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与彷徨|呐喊与彷徨的共同点
时间：2020-03-13 07:26: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绕不开的命题。而至20世纪初那个山河破碎、存亡一线的时代，有识之士更不会放弃文学作为“喉舌”的功能。辛亥革命就事件而言，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而辛亥革命文学，向前可追溯到庚子事变后，仁人志士借文学而发的种种激越呼号，向后则可延续至“五四”新文学对这场革命的沉痛反思。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之祭，通过文学，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慷慨与低�。
晚清的最后十年，国运维艰，虽然办新政、废科举、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良措施在大张旗鼓地推行，然而积弊难返，民变蜂起。庚子事变后，社会政治思潮骤然转向，这种转向在距离《辛丑条约》签订时间不远的1903年显现出来，“全国各报刊由温和而激烈，由改良而革命……邹容、章太炎的著名革命文章和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是在这一年。陈天华那影响极大的小册子的产生，是在这一年。鲁迅译作《斯巴达之魂》，提倡‘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是在这一年……”（李泽厚），在历史伟力的推动下，时代的主题成为文学的主题。革命志士纷纷借手中之笔为革命奔走呼号，文学之士也多顺应潮流，为时代的演进推波助澜。如果要概述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特点，我想不妨借用鲁迅的小说集名，即呐喊――为唤醒民众而呐喊、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而呐喊、为抵御外辱振兴民族而呐喊。
1902―1911年间的革命文学，题材涉及诗歌、弹词、小说、戏剧、笔记、报章、古体散文等多种形式，主题不外是“谴责” 、“觉民”与“革命”，风格大多慷慨激烈。以纯文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作品政治色彩太浓，充满激烈直白的宣传，如邹容对于革命的热烈赞誉：
“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如陈天华对革命内部同仇敌忾的期许:
“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 只缘我，不晓得，民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
如秋瑾抒发以身许国的豪情：
“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
即便是文学色彩偏浓的南社诗人们也高举“革命军”之旗（宁调元“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他们认为：“内讧外侮，纷起迭乘。当今之世，非复雍容揄扬，承平颂雅时矣！士君子伤时念乱，亦遂不能不为变风变雅之音。”因此必以“淋漓慷慨之音，一振柔软卑下之气”（周实）。
这样的作品，如果从纯粹文学的角度，当然大有可贬揶之处。然而，这样的作品，却绝不可以以单纯的文学视之，这是尼采所谓以“血书者”。那些激越的“叫嚣”之下，直陈一片敢于“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的赤子之心。邹容、吴樾、陈天华、秋瑾这几位辛亥革命前夕以身许国的义士，年龄最大的也不过32岁，而且，他们的牺牲都带有明知死路、义无反顾的性质，这些自蹈死地的英雄们先于时代的慷慨悲歌，以其生命和热血直击黑暗的现实与卑弱的国民，因而即便缺少“藻饰”、“迂回”、“起伏抑扬”之属，依然能振聋发聩、感发人心。义士为文如是，革命的文士们同样关心国运甚于关心文辞，因而可想当时文坛横行的是何种草率粗砺之气，不过其中之佳者，却别有一种草率粗砺之美。如南社诗人高旭的歌行：
“火云烧天天色变为赤，朱霞片片飞散光熊熊。六鳌扬髫怒触霹雳斧，血花万里喷吐五色虹。�望微茫一发白齿齿，海波照眼摇荡珊瑚红。”（《登富士山放歌》）
其飞扬的才气，逼人眼目。如后人所评“粗枝大叶，奇气横溢”。这是独特时代赋予文学的独特气质，可能不够优美不够深刻，但足以体征那个狂飙时代的热力和激情，套用鲁迅的话“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悠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或文）属于别一世界”――这是“革命军中马前卒”们的世界。
1911年，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义举汇成了辛亥风云，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革了两千余年专制帝政之命。然而，胜之何速，败之何疾。短短不足三年，革命志士们亲历了革命的成功，又目睹了民国的夭折。1913年以宋教仁被暗杀为开端，革命党人转而成为被革命的“乱党”。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局，革命志士们虽依然为“护国”、“护法”前赴后继，但已经少了“毕其功于一役”的豪情，同志的牺牲、道路的坎坷，前途的茫然，使革命文坛不复辛亥前期的激扬蹈厉。
1912年10月，在袁世凯窃取民国总统之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由上海经鄂返湘，写下了“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之句，凄凉之感溢于言表，这位十载戎马生涯，立志“为国杀贼而死”的民国功臣已经颓然而有思归之意。
1913年曾经高举诗坛“革命军”之旗，又为讨袁奔走联络的南社诗人兼革命党人宁调元身陷囹圄，其《狱中书感》云：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偶依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
愤世嫉俗而又悲凉酸楚，实为那个时代革命文人的心声。如果要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氛围作一归纳，正可以套用鲁迅的另一小说集名――彷徨。革命成功却前途茫然，国贼当道却无计可施，虽有杀身成仁之志却无力扶大厦于将倾，革命者和当时整个社会一样徘徊在何去何从的迷惘之中。因此此间文坛，或悲悼、或怒骂、或嬉笑滑稽，都难掩凄楚彷徨、无可如何的哀伤，即便是风行一时，热衷奇闻丑事的“黑幕”，在津津乐道之余也难掩其末世狂欢的绝望。
1912-1919年期间的文坛，新旧杂陈、哀音弥漫。其前是高蹈的革命文学，其后便是以扫荡“旧制度”、“旧礼教”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处于两峰之间的这段文学，因其忧伤、颓废的情调以及陈腐思想的回流而被文学史忽视。但实际上，文坛的杂陈反映的是时代的彷徨，文学的颓废反映的是时代的低迷。辛亥革命文学至此告一段落，但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学却远未终止。
近日偶然读到一篇署名为火火的网络诗作《我想的辛亥革命》，其中诗云：
为许多冗长的鞭子所缠绕/那是历史的一次抽搐/醒来是肌肉的辛酸/与灵魂的惊骇……
经过一百零一天的酿造/所有的行动/竟成一滴饱含历史的咸涩的泪水……/里面浸泡着一个不朽的拷问:/“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诗之精彩处在于结尾巧妙地嵌入了康有为写给谭嗣同的挽联（谭嗣同字复生），“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维新变法的难题，同样困扰着辛亥革命，这也成为五四文学力求去探讨的问题之一。鲁迅《呐喊》诸篇中“人血馒头”的悲哀、“阿Q”式革命的闹剧、辫子革命的风波，从不同的层面，挖掘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其深刻至今无人能及。
20世纪的大部分中国历史，在此起彼伏的革命、战乱、运动中前行，作为须听“将令”的文学，为主义、信仰、民族尊严而呐喊助威，往往激进且急就。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式的反思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延续，更遑论深化。直到世纪末端，思想启蒙被再次提及，日渐边缘化的文学才有了再次凝视世纪初那场巨变的从容和沉着。叶兆言的《花煞》、格非的《人面桃花》、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牛维佳的《十八星旗，高高的》、《武汉首义家》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这段历史的新的眼光和前所未有的广度。我想，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新旧社会、制度、文化交替的第一场革命，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题材价值，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将是永远的。辛亥革命作为事件虽已过去，但属于辛亥革命的话语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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