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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2-20 10:59: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为了计划生育，到为了人们的健康与安全，安全套成为被重新发现其时尚和健康价值的商品一种，对安全套的宣传并促使社会不同人群接受，随即成为性病、艾滋病防治专家的新任务
2001年，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室的张孔来教授和他率领的研究生们结束了上一阶段的工作，即从90年代初开始，他们进行的全国范围内流行病特别是艾滋病的社会行为学方面的社会调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不同人群（特别是易受感染人群）对安全套的认同和接受程度。
他们进行调查的具体人群是：长途汽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出国劳务人员、色情业从业人员、收教所妇女、吸毒者、同性恋和大中学生。“我们不认为他们是高危人群，不采取这种说法，我们通常称他们为易受感染人群，由于他们职业或者年龄的特点导致了他们对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防范更为艰难。”张孔来说，“这长达十年的调查工作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各自的毕业论文内容，更是一项实际的工作，面对目前流动人口剧增、防病工作严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推动安全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使用。”
这些调查结果基本还没有对社会公众公布，更多的是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但它们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如是，因为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事业，并非目前舆论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仅仅作为某种俏皮可人的青年时尚出现。
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报告。
对司机和路边服务员使用安全套情况的调查
这份对山东、广西长途货运司机及路边服务员的艾滋病、性病的干预研究及效果评价的调查是所有调查中工作量和难度最大的一次， 1996年1月到1997年10月，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博士李河主持的该项调查和干预研究，得益于世界银行的资助，他们选择了广西司机364名，山东160名（均为男性），广西服务员410名，山东119名（均为女性）为调查对象，在预试验，他们由2到3个人随长途汽车出行，观察长途汽车司机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观察沿途路边店情况，对司机的生活规律、生活方式和一些行话更多地了解。现场调查的试点是广西的南宁市、凭祥市和武鸣县。山东菏泽、长清县。干预方式主要是组织观看录像带，办讲座，分发录音磁带和小册子，分发安全套等。
李河认为：“司机的职业性质使其流动性大，经常远离家人，远离其熟悉的环境，相对受约束少，顾忌小，因而行为的自由程度增大。并因文化程度偏低，其行为常处于不受规范条约的约束。又多处于性活跃年龄，易发生危险性行为；收入相对较为丰富，易促成危险性行为。”在干预之前，这些司机使用安全套的意识十分薄弱，他们对性行为中带安全套的行话是“穿雨衣”，男性对安全套可能感觉不舒服，故而形容为“就像穿着雨衣洗澡”，一位接受调查的司机在否认自己曾与路边服务员有任何接触后，讲述了他的一位同行朋友的相关经历，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安全套我们一般都不爱用……用了没有亲切感，感觉有东西隔开似的……一般不会得病，我们的身体好。”当然，他们还常常觉得戴套有一种吃亏感。
而从事商业性工作的服务员相对而言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们倾向于使用其他方式避孕，干预前，她们不使用安全套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何处购买”（24.7%）和“不会使用”（66.7%）,更主要的原因是客人不愿意使用。而一旦司机感染了性病，下一个受害可能最大可能是妻子，他们成为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桥梁。虽然调查组的干预工作成效的确显著，但因为这两个人群的流动性过于活跃，随着新的人员加入，未来的任务还是艰巨的。
对使用安全套尴尬程度的调查
“出于现代人的理性和艾滋病等疾病大幅度流行，我们不能够相信任何人。” 中澳艾滋病性病安全性行为同伴教育负责人高源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显示，更多的感染发生在人们容易掉以轻心的家庭成员内部，所以感染其实离我们现在界定的非易受感染人群并不遥远，比如目前至少有90%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感染了艾滋病。”
