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唯性主义批评] 弗洛伊德三大理论

　　摘 要：在经验的意义上，以相互独立的精神、空间、物质为宇宙存在的三元素，以精神为组织物质、驾驭物质、奴役物质、利用物质而构成生命现象的本体，以爱、智、欲为人类精神的三元素，以爱为积极的良心，以良心为消极的爱，以爱制欲的名义和条文为道德、为法律，是为精神主义。而弗洛伊德，未曾言及智慧，将良心当作道德教化的结果，从而他从人类天性中所发现的唯有欲望而已。从人类的天性中不能发现爱与智慧，是为其学说的严重缺陷，而以欲望为人类天性的全部，则使其学说严重的偏颇和极端。
　　关键词：精神主义；爱；欲；弗洛伊德；性；白日梦；杀父娶母
　　
　　对于当今中外学术界，令人深感可悲可叹的地方很多，而居然有那么多的人信服和膜拜尼采、弗洛伊德之流的学说，尤其让人感到悲哀。事实上，对于人，这两位并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发现，他们全部的发现都是每个人对自己早在幼儿时期就所发现的那样，仅仅是欲望而已。只不过，这二位跟绝大多数人所不同的是，其他的人除了在自己、在人类身上发现了欲望的存在以外，还发现人是与生俱来地拥有良心和良知的――最起码也是发现人类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一言难定的，而这两位从自己、从人类身上则仅仅发现了欲望，从而把欲望当成了人类全部的、唯一的内部推动力和终极规定性。尼采在这个非常丢人的发现基础之上撕心裂肺地呼吁人们要让这样的欲望化作野心、变成贪婪，并倾尽自己所有的凶狠、霸道、野蛮、凶残、暴虐、无耻的兽性力量和勇敢的品质来装备它，使它变成不计后果、勇往直前、摧毁一切的强力意志，以此来征服他人、征服世界，要么成为世界的主人，要么拼得身首异处、血溅当场。而弗洛伊德不仅认为欲望是人类全部的、唯一的推动力和终极规定性，而且还进而认为人类的全部欲望都是性欲，连食欲都是性欲的一种，进食就是为了交配――在生理上准备条件和在体力上积蓄能量。
　　为什么说尼采、弗洛伊德的如许发现及主张是丢人的呢？因为在中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成语早就十分夸张地表明了人的欲望的强大，而在现实生活中，食欲、性欲则是每个人时时遭遇、处处面对的东西，是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就发现了的东西，那么，尼采、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发现有什么了不起呢？有必要大肆鼓吹和拼命宣扬吗？各种“家”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对于大家已经非常了解的东西不厌其烦、极具耐心地大书特书，而在于发现那些人们难以发现的东西、辨明那些人们难以辨明的东西、弘扬那些对于人类意义十分重大的东西。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才显示出一个学者理论水平的高低优劣来。从历史上看，像上智之人庄子、孟子、柏拉图者，除能发现人的欲望以外，还能发现人有爱心和良知，而中智之人即便感受不到人类是人性和兽性、爱与欲的矛盾体，但最起码能够感受到人的天性和心理世界的复杂性，从而欲言又止，谦虚地保持缄默。而只有像尼采、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人，才为发现人类司空见惯的东西而兴高采烈、欢喜雀跃，并进而把自己的发现唯一化、标准化。
　　由于对于尼采的疯言疯语本人以前专文进行过批判和嘲弄，在这篇文章里仅以把玩的心态专门描绘一下弗洛伊德的唯性主义的样态！
　　弗洛伊德在文艺创作方面主张升华说。升华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里比多，也就是欲望，根本上是性欲。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的两篇文章：《诗人与白日梦》和《论升华》中。在《诗人与白日梦》中认为：儿童的游戏是由儿童所具有的特殊的愿望决定的――儿童实际上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快快乐乐地长大，使自己变成成人。在游戏中，他们总是以成人姿态出现，把他知道的成人的生活模仿得惟妙惟肖。在这种时候，他当然没有必要去掩盖自己的愿望。成年人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迷恋于游戏或沉溺于白日梦，而应该努力在现实世界中争取成功；另一方面，对于导致他做白日梦的许多愿望，他又必须尽量藏匿起来。他对自己的许多幻想总是感到羞耻，视之为孩子气的东西，所以总是加以抑制[1]。那么，弗洛伊德是如何知道成人总有一些白日梦的呢？弗洛伊德并没有说他作为成人也时常做白日梦，而是回答说：“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类人，那代表着‘必然性’的严峻女神（而不是上帝）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将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欢乐原原本本地诉说出来。这些人就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让医生用心理疗法医治自己的病，他们除了向医生讲述别的事情外，还要披露自己的种种幻想。这也许是我们获知上述秘密的最好源泉。”那么，为什么因为精神病人做白日梦而弗洛伊德坚信正常的、健康的人们也经常做白日梦呢？答案应该是：弗洛伊德自己作为健康的人也跟精神病人一样也时常做白日梦。不过，他却做了这样的回答：“长期的治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病人向医生披露的事情，是决不可能从一个健康人那儿听到的。”[1]――我们也决不可能直接从弗洛伊德那儿得知“这些病人向医生披露的事情”。意思是说：无论精神病人还是精神健康的人，在做白日梦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承认做白日梦没有什么可耻的，一切独处而寂寞的人，一切人在独处和寂寞的时候，都会做白日梦的。那么，怎么样的一种心理活动才算是白日梦呢？弗洛伊德举例说：设想有一个贫穷的孤儿，拿着一封推荐信去见一位顾主。他走在路上时，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与他眼前的境遇相对应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的具体内容有可能是这样的：他一到那里就得到了录用，顾主对他也极为满意。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这个顾主的得力助手，而且很快被顾主那美妙无双的女儿相中，于是便与她结了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以后又继续辅助岳父干事业，由开始时的助手变成了岳父事业的继承人。[1]显然，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就是人们所说的“美好的向往”及“做梦娶媳妇”一类的东西。的确，一切愿意承认自己有过梦想、幻想、向往和理想的人们，必须承认自己做过诸如此类的白日梦。
