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 论东北沦陷区女作家的异性观
时间：2020-03-24 07:20: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在沦陷时期东北女作家的作品中，女作家们用女性细腻的笔触描绘着具有血腥味的生活，表现女人们在受压迫、受凌辱中逐步形成的坚强。东北女性坚强的生命体验使我们发现男性的传统主宰地位发生改变，甚至男性性别价值在生活中也表现为缺失状态。女作家们从家庭生活、家族生活、自立生存追求中审视异性存在价值，凸显东北女性独有的生存经历。
关键词：沦陷时期 女性体验 身份缺失 异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日本铁蹄践踏中国领土的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经历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苦难和凌辱。在漫长的煎熬和斗争中，女性饱尝了家园沦丧的痛感，亲历着人生的种种磨难，这一绵长的痛楚体现到女作家细腻的笔触上，表现女性在受压迫、受凌辱中逐步形成的坚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限制，很多作家不能直接暴露生活中的现实，在隐晦的“暗”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残酷和艰辛，看到了她们对人性中不能失落的东西的关注。我们可以在作品中探寻到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家族生活中、对待女性自主生存态度上表现的软弱或者逃避。男作家写女性，经常把他们的“自我”投影到笔下女性形象中去，以他们男性自身感觉系统去突出女性的弱势或附属的性别效果。很多男作家的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初衷设计不能得到女性的认可，不能引起女性受众群体的共鸣与支持。“与之相对的，女作家最能贴近女性世界的实情。她们对女人生存境遇、生命创造和心灵世界的观察和体味，具直接性，因而拥有揭示女性本质真实的优势。”女作家基于自己在社会中与男性并不相同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与他们不同的观念和体认。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的创作中也存在着女性独特、细腻的观察视角，她们发现苦难、可怜、坚强的同类之时，也看到了男人们的丑恶之处、更发现了家庭生活中男性元素的弱化或者说缺失。
女作家们在男子身份的降低或者走失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从两性中的“第二性”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表现得大气而又坚强。东北女性文学在这十四年间，是秉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起来的，女作家们遵循着发现女性如何作为人的准则，再没有所谓“女权主义者”的响亮口号和行动上的煽动，她们巧妙地利用男性不在场或者在场的形同虚设来“发动”女性同男性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甚至让女人们从主体意识上认识到自我存在独立性的必要。正如鲁迅对女性所说，“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一
在家庭生活中，以成年男人和女人的夫妻关系为基础，不管是传统生活的“男主外，女主内”，还是“三从四德”中对女性“从夫”的要求，都极力鼓吹男性的核心地位，可是在沦陷区的东北女作家的笔下却有相悖表现。男性在夫妻生活中的作用存在表现在两个层面：显性存在和隐性存在。显性存在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男性角色出现，但是起到核心作用和承担重任的是女性，男性只是作为一种表面的存在，而无责任意识表现造成价值缺失；隐性存在是指“丈夫”只是在言说中存在过，而生活中女性则以遗妇的姿态出现，她们取而代之成了主持家务的核心人物，男性在价值判断中处于缺失状态。
