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上一句 风流未被雨打风吹去
时间：2020-02-13 07:16: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舒适而不腐朽,精致而不糜烂,这或许是对淮海公寓最佳的注解。 上海的西南角,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背后,如同一个阡陌交通的大花园,闹中取静,静中有闹,别是一般风味。选一个午后时光,闲庭信步,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某条优雅别致的弄堂,抑或是某幢浪漫神秘的公寓。
淮海路1202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离开喧嚣繁华的街道十步开外,躲在几幢不起眼的楼宇背后,仿佛只是逢了有缘人方一露真身。淡雅的橘红色外墙,低调却透漏出淡淡的奢华,二楼裸露在外的内阳台护栏不加任何非功能性的饰件,只是在阳台与窗架自然构成的纵横线条和虚实相衬间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朴实无华的外表并不是设计师的偷懒,反倒意味着设计师先进的现代意识,因为他们再明白不过,再多的陈设和花式都敌不过岁月的洗礼,只有公寓的名字能够一如既往地引人入胜。这幢如今被人叫做“淮海公寓”的楼房在它初建时,有着一个非常欧罗巴风味的名字:盖司康公寓。公寓诉说的是一个贯穿时代的故事,也是上海这个海派城市的故事。张爱玲就曾在那个年代的公寓房间里聆听过自己内心的声音,“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但是像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却没有贵族的财气,对豪华的公寓常常只是望楼兴叹,于是,直来直去,常常要在嘴上和文字里对这些个公寓流露出羡慕来。的确,公寓就是个给作家讲故事的地方,居高临下的公寓阳台,仿佛是一个都市生活的绝佳观察点,张爱玲没有住过盖司康公寓,可是在她的笔尖无数次流淌出这个洋气的名字,因为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盖司康如同那个时代的写照,在山字型天际线底下流淌的是比张爱玲文字还要诉说不尽的衷肠。
贵族的派对
19世纪末,浸淫在外国侵略者炮火底下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掀起了外国殖民者新一轮瓜分上海的狂潮。一时间,上海的版图上租界林立,民族危机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上海也经历着开埠之后第一次工业上的发展,殖民者按照条约规定可以进出自由地在上海发展工业,而不像之前那样,只能开设一些与生活配套的水厂、电厂、煤气厂……于是,大批的纺纱机器、织布机飘洋过海涌入申城,一夜间,租界内的工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厂子开始运作,上海的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的纱厂,大规模的起码有三四千人,小一些的也至少需要几百个工人来操作机器。这种情况和现在如出一辙,上海就像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市场,人口一下子就流动起来了。”历史学者薛理勇向记者介绍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局势变得愈发剑拔弩张,为了躲避战火的摧残,不少人涌入上海,其中有因战火失去家园的平民,也不乏旧北洋政府的官吏、下野军阀和乡绅地主,他们有的口袋空空却孔武有力,有的手无缚鸡之力却荷包鼓满,“当时上海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飞快。每年以10万人增长,十年就是100万人。集聚在租界的中国人中,富人多,穷人多,总的来说人口多。逃难来的那些人都要买房子,这就促进了房地产的发展。”
精明的外国商人看准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井喷式利益,瞅准了这个绝好的商机,迅速出手。作为万国储蓄会旗下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直接投资上海房地产,利用大笔大笔储蓄资金,大力开发公寓式楼房,而且每一幢公寓都有明确的定位,把有钱人和没钱的区分开来,不但有为劳工开辟的弄堂新村,还有为洋人和富人度身定做的高档公寓:步高里、毕卡第(现衡山宾馆)、诺曼底以及盖司康等等。