　　不过，虽然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白日梦，但人们可能与我们一样并不承认我们只做过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白日梦；虽然我们承认“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但我们不承认推动人们做白日梦的只有野心欲、利己欲和性欲。因为，事实上优秀青年们的绝大部分白日梦，都是关于事业有成、救苦救难、除强扶弱方面的，往往把自己在白日梦中设想成成就卓越的科学家、文学家，及主持正义和公道的政治家、法官，或设想成大侠或英雄。而这样的一系列白日梦恰恰是来源于他们的神圣人性或他们的爱心，而不是来源于他们的生存意志――动物性欲望或野心。因此，我们不同意弗洛伊德以下一段关于白日梦的特征的看法或性质判断。他说：
　　白日梦究竟有哪些特征？首先可以肯定，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这些作为推动力的愿望各个不一，随着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明显地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促使梦幻者做升官梦的野心欲，另一种是性欲。年轻女子的幻想大都是由性欲促成的，她们的野心欲一般都包含在性的追求中了。年轻男子则不然，造成他们幻想的不只有性欲，还有野心欲和利己欲。但是，对于上述两种倾向来说，我们主要不是想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一致。正如我们总会在许多教堂圣坛画的一个角落看到一个雷神形象一样（见日耳曼神话），在绝大多数白日梦中，也总有一个女人隐藏在男人梦中的某个角落。梦幻者的一切英勇事迹几乎都是为她而作，在他胜利时，又总是跪在她的脚下，把赢来的一切胜利果实悉数向她呈献。从这儿我们真正地看到人们隐藏自己幻觉的强大动机。[1]
　　就这样，弗洛伊德把人类的一切白日梦都归于性欲。虽然其中也提到了野心欲和利己欲，但他所说的野心欲只是相当于“教堂圣坛画”一样的东西，所掩盖的依然是“雷神形象”一样的性欲，而所谓的“利己欲”在弗洛伊德这儿，依然是性欲，因为他把性欲看成是人身上最强大、最根本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正是这种强大的性欲，由于要受到社会的这样那样的阻挠或否定，从而也就被压抑下来了，形成了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无意识。譬如，“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女子，其性欲愈小，也就愈受赞赏；而对一个年轻男子来说，他必须学会抑制自己在备受溺爱的儿童时代养成的过度自爱（自重）心，方可以在这个由无数同他自己有着同样追求的人组成的社会上立足。”[1]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人们的性欲在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地遭到了抑制。从而一个现实的人往往要受到双重性欲的压迫：一个是已遭压抑的性欲，一个是现实地在人身上活跃着的性欲，从而人们每时每刻只能遭受极其强烈的性欲的折磨和煎熬。因此，“在某个时刻，同一个幻象总是在三个时期徘徊――这三个时期代表着我们的三个幻想。首先，我们心中的幻想活动可能同某些现在的印象联系着，由目前发生的某些有力量唤起某种强烈欲望的事件引发；紧接着，这种幻想又会溜回记忆中的某种早期经验（一般是幼儿时代发生的、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的经验）；最后，这又会为自己制造出某种有可能在未来发生的事件，这种事件依然代表着该愿望的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白日梦或幻想，它既包含着目前直接引发它的事件，又包含着某些过去的记忆，这样一来，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以‘愿望’为主线，被串联在一起了。”[1]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他在前面举过的例子解释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这个梦幻者便重新获得了他幸福的童年时代曾经有过的东西：他的安全而温暖的家，他的慈爱的双亲，以及初次使之动心的对象等。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人的愿望是如何利用眼前发生的某种事件，通过过去的经验模式，为自己设想出一个光辉的未来的。”认为诸如此类的白日梦或幻想如果“过于丰富和过于强大，就必然会导致神经分裂或精神病。”[1]
　　依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既然每个人都有性欲，而且每个人的性欲都要必然地在童年时要受到压抑，这压抑的性欲总是要寻找突破口，同时在每个人身上都现实地存在着极其强大的性欲，同样也要寻找突破口，这样一来，人就要被记忆中的性欲和现实的性欲联合起来牵着他的鼻子走了。可是，不幸的是，人既被两种意义上的性欲所压迫，所煎熬和折磨，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不能一展所望，同样要受到压抑，于是就只好作白日梦了，于是白日梦就都只有性的性质和色彩。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们都在做白日梦，作家也不例外。他说：“种种幻觉（白日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某些给作家印象深刻的真实经验激起了自己早期经验的回忆（一般是童年时代的经历），随之便唤起了他的某种愿望，这种愿望又只能通过创造一种作品才得以实现。因此，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分辨出某些最近发生的事件，又能看出回忆起来的童年的经验。”[1]弗洛伊德认为，虽然大家都在做白日梦，但只有作家才是做白日梦的高手――只有作家才可能通过对他的白日梦的高超的修饰和伪装手段，制造出深受人们欢迎的文学作品来。他说：