出于忠贞和感情考虑的需要，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对现有的伴侣透露他们的既往性生活史，所以在对方历史不明确的情形下，自我保护的任务更为严峻。惟一的办法是公开，不是神秘化，神秘只会增加危险程度，在家庭成员和情侣之间，必须要尽可能地找到信任感与人的生命问题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既然目前国内社会大众对婚前性行为的认同率已经高达40%，那么相应的防范措施必须跟上。
但是，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使用安全套当作像上了汽车或飞机就扣上安全带那样自然而然的行为呢？首先必须面对可能是我们内心的邪魔，比如羞耻心和负疚感。
张孔来教授的研究生王丽在一份针对医学院学生对安全套接受程度的调查报告中，着重提出了使用避孕套尴尬程度的认知分析，她设定了让人们感到尴尬的多种情形，比如在附近药店和较远药店购买安全套、向药店服务员询问有关使用避孕套的知识、向医生询问安全套使用方法、在性交前的活动中突然停下要求性伙伴使用、如果一个新的性伙伴坚持使用避孕套、如果性伙伴在我们用完后看着我如何处理它我会感到尴尬等等。不能否认，正是这些心理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安全套不能、不敢用、或不自在地用。
中学生的安全套认识程度调查
美国影片中曾出现过一所中学在课堂上给女学生讲授使用安全套的方法，用的教具是香蕉，女孩子们套得就快要打瞌睡。在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们是大院里孩子吹泡泡用的玩具。
完成于2000年，由张孔来另一位硕士研究生谢阳主持的《北京市中学生艾滋病/青春期性健康教育需求评估》显示，在被调查的中学生中，有92.8%的人听说过安全套，82.2%的学生知道安全套可避孕,仅有58.5%的学生知道“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感染性病/艾滋病的机会”。54.2%的学生认为了解安全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只有13.9%的学生认为“了解安全套知识后，会过早地发生性行为”。大体上，男生比女生更希望了解安全套。
高源负责的中澳艾滋病性病安全性行为同伴教育项目组在中国已经工作了4年，这个组旨在通过同伴教育，推进青少年自我防范意识。而对于让青少年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安全套使用教育有各种争论，反对声音最高的恐怕是家长，他们普遍认为这将会起某种教唆作用，高源否定了这种极端的说法：“这是一种无稽之谈，完全是业外人士一种很合乎常规的推理造成的，他们对在心理上不确定的事物有一种预测，没有科学根据，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大量的研究表明，开展青少年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教育有推迟第一次性行为，或已有性行为的情况下，减少危险性行为的正面作用。”他强调，目前只有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性方面的疾病传播，舍此别无他途。
“但我对于为青少年提供安全套售卖比如校园内的自由售卖机等，依旧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因为售卖给他们的前提首先是要正确使用，其次是要每次使用，不能让他们的自我保护行为出现任何失误，否则他们在自认为受安全套保护后，掉以轻心，反而增加了危险性，所以与安全套相关的教育必须跟进，而且最好在像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这样在各个国家推广预防教育经验丰富的权威机构的指导和培训下进行。”高源说。
谢阳的调查结果同样不提倡在中学生课堂上详细地讲解避孕套的使用方法，只有21%的学生和6%的家长希望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安全套知识，而且只有0.9%的学生承认他们曾有过性行为。
资讯
色情业中的“安全套”
《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报告》列举了的一系列调查报告，对高危人群中的安全套问题提出了严重警告，比如云南的一份研究报告提示吸毒者中仅1%的人使用避孕套。而色情业中，安全套的使用概率更为微弱，并且通常由客人来决定是否使用安全套。海南一项研究显示30%的性工作者在最后一次性交时使用安全套，另一项在云南的研究发现她们在进行非商业性性行为，如和男朋友和丈夫性交时不使用安全套。性工作者的流产率可以作为衡量她们在性行为时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有效指标。海南的研究发现有18%的性工作者回答有过人工流产史，在云南的研究发现一些性工作者报告在过去两年内做过人工流产，但是她们的老板们认为，她们中间90%的人做过人工流产。
附文1
安全套中存在的文化歧义
