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一杯高利贷止渴?:高利贷

　　温州的事情好像是从春天开始变化的。 　　2011年4月，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 　　4月，乐清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
　　6月中旬，乐清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据传叶某欠下7000万巨债无法偿还。
　　9月9日，龙湾家电老板郑珠菊出走，共欠债权人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后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滨海园区被警方抓获。
　　9月13日，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送全体员工集体去雁荡山度假，偷运走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
　　9月21日，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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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4月至今，温州有90多家企业的老板出走，9月以来就有25起。一时间，处于金融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成为众矢之的。
　　10月3日和4日，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视察，要求浙江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扩散蔓延。10月12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9大措施。
　　温州人心趋稳。现在可以来看看高利贷究竟对这里的中小企业做了些什么。
　　
　　全民放贷
　　
　　初到温州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座非常善于变通的城市。比如遍布市区的咖啡馆“拉芳舍”，除了咖啡饮料之外，居然还供应炒菜，很多温州人爱去吃夜宵。这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但当地人觉得很正常：只要有人喜欢就着炒螺蛳喝咖啡，就会有人去满足需求。
　　变通之道在这座城市的很多细节上都有体现，比如在温州打车经常会遇到“拼仔”―― 司机沿途搭载顺路的乘客。有时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身边居然会换三四拨乘客，一辆车前后四个座位80%的时间都是被占满的。还是同一个道理，出租车有闲置资源――空座，客人有低价搭乘的需求，在顺路不增加额外油费情况下，司机很自觉地会将资源和需求对接。
　　善于以变通之道将资源与需求对接，这是温州人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也助燃了温州的民间借贷。
　　“至少70%的企业和个人牵涉到高利贷中。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你想现在哪个领域没有放贷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一位温州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当地80后年轻人很少把钱存银行或投股市，大多都参与放贷。一个办公室三四十人，从上到下几乎人人放贷。刚结婚的年轻人手上刚拿到一笔礼金，马上就会拿去担保公司。
　　放贷有多好赚？按照国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控制在基准利率4倍以下，以4倍估算，月息在2.5分（2.5%）到2.9分，即便以2分算，年回报也高达24%。“2分的利率放贷，在温州到处都有人要，给担保公司它要，给一些效益好的、没有风险的企业也要。”这位朋友说。
　　有多少灰色资金由此涌入借贷市场？央行保守估计是1200亿元。“炒钱热”和当年的炒房热、炒蒜热一样，背后是无处可去的热钱在作祟。
　　“民间资本都没地方去了嘛。”从2009年以来，房地产低迷，迪拜泡沫破裂，山西煤改“国进民退”，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回流。而在国有资本把控的大部分投资领域，新36条的颁布并未实质见效，民间资本仍被挤在门外。“民营企业就像被装在玻璃瓶里，看得到外面的天空很美好，但却出不去。”周德文说。
　　一小部分民间资本转移到国外，但大部分仍在观望徘徊。温州从2009年起银行存款余额直线上升，从4000亿上升到7600亿。随着民间借贷利率一路攀升，民间资本找到了新的泄洪口。
　　另一方面，在这场借贷游戏中还潜伏着机构的身影。
　　“借贷市场资金来源，第一是上市公司，它们很好圈钱，把钱圈来放高利贷最赚了。这个钱还是不用还的，所以中国的股民十个人九个亏。第二是国有企业，一些国企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了民间借贷。第三是银行，在温州银行高管因高利贷逃走、自杀、辞职的都有，不要说那些不法分子跟银行串通起来放贷，银行本身也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在参与，包括和担保公司合作。国家法律规定担保公司可以放3-10倍贷款，放到10倍是什么概念？如果我存5000万在银行，我可以贷出来5个亿。”周德文表示。
　　“散户”处在借贷金字塔最底层，而公务员是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前不久温州曝出一起担保公司卷款潜逃案，涉及资金八成来源于当地公务员。周德文说：“公务员有个优势，他凭个人信用在温州可以从银行至少贷50万元，很多公务员从银行借个50万，自己家里可能有100万，房产抵押又可以贷出100万，250万放在担保公司，一个月可以拿到六七万，这还不刺激大家去放贷？”
