十年发展、具有一套严密体系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下，它以强大的“路径依赖”惯性而前行。同时，由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匮乏的财政实力，也客观上决定了无法一步到位地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因此，这一阶段的工业化，还只能在这种城乡对立状态下推进，农民可以介入工业，但是不能进入城市。但是这毕竟打开了一个缺口，农民进入工业，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打破二元结构在积蓄力量。
在嬗变阶段，必不可少地会碰到尖锐的城乡摩擦与冲突。农民介入工业化与城市化，本质上是对二元结构下城乡关系的挑战与冲击，这不仅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且会与维系这一利益关系格局的一系列制度发生激烈碰撞。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区域与国家经济与财政实力急剧增加，蛋糕迅速做大，从而可以以增量财富分配的改革来提高农民的地位与待遇，实现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共赢，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繁荣，这也符合“帕累托改进”的要求，因而有可能成功。
在结局阶段，实现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彻底转变与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增加，制度创新也在进行，社会观念同样会发生变革。特别是在政府推动下，通过财政资金向“三农”的大力倾斜，社会财富的分配天平更多地倒向农民一方。农民社会地位与待遇的提高，客观上使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在提高，而城市户口的含金量相对下降，直到二者拉平时，即使不用政府文件宣示，传统的维系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最终将自动淡出人们的视野，归于消失，从而，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也将最终得以确立。
“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既揭示了我国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的必然性，也揭示了其中必须经过的几个阶段。对于这三个阶段，我们不可以跳跃，但是完全可以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缩短转变时间。这是全国人民的期盼，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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