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亲历伊犁大逃亡] 1997伊犁亲历

时间：2020-03-22 07:47:3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1959年秋，我（本文作者森奉）作为“右派”分子被“流放”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又经过几次下放，1962年落户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塔城十月公社新光大队。　　十月公社距离塔城有40里地，新光大队离公社又有20余里，是一个农业队。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口前，背倚巍峨雪山，面临波状莽原。我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家居住，主人是哈萨克族人，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夫妇俩有一个小女儿。队长一家待我如亲人，劳动时安排我干些拔草之类的轻活，伙食不是牛奶煮面条，就是炖羊肉。不到一个月，我就红光满面、精神焕发。
　　我如实告诉队长我是“右派”，他说公社已告诉他了。他问我什么是“右派”，我觉得简单几句汉话说不清楚，就打比方说：“右派分子就是你们这里从前的巴依（哈语，‘地主’音译）。”他笑了笑，摇摇头说：“不，你不是，你不是。”在这个憨厚淳朴的哈萨克人面前，语言显得那么苍白，我被他的博大胸怀深深感动。
　　我吃住都在生产队长家里，大队每月只拨给我一份口粮。我没有工资，交不起伙食费，他们也不介意。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劳作之余帮他们带带小孩。孩子只有一岁多，正牙牙学语，我用汉语教她叫“爸爸”、“妈妈”、“叔叔”，她哭闹时就拉小提琴逗她开心。这孩子具有哈萨克人特有的音乐禀赋，只要一听到琴声就不哭了。孩子很亲近我，我收工回家，她老远就向我扑过来，抱着我“叔叔，叔叔”地叫个不停。在远离故乡、亲人的边塞山村，在受够了世人白眼的屈辱之后，队长一家人的友善温暖了我那颗冰凉的心。
　　1962年春天，塔城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边民外逃苏联的“伊（犁）塔（城）事件”，我目睹了这起事件的经过。
　　4月的边疆，风和日丽，冰雪解冻，大地复苏，牛羊走出圈棚在牧场上转悠，农民忙着准备春耕，草原一片宁静。一天，村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骑着马这家站站，那家停停，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情，一拨离去，一拨又来。
　　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几个与我身份相同的汉族下放干部的警惕，担心要出什么乱子，便悄悄去向平时相处甚好的当地年轻人打听。他们说，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回苏联老家去了。见我们不明白，他们又解释说，他们父辈原是苏联人，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搞集体农庄时逃到新疆来的。集体农庄又称农业劳动组合，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农村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体庄员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并允许庄员经营住宅旁的园地和家庭副业。
　　傍晚，队长从公社回来，告诉我公社开会布置了明早集体越境到苏联去，问我跟不跟他们一起走。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沉思良久，无言以对。队长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再谈这事儿，进里屋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10多张10元面值的人民币。他把布包塞给我，说：“这些钱在那边也用不上，就送给您吧。”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我拿出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买的一件灯芯绒夹克衫，脱下身上的毛衣、毛裤、皮鞋，尽其所有，全部送给队长，以感谢他们夫妇对我的照顾。夜里，队长夫妇一直在收拾东西，我在炕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半夜时分，村子里喧闹起来，鸡鸣犬吠，牛哞马嘶。我走出房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套车、装东西，能带走的只有衣被等物，牲畜和家具、农具等大宗家什都舍弃了。队长套好自家的车，便去组织各家各户准备上路。一时间，呼儿唤女，扶老携幼，车轮转动，首尾相接，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村子去了。他们走得那么匆忙，没有一丝眷恋，没有半点戚容。
　　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几个汉族下放人员。我们聚在一起商议去留问题，多数人主张跟着到苏联去，我却主张到边界看看再说。我们立即套了一辆马车，尾随车队而去。走到与其他村落交汇的路口，只见各路车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路口，都有一两支新的车队加入。上了通往边界的公路以后，马车、牛车、人流形成多路纵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只能缓缓蠕动。年轻人的歌声、笑声，小孩的啼哭声，赶车人吆喝牲口的叫骂声，此起彼落。这景象我只在描写战争场面的书中见过。平时只要一个小时就可到达边界的路程，这次竟然走了整整一天，我们直到下午5点才到达边界。
　　我们原本以为边界会是森严壁垒，其实完全不是。沿我国边界一侧看不到一根界桩、一个哨所，一兵一卒，脚下一条约摸10米宽的干涸河流就是边界。那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我国边界一侧完全不设防，号称“和平边界”。对面景象就大不相同了。过河就是一道铁丝网，网后是一条20多米宽的松土带，松土带后面是边防公路，装甲巡逻车每隔几分钟就会驶过一辆，如临大敌。今天与往日不同的是，苏联一侧的边界铁丝网拉开了一个大缺口，后面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临时搭建的帐篷，看样子是早就做好了接待逃亡人员的准备。我国这边的车队越过河流，就从这个缺口进入苏联境内。
　　我们几个人想到对岸看个究竟，也跟着车队穿过了铁丝网。这边车马喧嚣，人头攒动，高大的苏联军官虎视眈眈地看着汹涌而来的人群，不时用马鞭指指点点，大声呵斥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军人来给饿了一天的逃亡者分发面包，是苏联电影里出现过的那种切成块的黑面包。有个汉族小伙子可能是饿极了，拼命往里挤，站在一旁维持秩序的军官扬手就打了他几皮鞭，抽得小伙子抱头钻进了人群。那军官趾高气扬，怒目圆瞪，挥鞭打人如打牲口的神态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我马上问同伴有何想法，是去是留。几个原先决心逃亡苏联的人这时都改变了主意，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回去！”我们立即驾车离开了苏联境内。
　　这次难忘的经历，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族感情。不管自己曾经受过同胞怎样的凌辱，一旦面对异国民族欺负自己的同胞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忘却宿怨，认同自己的民族。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边民大规模越境，共有6万多人去了苏联，起因据说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有关。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以前有不少从苏联跑过来的农牧民，没有苏联护照。20世纪50年代后期，领事馆开始给他们颁发苏联护照，领到护照的人就可以回国。当时我国生活极度困难，边境牧民都想到苏联去过好日子，要求领取护照的人越来越多，领事馆难以甄别，就说，你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加上苏联特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便引发了这次有组织的越境狂潮。伊犁地区的民众事前层层动员，统一了行动时间、路线，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少数民族干部负责组织指挥，一呼百应。加之我国边界当时没有驻军，地方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阻止如此大规模的越境行动。就这样，几万人的越境行动，竟在一两天内完成了，而且异常平静。
　　“伊犁事件”发生后，有人请示中共中央说“还有一些人要走”，建议去做一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却说：“不用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0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果不其然，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当年逃亡苏联的很多人又陆续回到了祖国，其后代也争相回国发展。
　　选自《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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