如蓝苓的《夜航》中的丈夫骥，因为不能负担过重的生活重担，又对于妻子出去向别人借钱感到耻辱，无能和不负责任导致他抛弃了幼子和妻子离家出走。男人的假尊严使他们觉得女人的做法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可事实上，生活的重担使他们有时候也喘不过气来，他们对于这些困难无力解决，只能逃避，一走了之。虽然骥存在于家庭生活中，可只是一副空架子，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爱面子、男权本位思想使男人们宁愿输给别人，也不愿在妻子面前承认无能。对于夫妻组成的家庭关系而言，他们已经如肥皂泡一样没有实质，“被弃”的女人柔弱的外表下滋生了刚强，她们敢于向困苦抗衡，是生活和弦中高音。白朗笔下的女人的坚强意志下压榨出来的就是周围男人的软弱。《一个奇怪的吻》中一对革命夫妇李华和丈夫姚行谦即将面对死亡，疾驰的火车即将把他们送入死亡的终点。李华身为女人，却表现出了深明大义，在被监管的空隙时间里果断地做出逃跑的决定，带领丈夫跳下火车。跳车后，李华严重摔伤，她不忍让自己成为丈夫的累赘，就让丈夫先到附近的舅舅家。李华忍着身体上的剧痛安慰着丈夫，可是姚行谦却没有表现出比李华更镇定，竟然大声地喊起来，还是李华怕哭声会招惹搜查的人因而制止了他。姚行谦舍不得丢弃李华不答应离开，李华就用一个生命最后时刻绵长的吻安慰着丈夫，其实那个时候李华已经疼痛不已了。在丈夫走后，李华疼痛得数十次想把丈夫叫回来，可是理智战胜了儿女情长，而且为了不拖累姚行谦，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爬向石头河，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丈夫继续为共同的正义事业战斗下去。与李华相比，姚行谦不禁显得慌乱、软弱，不能顾全大局，作为丈夫，他的命运是建立在妻子救赎下得以延续的，作为革命夫妇，妻子更是思想上指引丈夫的一盏不灭的明灯，妻子的这种牺牲是作家对时代女性成熟的思想境界超越男性的发现。
夫妻关系中的另一种男性身份缺失情况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男性身份在叙述言说中的出现起的作用只能是虚幻的。但娣的《风》中女主人公“她”快要临产了，她期盼着丈夫的归来，可丈夫却在暴风雨中的渔船上，在航海归来人们的议论中死去，其实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作品中。对于一个即将生产的女人来说，家中没有其他人，丈夫是惟一能够帮助她的人，可是他没出现，女人本也想一起死去，可腹中的孩子让女人勉强喘息下去，母性的本能让女人更坚强。她自己给自己接生，让孩子出世，短暂的一幕足以让我们对母性的伟大而赞叹，这短暂的举动中承担的是夫妻生活中男女共同的全部责任。蓝苓的《日出》中小莲的爸爸也是活在记忆中的。丈夫死后，小莲的妈妈为了孩子寄居在小叔子家里受尽了责难，尽管使用这种寄居的方式，女人却保住了个体家庭的存在，使女儿可以长大成人。我们的目的不是挑剔这样的生活方式中男性的缺失，我们更应该为东北女性的坚强而赞叹。
二
东北沦陷区女作家作品中有很多表现出家族生活中统治者的强悍男性形象消失，甚至如果有的话也被转换成女性身份。我们都熟悉的巴金的《家》中的高老太爷是代表家族制度的领军人物，到东北女作家的十四年的写作历程中我们难以找到有这样情结的人物，即使涉及到两代人在一起组成的家族生活的时候，执行家族权力的也往往是女人。比如萧红一些自传性的作品中，老祖母是家里面管教的化身，而对祖父的记录，却表现他的善解人意。在萧红的《夜风》中，一家之主就体现在老祖母身上。她披着小棉袄感受着风向的变化，命令着家人的行动，高老太爷一样的男性独裁者的权力被女性力量给消解掉了。白朗的《四年间》中，在黛珈求学与居家间的阻挠者也是婆婆，而公公每个礼拜才回来一次，而且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孙女夭折同情的悲伤。黛珈的家族中的外公，更是通过作家的叙述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支持外孙女的好当家人，男性占据家族权力对女性压榨的不近人情已经荡然无存了。梅娘的作品《蚌》中的梅丽，这个女主人公虽然并不深得父亲和继母喜欢，但是父亲这个身居高官的家族统治者并没有在作品中显示威严的家长嘴脸，倒是梅丽的继母一直充当着干涉梅丽生活的家长形象。因而，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东北的这些女性作家沦陷时期的作品中，主动地削减了家族中的男性地位。当然，她们的目的不是把封建的家长头衔转换到母性承担者身上，这种“让位”应该看作是作家们对于女性力量和男性抗衡中的一个表现，结果就是在家族关系中弱化，最后造成男性身份的缺失。