萧应三年前到法国留学时，一位法国女同学给她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安全套。萧应接受的教育告诉她，在购买安全套或者提醒男友使用的时候，应该害羞，而她的法国同学则认为使用安全套并不是非要和性或性快感联系的，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女孩子应该随身带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仅是男友的责任，是双方都需要注意的日常生活细节。
哪怕在奔放的法国，出于80年代以后全球艾滋病流行带来的恐慌，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保守主义”观念纷纷回潮。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跟固定性伴侣生活在一起，本地人可享受政府医疗保险中的年度性病防治检查。萧应就读的学校在每年开学后不久也做类似的检查，检查末了，医生会问一些关于你性生活的常规性问题，并幽默而象征性地送给学生一个安全套，在那里，人们的普遍认识是：“我需要好好享受性生活，但必须是安全的。”
尽管如此，回国后的萧应还是说：“我经过很长时间才接受彻底了这个观念，即使用安全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理性选择，跟你对伴侣的感情或者对他的信任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常识，无须避讳。”
附文2
有没有免费的安全套
――安全套的社会市场化问题
问题
1997年左右，中国有七大橡胶生产厂家被批准生产避孕套，每年全国避孕套的生产量大于10亿个，其中85%通过计划生育系统免费向公众发放，有13%通过药店和商场出售。这个数字目前有很大的改变，尽管生产安全套的厂家并没有增加，但是由计生系统发放安全套的措施已经方向性地转向了社会市场化。
从事基层计划生育宣传和临床工作多年的福建省漳浦县医院妇产医生林秀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往安全套发放针对已婚夫妇，而婚前、非婚和婚外基本不在计划内，他们必须通过另外途径获得，在观念保守的县城或农村，避孕药具的公开销售需求更大。”她还认为，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对已做节育手术的已婚妇女使用安全套的宣传，通常计生部门不把她们列为发放对象，而在她的妇科性病病人里面，相当程度是没有防范意识的已婚妇女，传染源头基本是她们的丈夫。
第一家
DKT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社会市场营销系统的国际公司，他们1995年进入中国，在最初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该公司在中国29个省销售了2000万个安全套，销售渠道非同一般的途径，包括超级市场、杂货店、书报亭及高危人群集中的地方，甚至直接卖给性工作者。DKT公司是第一家在电视上做安全套促销广告的厂家并在电视上直接宣传安全套的防病功能，DKT机构遍布全球，在伯利兹、喀麦隆、埃塞俄比亚、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并组织了一系列有关避孕方法的指导及防止艾滋病传染的社会活动。
计划
卫生部项目协调司目前正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合作做一个关于在中国建立可复制的安全套社会营销模式的项目，这一项目市场推广技术方面的工作由位于英国的欧洲前景集团具体实施，这一公司有着丰富的安全套市场营销经验，安全套制造商是青岛双蝶公司。
为了实施这一项目，卫生部专门成立了项目办公室，该办公室的负责人张云对本刊记者说：“以往我们为了计划生育目标而采取国家拨款，免费发放的方式，对其作用与效果已经有了评估，但这种免费发放的效果不一定很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我们现在认为更合理的是采取市场经济运作的方式，利用人们不同的心理，包括他们追求生活品质的需求基础上，把安全套变成不同人群避免生病的一种工具。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让人们尽可能方便地获得安全套。”
目前世界上由政府出面免费对社会大众发放安全套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越南和印度。
社会市场营销是指利用各种商业技巧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并推广健康的行为方式，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重要部分就是2000年到2002年，启动于云南与四川的安全套社会营销模式，欧洲前景集团驻华代表处经理助理王震修对记者介绍说：“我们将通过研究在这两个省份为什么有人使用安全套而有人不使用，增加当地人对安全套防艾滋病毒及所需的行为改变的认识，利用这种商业策略提高安全套的可及性（包括经济、实用和社会方面），确保安全套的质量，并逐渐使私人部门建立起安全套的社会营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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