　　“白日梦”的作者总是把他的幻觉隐瞒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因为他觉得这些幻觉都是一些下流的事情。现在我可以肯定，即便他把自己的幻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从这种“披露”中获得任何愉快的感受。因为这样一些幻觉常常使人反感、厌恶，至少提不起我们的兴趣。但一个具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就不同了，当他向我们呈示自己的“游戏”或向我们“披露”他的“白日梦”时，我们会经验到各种不同的快感。至于作家究竟怎样制造出这种效果，至今还是一个最为隐蔽的秘密。诗或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它用某种技巧征服了人们的厌倦感情。而这种厌倦感情又与每个个体同其他人之间的“障碍”有关。对于克服这种障碍的技巧，据我猜测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作家通过变换和伪装等手法将“白日梦”中所具有的“以自我为核心”的特征变弱，使人更容易接受。另一种是他向我们呈示自己的幻想的同时，又提供我们形式的或审美的愉悦，使我们获得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将我们内心深处的更大的快乐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刺激性的钓饵”，作为一个术语，它又被称为“前期快乐”。我个人认为，我们从所有艺术的作品中所获得的审美快乐，都是这类“前期快乐”。文学欣赏的实质就在于使我们内心的紧张得到放松和释放。造成这种效果的绝大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作家将我们置于这样一个境地，我们能够欣赏自己的白日梦，同时又不感到为难和羞耻。到此为止，我们的讨论眼看就要进入一种更加奇特、有趣和复杂的研究领域，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在这里停下（至少在目前是这样），作为我们眼前讨论的终点。[1]
　　就这样，作家在弗洛伊德的眼中也只是一些善于用美的形式修饰和伪装自己的性欲的人。弗洛伊德在《论升华》中感叹道：“生活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失望和难以完成的工作。为了忍受生活，我们不能没有缓冲的措施，正如西奥多多.方坦所说：‘我们不能没有补救的措施。’这类措施也许有三个：强而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这类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伏尔泰在《查第格》的结尾告诫人们要耕种他们自己花园的土地，其目的就是为了转移，科学活动也是这类转移。代替的满足正如艺术所提供的那样，是与现实对照的幻想，但是由于幻想在精神生活中担负的这种作用，它们仍然是精神上的满足。陶醉的方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并改变它的化学过程……”[1]弗洛伊德认为，对于这种恼人的强大的性欲，除了“强而有力的转移”、“代替的满足”、“陶醉的方法”（手淫）以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心理结构所容许的里比多的转移，通过这一转移，这种方式的功能获得了那么多的机动性。这里的任务是改变本能的目标，使其不至于被外部世界所挫败。本能的升华借助于这一改变。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增加从精神和智力工作这个源泉中获得的快乐，那么他的收益是极大的。命运摆布他的力量也就小多了。正如艺术家在创作中，在实现他的幻想中得到的快乐一样，或者像科学家在解决问题或发现真理时一样，这类满足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将来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心理玄学的术语去加以描述。现在，对我们来说，只能把这样的满足形容为‘高尚的和美好的’，但是这种满足的强度，与来自野蛮的原始的本能冲动的满足的强度相比较是温和的；它并不能震动我们的肉体。但是，这种方式的弱点是不能普遍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它只能为少数人所用。”[1]不过，作为多数人的人们也不必过于沮丧。因为，他们“靠着艺术家的能力”通过“对艺术作品的享受”也能得到，也能通过“艺术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温和的麻醉，可以暂时抵消加在生活需求上的压抑”，只不过艺术的“力量不能强到可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痛苦”罢了。虽然弗洛伊德在这里把通过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和科学家通过科研活动所得到的满足，称作是“高尚的和美好的”，并认为“这类满足有一个特殊的性质”，还许诺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心理玄学的术语去加以描述。”但不能因此而可以认为弗洛伊德终于从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中发现了不属于性欲的东西！其实，他所说的升华，就是指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性欲升华为进行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动力，并以创作的成功和科学的发现为对于性欲需求的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因此，弗洛伊德所说的升华毫无“性质变化”的意义，而是只是指形式和手段上发生变化而已。因此，即便他找到了“心理玄学的术语”，但他的描述也不会有丝毫根本上的改变，这些“心理玄学的术语”所包裹的将依然是“性”。譬如，在一般人眼中具有神圣性质的美呀、魅力呀等等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的眼中依然是有关“性”的信号。如他说：“美学科学考察了事物的美的条件，但是它不能对美的本质和起源作任何说明，像往常一样，失败在于层出不穷的、响亮的、却是空洞的语词。不幸，精神分析学对美几乎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看来，所有这些确实是性感领域的衍生物。对美的爱，好像是被抑制的冲动的最完美的例证。‘美’和‘魅力’是性对象的最原始的特征。”[1]
