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时间：2020-02-23 07:16:3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真情趣　　据说《金岳霖回忆录》乃旧著重印，十多年前出过一本《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其前半即为此书。整理者有云，金氏“晚年在老朋友的建议下撰写回忆录，每天想到什么写什么，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百个片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对各片段的内容和顺序作了一些调整，把回忆录分为三个部分四十九段”，则现在所见者并非原貌，亦未必是全帙。但我却是第一次读到，用一句滥俗的话来形容，正是“获益匪浅”，特别是谈生活情趣那一部分，着实精彩。
　　作者是有名的哲学家，写他的几部大著时不免谨饬端正，现在这些回忆片段却生趣盎然，此老活得真是很有意思，很有味道。譬如他两次标举“清”，其一因“甜”而言：
　　甜是大都喜欢吃到的味，但糖的甜是一件相当直截了当的事，西洋式糖果的甜非常之甜，似乎是一种傻甜，好些人欣赏，我不欣赏，我欣赏的反而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大李子”的甜、兰州瓜的甜都是特别清香的甜，“清”字所形容的品质特别重要，可能只有生吃才能得到。芒果和荔枝都甜，我都喜欢吃，可是它们似乎在“清”字上都有不足，虽然它们也是生吃的。
　　其一因“香”而言：花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香，可是形容起来很不容易，上海从前有些女人头上喜欢插几朵白兰花，人们习惯于把那些女人的俗气转移到花上。这不是“不白之冤”，恰恰是“白之冤”，白好像也俗起来了，白兰花的香好像也俗起来了。香不可俗，也不能雅。这涉及箭兰。你把箭兰摆在旮旯里，你走到它的旁边，左闻一下，右闻一下，它不理你，只好回到座位上去；这时忽然间最美妙的香味来了。这香也不能说“雅”，最恰当的字是“幽”或“清”。
　　感受独到，品位精致，盖非寻常人所能道得。此书无论讲到作联，品画，观树，看花，吃菜，穿衣，斗蛐蛐，养山鸡，等等，都是上好文章。
　　亲经“思想改造”
　　金氏谈一己的生活情趣，其实有着一个背景，或者说语境，即书中一再涉及的“思想改造”。作者曾是20世纪50年代那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标兵式人物，当时胡适看了他写的检查，在为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所作序言中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这话不知道作者看见过没有，但我想未必不能把他这本回忆录视为多年之后对于类似质疑的答复。而在金氏，这说得上是最后的答复了。此书写在20世纪80年代初，而他在1984年即已故去，不能要求在那时有着如同我们今天一般的认识――很多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问题，当年人物可能花一辈子工夫都想不明白；但是作者毕竟是在历史与他自己一生的某一节点上，于此有所陈说，有所解释。我们从中可以略窥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也许是《金岳霖回忆录》的更大价值所在。
　　对于自己所曾亲身经历过的“思想改造”，金岳霖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如果说这还未免流于表面现象，“思想改造”之于金氏其实深刻得多，而且，他不仅仅是“思想改造”的一个对象而已，在这本近乎临终遗言的回忆录中，他并未忘记谆谆建议：
　　 “提起思想改造，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该用学习小组的政治学习讨论会的方式进行，不能让他们独自个人学习。所谓‘自学’，实实在在就会成为‘不学’。我就是这样因年老体弱而打住了‘学习会’的人。‘会’特别重，‘无会’或早或晚总要成为‘不学’。在不断的‘不学’中，已经有了思想改造开端的人就会回到老的思想上去，而就我说，这也就是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去。”
　　这与胡适说他“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恰恰针锋相对，或许并非出于偶然。
　　人贵有自知之明
　　金岳霖很中意他所谓的“自知之明”，虽然如今看来，这未必不属于当局者迷或时代局限；但在金氏，的确是要特别拈出作为自己平生思想归宿的关键：
　　 “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这是多么美妙的品质呀，可惜这品质不是经常有的，更不是老有的。有时它会悄悄地离开你而你不知道。用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语言说，我这个人根本没有改造世界的要求，只有要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要求。我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努力打破了那个旧世界，我非常之拥护，并且愈学习愈拥护。但是在我自己的头脑里，我仍然只是在了解世界上绕圈子。请注意，在最后这句话里‘世界’两个字，说的实在就是宇宙。”继而又说：“上述这样一个人，最好不加入党，不加入盟。我有时有这个想法，认为这是自知之明。我这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有‘政治’。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仍然如此。不过，解放后的‘政治’不叫‘政治’，而近来叫做‘开后门’了。”
　　其间所言，似乎与前引“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无抵牾，其实正是金氏自觉已具“自知之明”之处：他高调评价“思想改造”，视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在自己身上并未能够彻底实现这一改造。如其所说：“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此。在宇宙观（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可以举为例证的，是他一再强调“我只写了三本书”，即1936年出版的《逻辑》、1940年出版的《论道》和1948年完成而于1983年面世的《知识论》。整理者注云：“指一九四九年以前‘只写了三本书’。”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写在“思想改造”之前。金氏又自许“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其中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所作《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这应该归入他说的“政治”而非“世界观”之列。“思想改造”无非是使“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变得近乎一无所有，这场运动的实质由此可以略见一斑。而当金氏作此番自我剖析时，自知已经临近生命终点，说到底也只能“就这样了”。于是胡适当初所说“是不是”“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答案也就不那么肯定了。
　　金岳霖说：“我是党员，可是很明显，我没有能够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者所能既敬且爱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他将此归结为“我的基本情况是，我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我的生活一直是优越的”。而他笔下描绘的食甜闻香之类，正是生发于他的这一“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思想改造”功亏一篑，歪打正着得此成果。于是我们就在得着一份有关“思想改造”的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的同时，读到了他那些难得的随心所欲的好文章。
　　
　　（摘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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