民国的大上海,居尤不易,盖斯康总建筑面积达到9600平方米,共计86个单元,平均一个单元100多平方米,最大的一套居室要超过300多平方米,加上奢华的室内装潢,只有外国特派代表、名记者、教授、执业医师、律师、银行职员等高薪收入的社会群体才能够居住得起,1937年《字林西报》刊登的公寓广告就可见一斑:“培恩公寓每组月租七十五元――三百五十元;爱棠公寓每组月租一百七十五元――二百五十元;盖司康公寓每组月租八十五――一百三十元……”而据公共租界工部年报,当时的弄堂房屋平均月租每幢为37.5元,而同年上海各业工人平均月工资收入为仅为14.08元。
在这些豪华公寓之中,盖司康公寓还有一个俗气却能概括全貌的别名:“领事公馆”,因为,曾经这里还是驻上海的各国领事、副领事的居住之地,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驻华代表Levis、合文洋行驻中国总代表Gold-schmidt……有趣的是,这些住在盖司康里的达官显贵表面上的生活就如同公寓的外相一般,颇为波澜不惊,不引人瞩目,这些领事们从来不攀比谁家的高级轿车名贵,反而经常是兴冲冲骑自行车去上班的。但一到周末,以交际为使命的领事和他们的夫人们,动辄就在家里开派对。主人事先一般会很郑重地设计了请柬送出去,客人们鱼贯着乘坐主人家独用的电梯上楼,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事先准备好的自制点心或者小礼物赴宴。席间吃的东西总不是很讲究,有时就从饭店订一些自助冷餐而已,因为这些领事交际派对本身所注重的是交谈、饮酒和跳舞,一切生意或政治上的交易就在葡萄美酒的觥筹交错中甜美地完成了,随后便是在装有柚木护墙板和硬木地板的客厅内,带着微醺的醉意,合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节拍,踏起曼妙的舞步……
辉煌落幕
与万国储蓄会名下的其他公寓一样,“盖司康”也沿用了法国地名,Gascogne。历史上,盖司康是一块饱有争议的土地,一千多年前盖司康的统治者与英国君王通婚而落入了英国的控制,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公爵领地,直到1453年才正式划入法国版图。
盖司康公寓与它的名字一般,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走过了一段漫长、黑暗而又混沌的道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上海已处于悬崖的边缘,日军进驻租界,英国、美国、法国的在沪企业被视为敌产而被日伪接管,侨民则成了“敌对国难民”而被关进了集中营,不久又被分批遣送回国。随着战争的爆发,拥有盖司康公寓的万国储蓄会也进入了惨淡经营的冰河时期,“战争爆发后,老百姓谁还顾得了存钱的事,许多企业都被日寇接管了,也没地方去讨钱了,这样一来储蓄会的工作就停顿了。”与此同时,一批原本住在盖司康内的住户如鸟兽般逃离了上海这个是非之地,盖司康公寓也进入了沉寂的8年光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弥漫在上海上空的阴霾消散殆尽,万国储蓄会经过一番整装重新开张,可是,谁都想不到,一场难逃的灭顶之灾正等待着十里洋场人尽皆知的储蓄银行。19世纪初,旅沪法侨法诺(Fano)、盘滕(Beudin)及中国人张鸿笙等人联合创办了万国储蓄会,意味着参会者不分国籍,都可开户。储蓄会还设立了严格的会员制度,会员需每月交付储蓄金12元,“12元什么概念,当时上海一个男性劳工的月工资才4块银元。”薛理勇表示。尽管,储蓄金昂贵,但公司每月会从储蓄金内提取25%的金额作为奖金抽奖,不但奖金丰厚,中奖概率也极高,吸引了无数想靠运气发财的中国人入会。而储蓄会规定会员只有在20年期满后才能提款,不得中途向储蓄会提取储蓄金,万国储蓄会就拿这些资金在外投资获利,也保证了有充足的资金存量与客户周旋。
然而,在万国储蓄会重新开张的首日,十几万在20年前存款的会员们手持债券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龙,要求收还本金利息。“1935年,国民党就颁布发行了法币,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货币,直到抗战前与银元的汇率都没有太大变动。然而,制币毕竟经不起折腾,早已贬得一文不值。”薛理勇说道。复牌后的万国储蓄会拿着早前从国民政府那儿换来的法币偿还会员的本利,银子变纸张不说,当时经济的通货膨胀又日趋严重,已经到了12元法币才能买一张草纸的地步,“老百姓怎么算都不对劲,事情也越闹越大。”
会员结队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求政府出面干预解决,而万国储蓄会这么多年惨淡经营,银根本已很紧,而名下的盖司康公寓等楼房的大量外国住客迟迟没有返住,抗战前囤积的房费也无处讨债,经营状况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政府立刻冻结了储蓄会及下属机构的全部账号,同时对储蓄会的不动产进行核价计算,由政府出面拍卖,用以归还会员的储蓄款。可是抗战刚胜利,百业待兴,商家和富商的元气大伤,谁还拿得出足够的钱进入拍卖市场呢?所以,万国储蓄会名下数额庞大的地产,一时无法拍卖的则由政府全权收买,这样一来,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骚乱才得以平息,盖司康与其他公寓楼宇一样进入了命运的新一周期。