　　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无论什么都是性，所以人们称他为“泛性主义”、“性而上主义”，而我们把他称作“唯性主义”，这毫无过分或不恰当的地方。不过，弗洛伊德也有让人不可思议的时候，比如，他虽然是个“唯性主义”者，但有过那么一次，在那一次里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唯物主义者那样将性欲与爱情相等同，而是认为在情感世界里存在着爱与欲的矛盾和冲突。如他在他的《爱情心理学》中说：对于很多男人来说中，“那些十分值得，很能引发他们高度敬意的女性，并不挑起肉欲的兴奋；所以他虽对她十分的敬爱，十分的眷恋，论到色情方面，却不免一筹莫展。这种人的爱情生活乃分裂为二，两方面的阵势，竟如在艺术里我们常说的：属灵的（精神的、柏拉图式的）和尘世的（或兽性的）爱情。当他爱上了谁，他对她没有性欲，而能引发他性欲的女子，他却不爱。为了不使他们的肉欲‘玷辱’他们所爱的对象，他们寻找他们无需去爱的女人”。还说：
　　我们将难以否认，今日文明世界里男人的爱情行为，一般而言沾染了浓厚的心理性无能色彩。世上没有多少人能把情和欲妥善地会合为一；男人面对着他所尊重的女人，性行为总是颇受威胁，只有在对付较低级的性对象时，他才能行动自如，为所欲为；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也还有另一成分参与，那就是，他不愿向他所敬重的女人要求不合礼俗的（错乱的）性满足。只有当他全心全意地纵情享受，他的性欲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比方说，在他那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面前，他又焉敢那样做？所以他乃去找比较不高贵的性对象，一个较不道德的女人，对这样的女人他才不会产生道德的焦虑，而她既对他的生活一无所悉，就无法批评他了。虽然他所有的柔情、思念，全都系属他处，他却只能对这样的女人奉献他全部的性能力。社会地位高的男人，常会包养一个低阶级的女人来做永久的情妇，甚或娶来做太太，很可能的，这也只是同样地基于需要一个低阶级的性对象，以便自心理学的观点上，得到完全的满足。[2]
　　显然，在这里，弗洛伊德是就事论事的，他尊重了一下事实：爱与欲的不同和矛盾。弗洛伊德如果有幸沿着这个“事实”思考、探索下去，他或许能发现这爱所代表的正是人类时常将自己的存在体验为高贵、神圣、纯洁的方面，或许能发现这爱正是人类永远向往和追求与他人、与整个世界在精神上融为一体的一体性状态的天性，或许会发现只有当人们永远向往和追求的这种精神上相融为一的一体性状态得以实现时，人们就会感受到无穷的美、自由、逍遥和幸福――如在亲人之间、真诚的友谊里面、真正相爱的情人之间、人们“陶醉在大自然里面”时及在一切一见如故、一见钟情的境遇里。弗洛伊德如果有幸发现了这一切，那么，他绝对不会再说什么“诗或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它用某种技巧征服了人们的厌倦感情”、绝对不会再说艺术作品只是“形式的或审美的愉悦”，一定能够认识到艺术“使我们获得快乐和满足”的、“使我们内心的紧张得到放松和释放”的，不是特别的技巧，不是骗人的智谋，不是任何只能作为形式的东西，而是因为艺术作品表现了与人类的神圣人性有关的爱、良知、善意、义举、尊严、纯洁、高贵、神圣、羞涩、光荣、名誉、公平、正义或相关的感受、体验一类的东西――纯内容、纯精神的东西，使人释然、令人感动、催人流泪、愉悦无限而健康的艺术效果永远来自于作者所表现的神圣人性方面的内容对于读者、观众内心深处的神圣人性内涵的点燃和唤醒；同样，弗洛伊德如果有幸沿着那个“事实”思考、探索下去，就绝对不会再认为“美”、“魅力”是性的符号而一切艺术作品都只能是或明或暗的淫秽事物，而是完全有可能认识到“美是人与其世界在精神上相融为一的一体性状态”而“魅力”之不同于“诱惑力”，完全在于它一般都是指一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神圣人性方面的光芒或“人气”、“人味”――如“人格魅力”。然而不幸而又极其可惜的是，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现代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爱与欲的分立和对抗，但这并没有引起他丝毫的警觉和思考，他并没有将此引向古往今来所有人类的共性，而是把现代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爱与欲的分裂和对立当成了唯有在现代人身上才有的病态的东西，当成了现代人的精神疾病。而这，也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小丑而不可能成为巨人，注定了他终其一生而只能永远地高举着脏兮兮的性到处去涂染，去污染和亵渎人类的一切纯洁美好的东西。
　　弗洛伊德在他的世界里不仅用性污染了艺术和科学，而且还把性强行楔入到人们神圣的亲情和友情生活当中。在用性玷污友情方面，始终深受人们尊重的达.芬奇便是第一个受害者。弗洛伊德的这项了不起的玷污工作是他通过《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文来完成的。根据史料，达.芬奇是非常赏识和喜欢他的英俊的青年助手的。按理说，英俊、聪慧、勤奋、敬业、富有合作精神而对人有礼貌的青年，任谁都会喜欢的，这样的青年就是在学校、工厂、公司、军队等团体中所谓“人气旺”的人，但除了弗洛伊德谁还会把这样的“人气”与“性感”扯在一起！可是，正是因为达・芬奇喜欢这样“人气旺”的青年而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达.芬奇患有同性恋的表现。他说：达・芬奇之所以那样地喜欢他的英俊的青年助手，对他们那样地关心，原因在于达・芬奇是一个同性恋患者。那么，达・.芬奇为什么会如此不幸地患上同性恋呢？弗洛伊德认为这个“不幸”与达・芬奇的不幸的童年性压抑有关。而这方面的证据，就是达・芬奇在他“童年的记忆”中记录的一次经历，这个经历是这样的：在他的童年，他看见一只神奇的鸢落在了他的摇篮中。本来，达・芬奇对于童年的这一次经历之所以印象深刻、终生难忘，就在于它的神奇；而无论从神奇且“印象深刻”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秃鹫是一种远离人群而一般都生活在深山、戈壁之中而永远也不会飞到任何人的摇篮中来的角度来说，达・芬奇在他的童年所看到的、飞到他摇篮中的鸟，只能是鸢而不可能是鹫。而且，即便不是真正的看到，而是幻视幻觉，也只能是鸢而不能是鹫。因为，人们只能幻视幻觉到与他平时的视觉经验材料相关的东西，而不可能幻视幻觉到与他的视觉经验材料完全无关的东西，而达・芬奇从出生到少年都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中度过的，那里是他无缘见到秃鹫的。