另外，在对待“下一代”的性别设置的选择上，很多女作家把作品表现主旨的代言身份放在女孩身上，这也可以说是性别上的一种选择。在作品中，有时候女孩是作家本体的反映，女性“下一代”的命运发展牵动着女作家们作品的情绪和思想变化，这也是对从自身感同身受的“重男轻女”观念的一种逆向解剖。作品中没有贬低男孩的意思，但是写作重心的“第二性”偏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造成了男孩身份的缺失，即使出现，也是畸形儿。萧红的作品中的“小女孩”的情感世界是研究界熟悉的，甚至很多研究者认为萧红精神世界的“后花园”来自于成年以前的小女孩的记忆性还乡，可以看出这位女作家对同性幼女命运表现的重视，这里不过多赘述。像朱娣的作品《大黑龙江的忧郁》和《小银子和她的家族》、左蒂的《柳琦》、吴瑛的《墟园》等作品中都曾使用女孩作为传递作者感情的主人公，尤其是当小银子和小莲这样心灵手巧、而又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小生命被人买卖而成为别人赚钱工具时，让人感到有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被“典”一样地痛彻心肺。女人命运的悲剧从幼小者身上就开始了，开始了难以逃脱社会、男人、罪恶的魔掌的命运。作家们对女孩命运的同情和关注是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生活中苦难境地的一种概括，这样的幼女主人公选取，使女作家们在笔下的女性世界中构建了一个女性命运时间更替的谱系，让人们从中看到问题根结所在，其根本是男权统治造成对女性由下至上的不平等待遇和不符合“为人”的生活。对男孩的同情上，可以悲天悯人的梅娘的作品为例：《侏儒》中满身是油漆的弱智儿是“我”同情的对象，作者的同情是真挚的，但在性别选取上也造成了男性身份缺欠的机会。“侏儒”是个被父母厌恶的低能儿，经常挨打和被人嘲笑的身份与上面提到的小女主人公悲惨的眼神中传递出的灵气相比，显然后者传递出来的性别均衡意义更大。“侏儒”只是作为社会中可怜的需要同情的弱势群体――孩子中的一部分，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并没有过多的男性价值判断的意味流露。
“在漫漫的古代封建社会里，女性的自然存在，是男人泄欲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女性的社会存在，是奴婢或附庸；女性的精神存在完全被窒息。”在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世界里，女性自主意识得到了发展。在自然存在上，体现出家庭中的主体性的责任；在社会存在上，她们有了寻求独立生活能力的要求。自然存在的要求安居在家，与社会变化产生的女性对存在价值认同的需求同时存在，这样就产生了女性存在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是东北女作家对女性问题思考的一个发现，女性面临两难境地的出路问题在中国新文学的“问题小说”中就被提到，我们这里侧重于对独特的女性体验的关注。
谈到女性的家庭身份问题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在“五四”新文学开始之前，历史学家陈衡哲就在她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提到“女人与家”的问题，她清楚地看到女人在成为真正的具有与男性平等的生存价值的人时，最难面对的就是家庭的矛盾。家是灾难的避风港，是培养爱的温床。传统中国文学大团圆式的结局中无数次地演绎了老少同乐、家庭和满的景象。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自身家庭的变故和自我选择性的出走，也是造成她们作品中主人公聚少离多、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温存家庭的一个原因。出身优越的梅娘虽然受父亲的疼爱，可幼年丧母使自己在家庭中缺少母亲的呵护，因此取名“没娘”的谐音；萧红也出身富庶之家，可是女孩的身份让自己只能得到祖父的偏爱，被忽视的个人感受始终影响着她的创作观念。
“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原点出发，女性作家们在寻找着与男性世界同等、同构的关系与契机，它以一种独特的柔性文学语言的表述方式，对一个被男权文化压迫得几乎窒息的女性真空世界发出了令人心悸的呐喊。”东北沦陷区女作家们在发现男性缺点的同时，更主要是为了彰显她们对同类坚强韧性的赞许。
参考文献：
[1] 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鲁迅：《妇女的解放》，《鲁迅杂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判断》，三联书店，1996年版。
作者简介：
李彬，女，1979―，吉林人，吉林大学近现代史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文学、传播学、近现代史，工作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霍速，男，1976―，吉林人，硕士，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近现代史，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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