1946年,抗战后许多在上海落户的官员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们或是在旅馆内小住几日,或是四处公干旅居。于是,盖司康、步高里、毕卡第等高档住宅就成了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花园洋房,也迎来了它的第二批住客,如汾阳路150号住宅分给了桂系军阀将军白崇禧,作为白家的府邸使用(现在为一所啤酒吧)、太原路160号则成了美国军事顾问马歇尔的私人“公馆”,解放前夕曾担任代理上海市长的赵祖康也曾入住过诺曼底公寓。
盖司康到淮海公寓
解放后,原本住在公寓楼里的国民党军官随着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乘上逃难的轮船飞机,离开了大陆,才恢复生气的盖司康又褪尽喧嚣,复归宁静。可是,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包括盖司康公寓在内的由国民党收购的原万国储蓄会产业全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地产部门接管。可是,这些充满小资情结的公寓的名称却没有继续沿用,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易名活动就此展开,由于盖司康公寓所址就在淮海路上,于是大楼也改名为“淮海公寓”,规定为外国驻沪领事馆租用房屋。与盖司康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诺曼底公寓,因为公寓所在路口从原福开森路更名为武康路的缘故,大楼也改名为“武康大楼”,一些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就此成了大楼的新住户。
盖司康等公寓大楼一度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招待所,外省的首长来上海公干时,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些公寓房中休息落脚。对于普通市民而言,盖司康又重新披上了原本的神秘外衣,一旦有重要人物入住之时,门口的保安的任务便变得尤为繁忙,不但要保卫首长的安全,还要阻拦来近前凑热闹的好奇人群。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个时代,在怎样的社会局势之下,淮海公寓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定位。
1966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的飓风席卷着大江南北的每一寸土地,几乎所有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都惨遭厄运,打倒、摧毁、粉碎、焚烧,一切都在瞬间化为乌有。然而,曾经住过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为盖司康这幢目睹了十里洋场兴衰荣辱的公寓披上了“红色”的外衣,盖司康和其他散落在上海西南角的公寓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场浩劫。尽管里面的陈设家具被砸烂了不少,贵重的木地板被撬掉好几片,但整个淮海公寓的结构和外貌始终保持着它初生时的相貌。
中美建交之后不久,淮海公寓大部分住客都是美国来沪的工作人员。21世纪初,整栋淮海公寓曾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租用,淮海公寓抛开盖司康时代的奢华背景,成为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宿舍出租,“相比从前,淮海公寓里居住的各国领事少了,白领员工多了,也比过去更要低调了不少,”薛理勇多次探访淮海公寓,不但观察了这幢历史悠久的公寓建筑的每一个细节,更对这所公寓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然而,自从上次大修之后,淮海公寓又开始向外出租,也恢复了从前盖司康时代的兴旺与神秘,原本敞开的大门又恢复半掩半遮的状态,连拍张照都变得非常困难。”
舒适而不腐朽,精致而不糜烂,这或许是对淮海公寓最佳的注解。时至今日,淮海公寓依旧是各方人士租房购房时极力追求的对象,更多的人在看中淮海公寓便利的交通和地段之余,还被它经典的式样和岁月留下的古典美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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