　　钱多，人疯，崩盘悄然开始。
　　
　　刀尖起舞
　　
　　多方资本拾柴添火，失控只是时间问题。
　　据有关部门测算，民间借贷投入实业的资金只有40%，大量资金在借贷市场空转。2分利贷出去，经过无数环节，左手抬右手，利率不断被托高。周德文举了个例子，温州一家中小企业急需100万周转，借款12天，月利为8分，不到两周利息就超过了3万元，利率水平已接近2008年底峰值。
　　这不是极端个例。温州市人民银行的检测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1%，比2010年第四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民间借贷的利率短期借款月息达到6%左右；首期贷款月息达到3%左右。周德文估计，最高利率甚至达到1角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民间高息借贷成为借款企业颈上的一道绳索。从4月份开始，这条绳索真的收紧了。
　　一个老板出走，身后可能有数十个民间借贷者在哭泣，如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老板出走，就欠下几百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无法偿还。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消失，主要原因是一家担保公司老板出走，巨邦公司受牵累，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之巨。
　　“现在企业老板出走的，大部分是资金链断了，还不起高利贷，没办法才走的，温州是个人情社会，他一走在温州多少年的积累都没了。逃跑的担保公司十个有九个是恶意的，他先打一个月利息给你，赢得你的信任，等你把本金给他，他就卷钱跑路了，最应该打击的是这种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会人士说。
　　近日浙江警方已发出预警，严控企图出逃的老板，各边境口岸严格监控出入境登记手续，一遇到可疑人员就马上扣留对方证件；对于出逃的，对其家属也将采取紧急措施。官方声明称，“对企业主转移隐匿资产、恶意欠薪逃匿并造成后果的，要依法查处。”
　　不时有老板出走，逼债风潮也露出苗头。“有些担保公司使用软暴力逼债，不打你不骂你，搞两个外地人每天24小时跟住你，把你搞得精神崩溃。跳楼的那个企业家就是这样逼得受不了，当着逼债人的面从办公室跳了下去。”
　　温州的麻烦不是温州独有的，在温州企业主出走、跳楼频发之际，其他地方的民间借贷危机也逐渐呈现。
　　江苏泗洪县以宝马、奔驰名车云集闻名。今年初银行贷款收紧，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高利贷升温，利息从5分、8分攀升到1角5分，泗洪出现“全民放贷”风潮。但过了短短数月，借贷大户失踪，高利贷市场崩盘，放贷者人心惶惶，“全民房贷”变成“全民追债”。
　　厦门市2010年三季度末担保公司发展到156家，不少在从事高利借贷业务，今年7月，厦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
　　内蒙古鄂尔多斯也出现问题。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息在60%以上。按现在的建设速度，当地人均至少拥有10套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所有参与者。
　　被中小企业视为血液的民间借贷，如今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一把双刃剑
　　
　　“如果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多位研究温州经济的学者告诉记者。
　　早在温州经济的萌芽阶段，民间借贷已经出现，几乎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没有采用过“集资”手段或是从民间进行高利借贷。几十年来，温州民营经济从一家一户零散作坊发展到如今40多万家企业和个体户，民营经济的成长和民间借贷交织在一起。
　　但同样，民间借贷就像一把双刃剑，风险始终与之相随。上世纪80年代，温州发生“抬会”崩盘，让很多人看到民间资本在刀尖上起舞的血腥。所谓“抬会”就是出资人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交给会主，由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会得到一笔利息，会主从中抽取提成。
　　1985年到1987年期间，温州30万人卷入抬会风波，会款涉及金额12亿元。没有任何一项实业的利润及得上抬会的疯狂利率，当1986年抬会的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被骗的人们疯狂地讨债、报复。
　　“抬会”风波在政府强势介入下终止，但此后20多年来，民间借贷并未式微，而是变换各种形式活跃在温州民营经济中。
　　“那个时候叫‘抬会’，现在叫担保公司，都是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人把民间资本积聚起来，然后拿去放贷，跟银行一样赚取差价。现在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租赁公司这五大形式，法律上都不允许从事民间借贷，都是非法的。它们跟地下钱庄还有什么区别？”周德文说。
　　但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和当年已然不同，经历了从打压到疏导的变化。近年来“地下钱庄”这个词渐渐淡出，“高利贷”的叫法换成了“民间借贷”，显示出政府对民间借贷经济作用的逐步认可。