而鸢是亚、欧大陆的广大农村在冬季常见的一种猎食小鸟类的鹰，与鸽子差不大多大小而比鹞鹰稍大、毛色比鹞鹰稍黄的那一种，与鹞鹰一样在鹰类世界中属于袖珍型的种类，在形态和体型大小方面与秃鹫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人可以把鸢与鹫混淆在一起的。可是，弗洛伊德偏偏说这只神奇的鸢，实际上就是一只秃鹫，接着，因为秃鹫的头与男性的某种器官有近似的地方，从而把达・芬奇的这个“童年的回忆”解释为达・芬奇童年的性意识及其被压抑。然后，他就按照他的理解开始了解说：达・芬奇童年时被压抑的性意识、性冲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就开始寻找突破口，可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由于种种原因而达・芬奇是讨厌女人的，于是他一方面通过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来宣泄这种遭到压抑的性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同性恋来获得性满足等等。而弗洛伊德之所以认为达・芬奇讨厌女人，是因为达・芬奇本人说过这样的话：“生育行为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事情如此令人作呕，可假如没有长久形成的习俗，假如没有漂亮的脸蛋儿和感官享受的本性，人类将迅速消失。” [2]对于健全的理智来说，从达・芬奇这样的表述中无法得出达・芬奇讨厌女人的结论，因为不仅厌恶性生活与讨厌女人之间完全是两码事、两种概念――女人并不等于性生活，她还代表爱情、友情和亲情，而且从达・芬奇那幅显得妩媚又神秘的画作《蒙娜丽莎》来看，那不可能是一位讨厌女人的画家所能完成的。而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厌恶男女性生活的人，往往是那些患有严重洁癖的人，而患有洁癖的人，对于同性之间的恶搞，则会更加觉得肮脏而更加不能忍受。事实到底怎样，只有确凿的证据才能揭露真相，而像弗洛伊德的这种广泛地运用了篡改、歪曲、捕风捉影等所有卑劣伎俩的“解说”不再是单纯的信口开河，而是对于他人声誉的毫不怜惜！甚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不负责任，而是已经表现出了十足的邪恶和构成了明显的犯罪――诋毁他人声誉。虽然我们不能因为达・芬奇表达了对性的反感而就此认为他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性需求，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弗洛伊德通过对达・芬奇的“童年的记忆”的篡改而对达・芬奇的艺术活动、科学研究和个人生活所作的解释有任何准确性可言。
　　弗洛伊德不仅把他所理解的性塞进了友谊，而且还更过分的是：他把他所理解的性还塞进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神圣的亲情关系之中，并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著名的“恋母情结”说。他的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集中阐发在他的《〈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一文中。他是这样展开他的论述的，他说：“根据我累积的经验，在所有后来变为精神神经病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他们的父母亲起了主要作用。爱双亲中的一个而恨另一个，这是精神冲动的基本因素之一，精神冲动形成于那个时候，并且在决定日后神经病症状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不相信，在这个方面，精神神经病患者和其他正常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不相信他们能够创造出某些对他们自己来说完全新鲜和独特的东西来。最有可能的是，由于他们夸大地表现了对父母的爱和恨的感情，他们才被区别开来。这种感情在大多数孩子的心理中却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强烈，对正常的儿童的偶然观察证实了这一点。”按理说，仅仅强调一下一切父母双方中一方有恶习的家庭中子女会爱一个而恨一个，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弗洛伊德在这儿所说的“爱一个而恨另一个”远不是指我们所说的这种一些特殊的家庭，而且是指人类每一个家庭。而且他所说的“爱”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人类追求、向往或留恋与其对象乃至世界在精神上的相融为一的状态”，而是直接指“性欲望”。他是用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俄狄浦斯王》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的。他说：
　　如果《俄狄浦斯王》感动一位现代观众不亚于感动当时的一位希腊观众，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它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在我们内心一定有某种能引起震动的东西，与《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那使人确信的力量，是一拍即合的；而我们对于只不过是主观随意的处理――如（格里尔・帕泽写的）《女祖先》或其他一些现代命运悲剧所设计的那样――就不会所动了。实际上，一个这类的因素包含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他的命运打动了我们，只是由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命运，――因为在我们诞生之前，神谕把同样的咒语加在了我们的头上，正如加在他的头上一样。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事情就是这样。俄狄浦斯王杀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他只不过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但是，我们比他幸运，我们没有变成精神神经病患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成功了，我们从母亲身上收回了性冲动，并且忘记了对父亲的嫉妒。正是在俄狄浦斯王身上，我们童年时代的最初愿望实现了。这时，我们靠着全部压抑力在罪恶面前退缩了，靠着全部压抑力，我们的愿望被压抑了下去。当诗人解释过去的时候，他同时也暴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并且激发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在精神，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虽被压抑，却与它完全一样的冲动。[2]