　　不过，民间借贷“半地下”的身份并未真正转变过，尽管许多学者在积极呼吁令民间借贷合法化。从轰动全国的吴英案、2008年丽水杜益敏案到2010年台州王菊凤案，很多人因“非法集资”等罪名被判刑，甚至采用了最高量刑。但杀伐打压显然治标不治本，浙江的民间融资依然活跃异常。
　　“政府曾经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打击民间借贷行为，枪毙了很多地下钱庄的所谓庄主，但杀头都挡不住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市场的客观需求决定了民间信贷存在。”周德文说。
　　说到底，民间融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据全国工商联调查，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这些真正缺钱的企业缺少抵押物，找不到担保人，也就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即使部分企业获得贷款，实际贷款成本也已接近银行基准利率的2倍。因为银行通常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50%的政策，加上存款回报、搭购相关理财产品、支付财务中介费用等，贷款成本自然上升。
　　“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满足不了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我们的金融机构完全是从苏联模式延伸过来的，就是计划经济大企业模式，为中等以上规模的企业服务，而不是为小企业服务的。全国这么多小企业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民间资本的力量。”周德文说。
　　民间借贷填补了民企需求的空白，但当利率走高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步，它由一个供血者变成一个抽血者，大量风险开始积累。
　　“高利贷把人搞惰性了，现在利润20%以下的项目就没人投，都去放高利贷。比方说我们现在有10个人，都放高利贷，放给谁？需要钱去发展的企业拿不到钱，或者要用更高成本拿到钱。这样的恶果只有自己去消化。”温州资本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说。
　　民间借贷的起落与民营经济的命运休戚相关，它在民营经济活跃时应运而生；而当所有人投身其中，把它当作一种疯狂的投机，往往意味着民营经济早已陷入困顿萧条之中。
　　
　　难捱紧缩政策
　　
　　高利贷利率远远超过实业利润，为何企业仍会饮鸩止渴？周德文坦言，现实摆在眼前：不借，资金链立即断裂，借了还能缓一口气。
　　中小企业的艰难非止一日。2010年底开始，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央行连续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今年提高了6次。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0.5%，就有2700亿元冻结在银行，大量的钱存在银行，市场资金面愈加紧张。根据调查，今年1-3月份，温州市新增贷款投放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6.5%，42.9%的企业资金吃紧。
　　民间借贷就像给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至少延续一些时间。企业发展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某些因素起了变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或者地方政府出台新政策，企业就有了生机。
　　民间资本曾保住很多企业渡过2008年难关。2007年下半年开始银根紧缩，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针对出口的税收优惠越来越少，令许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依靠高利贷续命。下半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企业又活了下来。
　　但借高利贷更像一场绝地反击的赌博，赢是小概率事件，令人咋舌的高利率把中小企业推上绝路，如果盼不来后援，那么救命钱就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位成长型中小企业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加快发展，去年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6月底有500万到还贷日期，银行的领导答应让他还贷后重新给他放贷。这位企业家通过民间借贷，还了500万贷款，结果银行领导客气地告诉他，现在银根收紧银行已没有贷款额度了。他一下子傻了眼，民间借贷高利息，根本无法承受，而且已承诺短期拆借，马上得归还，另外银行的500万很快也到还贷期限了。”周德文说，大多数落跑的企业主正是在银行和民间信贷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一走了之。
　　按照为一切乱局找个“带头大哥”的习惯，很多人把矛头直指银行。2009年货币政策宽松，银行追着企业贷款，推出了各种优惠，企业资金充裕了就到处布厂扩张。2009年底沿海多个城市出现“用工荒”，除了人口红利消退，农业税减免等原因外，也和制造企业扩大产能有关。但当企业布局妥当，政策“风向”逆转，银行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一下子绷住了。
　　“始作俑者是银行，最后受害者也是银行。”黄伟健断言，“一家银行的副行长告诉我，有家企业运行尚可，在银行贷款六七年，这次一笔300万的贷款到期，银行准备收了。但企业现在情况不好，银行要收贷，他可能会资金链断裂倒闭，第二年到期的400万贷款就还不了。他如果不还，担保公司就出问题了，也还不出银行贷款。一环扣一环，马上就会炸开了。”