　　他进一步解释说：“今天像过去一样，许多人都梦见和他们的母亲发生了性关系，并且讲述这事时，既愤恨又惊讶。这一现象显然是解释悲剧的关键，也是做梦的人的父亲被杀这类梦的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正是这两种典型的梦（杀父和娶母）的想象的反映。正如这些梦在被成年人梦见时伴随着厌恶感一样，这个传说也必然包含着恐怖与自我惩罚。对传说过多的修饰，出现在《俄狄浦斯王》的令人误解的‘修改本’中，‘修改本’企图利用这个传说为神学服务。当然，调和至高无上的神力与人类的责任感的企图，肯定是同《俄狄浦斯王》的这个题材无关的。”就这样，弗洛伊德先是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人类化了，人类化为每个人的“命运”――天性。然后，用这种人类化的“命运”阐释了《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何以震撼人心：――因为每个人都是俄狄浦斯王，每个人都想杀父娶母，所以《俄狄浦斯王》替所有的人类实现了心灵深处的愿望，所以才震撼人心。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成立，还运用了这个故事本身的一个事例：“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剧本中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迹象说明俄狄浦斯的传说起源于某个原始的梦的材料，这个材料的内容表明孩子与双亲关系中令人苦恼的障碍是由于第一个性冲动引起的。当俄狄浦斯开始因他对神谕的回忆而感到苦恼时――虽然他还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伊俄卡斯忒讲了一个梦来安慰他，她认为这个梦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许多人都梦到过它：过去有许多人梦见娶了自己的生母。谁对这种预兆置之不理，他就能过得快活。”
　　与弗洛伊德的这种关于人类“杀父娶母”或“俄狄浦斯情结”相关的有些事实我们是可以承认的：我们可以承认有的人曾在梦中杀父了或者“娶母”了，或者既杀父又娶母了――梦中会出现些什么情节，那是不可预料的；我们可以承认在人类历史上，父亲与女儿、母亲与儿子乱伦的事件一定有过；我们还可以承认女儿与母亲向父亲争宠，儿子、父亲向母亲争宠，都可以是人类的童年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争宠”一定与性别有关，也完全可以是儿子与母亲向父亲争宠，女儿与父亲向母亲争宠，关键要看父、母双方中到底哪一方在家中才拥有强势，是全家人精神依赖的中心。因此，我们完全用不着以“在你的童年，你有没有过杀父娶母的欲望？”为题而向人们广泛展开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检验弗洛伊德耸人听闻的主张，我们完全可以用朴素的常识轻而易举地打败他，比如：第一，恰恰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并不知道“杀父”和“娶母”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懂得这一点，最起码也要等到少年。那么，何来“人类的童年都曾有过杀父娶母的欲望”呢！第二，在人类的童年，虽然会萌发性欲，但谁都知道人类的童年的性欲是散乱的、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指向性的，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盲目萌发的性欲与自己的母亲联系起来而又对自己的父亲产生情仇呢！第三，就绝大部分的人类而言，在他们的童年时代既不知道生育的秘密，就连自己是怎么出生的都往往并不知情，甚至根本不了解人体生理构造，他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盲目性欲与自己的母亲具体地联系起来呢！第四，――也最根本的是，每个人都有神圣的自由意志，从而都有关于“与生俱来地向往和追求与他人、乃至世界在精神上进入相融为一的状态的愿望或意志”，从而才有了爱和被爱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属于纯粹的人性的，是人们普遍地将其感觉为圣洁和诗意的，它会永远地把性欲和与性欲有关的行为感觉为下流、肮脏和可耻的，它是极端憎恶和排挤性欲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连弗洛伊德自己都发现，在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中，正是爱本身构成了夫妻性生活的障碍，那么，在一般的体现着人类最神圣的爱与被爱关系的母子关系中，还怎么可能容得下性的浸染呢！除非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有女佣，女主人用不着操持家务，是真正的“有闲阶级”分子；男主人又常年在外奔波，这位女主人经常深感寂寞，同时只有一个幼儿――子女多了操心会多，不会寂寞；同时，还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这位女主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从未感觉到过神圣人性的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女主人在性欲发作时，在“温饱思淫欲”时，以为儿子年幼不懂事而有可能借儿子以自慰，久而久之，无论发生儿子想娶母的愿望还是发展到乱伦，都是可能的。但这样的几尽苛刻的条件，对于人类绝大多数家庭是不合适的。而即便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使儿子产生了娶母的愿望，也不能说这是人的必然性命运或天性，而是其“不要脸”的母亲引诱的结果，是纯粹的后天性。因此，即便在这种意义上的娶母愿望的发生，也不是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情结”或天性意义上的，从而也不能证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论可以成立。