　　不得不承认，好日子过去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企业沉浸在经济刺激计划营造的繁荣里时，也许谁也没想到好日子会这么短。
　　周德文认为，信泰正是倒在宏观政策的转变上。“信泰眼镜收入做到2.7亿，它的银行信用等级也是最高一级。货币宽松时，信泰响应政府号召转型升级，在衢州、金华都布了一些点，同时进军光伏产业，投进去6个亿。但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有个盈利周期，光伏产业不可能马上产生效益。这两年光伏过剩，国家开始政策调整，加剧了信泰的困境，它的资金链开始吃紧。”
　　然而，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抗通胀”和“保增长”两大主题交替，货币政策一直在张弛之间徘徊。为何习惯在各种“风向”之间生存的企业，熬过了金融危机，却在2011年六神无主？只能说企业的体力比3年前更虚弱，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最严峻的年份
　　
　　“2011年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最大的年份，甚至比金融危机都要严峻。”周德文的预言带着“2012”的色彩。
　　在周的估算中，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末、明年初春节前后，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周德文认为，温州中小企业这次的困境和2008年有很大的不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小企业得不到业务订单，被迫停工甚至倒闭，而这一次的困境是有订单，企业却不敢接，不愿接。
　　温州市经贸局有一项对85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约有25%的企业不敢承接订单。
　　不接订单就停产，接订单就亏损。――中小企业陷入两难之境。
　　“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有500多名员工，每年出口额上千万美元。董事长李中坚告诉我，一年下来的企业利润还不如他儿子开的一个小小的蛋糕店。现在订单的结算周期3-6个月，不仅汇率风险大，而且资金周转也等不起。今年以来他已经放弃了多个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大单子。”
　　温州一项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35家出口导向性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约30%。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利润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而在2008年，温州制造业的利润还有8%到10%，不到3年时间，企业利润已直线下滑。
　　中小企业的麻烦并不只在温州发生。
　　全国出口制造业在2008年面临的各种压力，如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带来原材料、辅材料上涨等等，至今并未减轻，反而变本加厉。
　　2009年开始的“用工荒”现象愈加严重。拿温州来说，有74%的企业表明用工紧张。用工荒带来劳动力价格上涨，今年用工成本涨了20%-30%，但还留不住工人，工人流失量达到46%。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输出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当地劳动力需求增加，沿海制造企业招工难度一年比一年大。
　　这两年的“供电荒”令企业雪上加霜。温州去年实行过“软停电”，每周停电几天，目的是为了节能减排，而现在因为供电不够实行“硬停电”。今年浙江省用电缺口月300万千瓦以上，电力短缺在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广东等地都相当突出。停电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许多企业自备发电，不仅污染大，用电成本也要增加3倍左右。
　　此外，金融危机时期出台的一些扶持政策相继取消，中小企业承担的税负比之前更高。“中国税收每年都要递增的，县级以上的工作报告你去看，没有哪一年的税收收入是保持不变或者降低的。企业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但税收都要递增，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了完成年年加码的税收增长指标，不得不向中小企业摊派，不管你的企业经营状况如何。”
　　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但出口企业仍得小心翼翼维持原来的销售价格，因为谁提高终端产品价格就意味着谁率先被淘汰。“中国产品不像以前一枝独秀，很多市场原来都是温州产品、中国产品占据，现在都受到冲击。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价格稍微浮动一点，订单就被人家抢走了。”
　　就像20年前制造业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等地转移到中国大陆，当下正在从中国流向劳动力、土地和能源更低廉的俄罗斯、南美、印度等地。“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丧失。
　　上一轮金融危机时的所谓复苏，难道只是一种“缓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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