　　那么，一旦否定了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情结”论以后，《俄狄浦斯王》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力是不是就无法解释了呢？其实，《俄狄浦斯王》的震撼力恰恰发端于这样一些原因：整个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凭其天然的直觉力、凭其纯粹的人性，都把亲情感觉、体验和理解为是神圣、纯洁的，可是，从《俄狄浦斯王》中所看到的恰恰是脏兮兮的性对于如此神圣、纯洁的亲情的浸染和玷污，这使他们震惊；同时，这样的浸染和玷污又来自于冥冥之中的命运女神的捉弄和摆布，而人们知道在命运那里是专门孕育匪夷所思、奇诡怪诞的，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无论生发出什么样的事来都是可能的，从而觉得这样的事发生在任何人的头上都是可能的，都是不可逃避的，这又使他们恐惧；而俄狄浦斯王自己又是因为关于他会“杀父娶母”的神谕而受尽磨难，并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来逃避，从而又深受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一部作品能够刺激起人们这样多种强烈的感情，这才是这部作品独具魅力的原因之所在。如果说由于人们普遍地都有什么“杀父娶母”的情结的话，就像由于人类都“与生俱来地都有向往和追求与其世界在精神上进入相融为一的状态”自由意志而充分体现了这种自由意志的爱情、亲情、友情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成了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一样，《俄狄浦斯王》式的主题也应该是在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演绎而成为艺术表现的永恒主题，可是为什么事实却不是这样呢？为什么《俄狄浦斯王》式的文艺作品没有被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作家或文学家连绵不绝地创作出来？不过，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样的作品还是有的，如他说：
　　另外一部伟大的诗体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来自同一根源。但是，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表现出两个相距甚远的文明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全然不同，表明了人类感情生活中的压抑的漫长历程。在《俄狄浦斯王》中，作为基础的儿童充满愿望的幻想正如在梦中那样展现出来，并且得到实现。在《哈姆雷特》中，幻想被压抑着；正如在神经病症状中一样，我们只能从幻想被抑制的情况中得知它的存在。特别奇怪的是，许多现代的悲剧所产生的主要效果原来与人们对主角的性格一无所知相一致。戏剧的基础是哈姆雷特在完成指定由他完成的复仇任务时的犹豫不决；但是剧本并没有提到犹豫的原因或动机，五花八门的企图解释它们的尝试，也不能产生一个结果。根据歌德提出来的，目前仍流行的一个观点，哈姆雷特代表一种人的典型，他们的行动力量被过分发达的智力麻痹了（思想苍白使他们病入膏肓）。另一种观点认为：剧作家试图描绘出一个病理学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它可能属于神经衰弱一类。但是，戏剧的情节告诉我们，哈姆雷特根本不是代表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人。我们在两个场合看到了他的行动：第一次是一怒之下，用剑刺穿了挂毯后面的窃听者；另一次，他怀着文艺复兴时期王子的全部冷酷，在预谋甚至使用诡计的情况下，让两个设计谋害他的朝臣去送死。那么，是什么阻碍着他去完成他父亲的鬼魂吩咐给他的任务呢？答案再一次说明，这个任务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对杀死他父亲、篡夺王位并娶了他母亲的人进行报复，这个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在他心里驱使他复仇的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代替了，它们告诉他，他实在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心理中无意识的东西演绎成了意识的东西；如果有人愿意把他看作歇斯底里症患者，那我只好承认我的解释暗含着这样一个事实。[2]
　　然而，事实是：哈姆雷特既没有杀父也没有娶母，而且到了最后――在他看来时机成熟了时，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拿起长剑为父亲报了仇。更何况《哈姆雷特》这个剧本是莎士比亚写的，并不是哈姆雷特自己写的，其中的犹豫不决完全是剧本表现和剧情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历史真实，根据剧作者莎士比亚自己出于剧情表现和剧情发展而对哈姆雷特所作的犹豫不决方面的处理，怎么就能证明那样一种“杀父娶母情结”的存在呢？事实上，这个剧本的成功，完全在于它表现了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的心态和一个理性青年面对疑难问题时能够深思熟虑、反复考量的品质：其一，对于一个人文主义者来说，他开始放弃“父权至上”的观念，他在为父亲考虑报仇的同时，也必须为母亲的未来打算，而他眼中所见的，恰恰是他母亲与他的叔父和仇人――克劳狄斯非常恩爱，即便克劳狄斯是在演戏，但他母亲则是非常真诚地在情感上依恋着那个谋杀者――哈姆雷特叔父克劳狄斯，――即便在读者和观众看来，这种恩爱是一个假象，但作为剧中人物的哈姆雷特并不清楚这一点。那么，仅仅出于对母亲的圣洁的爱和对于她的未来的着想而犹豫一下，不也是很正常的吗！第二，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莽夫，不是一个“冷头青”，而是一个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理性主义者，他要杀的人并非是随便一个山野匹夫，而是一个心思周密的狡猾的国王，而当他回国时，这个国王已经完完全全地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权力，他要杀死这样一个阴险狡猾而大权在握、一般都是由卫士前护后拥地保护着的国王，并非易事，而这位国王则更是善于掌握对方的心理，巧妙地处处设防，这使他实际上也很难得手。第三，哈姆雷特本人是一个品德高尚而光明磊落的人，即便他相信鬼神之说而相信他父亲的幽灵所说的话是真实，但也在搜罗不到他叔父谋杀他父亲的直接的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无凭无据地杀死一个国王，对国民如何交待，对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不也同样会使他犹豫不决、延缓时日吗！第四，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遇到一些婚嫁、择业一类皮毛小事，都会踌躇满怀，犹豫不决，而一个孤孤单单的青年要孤身一人去贸然杀死一个国王，这个压力将是多大！为此而犹豫不决一下，岂不非常合乎情理！第五，人文主义者的标志之一就是怀疑、甚至否定鬼神之说，因此，对其父亲的幽灵及其话语的真实性置以适当的怀疑，对于哈姆雷特来说也是必然的，而从自私一点的角度来说，哈姆雷特依然是王子，依然是王位的继承人或未来的国王，因此，为一个不足采信或不可全信的鬼魂及其话语去玩命儿，亲手毁灭自己的大好前程，这不能不让人犹豫不决。从这五点来看，对于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的解释，还需要凭借一个莫须有的什么“杀父娶母情结”吗！
　　弗洛伊德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地炮制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杀父娶母情结”说，原因不外乎这样两种：一种是他自己有可能在孩提时代因其母亲反人性的性引诱行为而引起过他的性淫乱心理，并且给他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是他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如此地受世人欢迎，因此而达尔文是那样地声名显赫，于是他非常羡慕，他也非常想扬名立万，于是由于牛、羊、马、鹿、驴及猴子、黑猩猩、大猩猩等动物群体中广泛地存在性淫乱行为，而在动物群体中的的确确是儿子一辈通过驱赶或杀死其父亲来占有母亲和姐妹的，从而他就按照达尔文的学说把人类直接当成了动物，强调人类跟牛、羊、马、鹿、驴及猴子、黑猩猩、大猩猩等哺乳动物一样也以“杀父娶母”为本性，以达到哗众取宠、扬名世界的目的，以获得达尔文在一切的唯物主义者那儿所获得过的那种荣耀。而更有可能是这两种原因共同对弗洛伊德发生了作用。然而，我们在这里必须告诫一切的进化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或“唯性主义”者的是：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差别，适合于动物的“驱父占母”的行为，除了适合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极其变态地把性淫乱行为带入了亲情的“迷途的羔羊”们以外，从根本上、本质上并不适合于正常的、合乎人性的人伦关系。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即便没有过完全统一的世界观、完全统一的传统和完全统一的风俗习惯，甚至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旧大陆――亚洲、非洲、欧洲与新大陆――美洲、大洋洲之间完全隔离，但在亲子之间人类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普遍地遵守着性隔离、性禁忌的传统，弗洛伊德怎么能无视这样极其普遍而意味深厚的事实呢！
　　至于文艺作品在根本上是不是作家伪装过的他自己的白日梦的问题，正确的看法只能是：有些是，大部分不是。我们说“是”白日梦的作品，就是指那些人们无聊地用来“画饼充饥”的作品，就是指表现欲望的作品，如黄色小说、黄色诗歌、黄色散文及作为“欲望的演义”、作为欲望驾着想象的翅膀纵横驰骋、任意飞翔的作品――武侠小说等等。我们说“不是”白日梦的文艺作品，就是指一切成功地表现了作者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诗意性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作品，即一切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及纪实文学。其中何者是白日梦的表现、何者是诗意性的感受、体验和思考表现，我们可以从普通的人生中的普通的行为中看出：一个鳏夫在幻想、想象中、在梦中总是出现把一个中意的女子娶回了家中，这样的“做梦娶媳妇”的心理活动是白日梦，可是他一想起他曾经深爱过的妻子及与她一起的生活和她的不幸去逝而涕泗横流时，便不是白日梦，而是其思念、悲痛和忧伤的表现。我所说的“是”白日梦的文艺作品，在这里就是指相当于“做梦娶媳妇”的心理活动的表现，而我们说“不是”白日梦的文艺作品，就相当于鳏夫“一想起他曾经深受过的妻子及与她一起的生活和她的不幸去逝而涕泗横流”这样一种“思念、悲痛和忧伤”的表现。
　　事实上，当我们把表现白日梦的东西称作文艺作品时，表现出了我们极大的宽容胸怀，其实在唯有诗意才是艺术或文艺的生命的意义上，这些属于白日梦的东西，只是一些有关情欲的对象的符号，只是现代不少男女用来自慰的某些器材同一种意义上的东西，根本上是不能当作文艺作品的。艺术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诗意性的感受、体验用非艺术的手法就不能表现，而如果诗意性的感受、体验得不到表现就会对心灵造成长期的困扰，所以艺术是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进行取代的，所以人类才要永恒地需要艺术。可是，对于欲望来说，最好是实物而不是有关实物的符号，最好是真饼而不是“画饼”――画饼根本就不能充饥，一个鳏夫的目的一旦达到，他也不会做相应的白日梦了。也就是说，属于白日梦的作品，是很容易被现实的相关实物所取代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根本上既不懂得人，也不懂得文艺，只是被名利欲驱动着在那儿硬着头皮胡言乱语。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68-177.
　　[2]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13，136.
　　[3]弗洛伊德.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A].弗洛伊德论美文选[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13，16－18,40－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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