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父【高剑父与简又文:艺术家及其赞助人(下)】
时间：2019-05-12 03:25: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斑园藏品 斑园是简又文的宅名，据简又文成书于1973年的自传《西北从军记》，简又文提到“廿三年春我与杨玉仙女士结婚。她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并在沪西自构‘斑园’。以‘斑’名园者，先室名‘玉仙’、长女名‘华玉’双玉之间有‘文’在焉也。”斑园不仅是简氏夫妇雅集友人之所，同时也是简氏夫妇艺术收藏之所。根据斑园藏品的最后归宿，197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购入时，达干件之众。这批以广东书画为主的斑园藏品包括了高剑父的作品。自抗战开始，简又文便着手建立斑园藏品；战时在香港主持文化工作，藉大量文物流散香港的机会大量收藏，形成斑园藏品的规模。简氏晚年的回忆，揭示了这批藏品的搜集过程。“至民国廿六(1 937)四月‘全国第二次美术展览会’在南京举行，陈列吾国古今书画逾千件(广东出品六百余)。余参观数次，对中国艺术兴味，油然复兴，犹且得有灵感，立志搜藏名作。其时，余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开会之外，颇有余暇，从事文史艺术之研究(方主办《逸经》半月刊)。常与大江南北文艺之士交游。如高剑父、黄君璧、易孺(大厂)、邓实(秋枚)、王蓬(秋湄)、吴湖帆、黄宾虹、徐悲鸿、黄潮宽、陈抱一、简经纶(琴斋)、刘海粟、傅抱石、倪贻德、李宝泉等等，皆时相过从。艺术兴味，愈加浓厚，而艺术知识亦与时增进。寝而立大量搜藏书画之志愿焉。”“广州已陷于日军，乡邦文物，多有人运至香港。余遂得乘势兼收并蓄，所得益丰。”(见简又文《广东书画鉴藏记》[上]，《广东文献季刊》第2卷第4期，1972年，第11页。)抗战后，这批藏品有幸保留了下来。
有关斑园藏高剑父作品数量，可以从以下渠道获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曾在1997年7月19日至10月12日举办“书画缘——斑园藏高剑父书画”展览，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高剑父书画作品近百件，是该馆高剑父书画次最全面的展出。不过，这次展览并未全部展示斑园高氏藏品，因为据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购入这批书画时，其中高剑父书画就有百多幅。(见《书画缘——斑园藏高剑父书画》，《中文大学校刊》1997年秋冬，香港，第44页。)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所编的《广东书画录》可知，该书著录了高氏104件包括绘画与书法在内的作品。根据该书的凡例，“此编以本馆公元1973年购入简又文先生旧藏广东书画家作品为基本，益以近年文物收藏家捐赠及本馆先后收购者共逾千目，选出明清及近代作品都九九八目。”该书虽是选录，却已全部著录了高氏作品。因为这个藏品数目跟简又文自己所说的是一样，简又文在《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下)》中提到，“全部共百零四品”。实际上，简又文收藏过的高氏作品数量不止于此，因为这104件作品不包括“已赠亲友者廿余品”。由此可见，正如简又文的鉴藏印“斑园供奉剑父百品之一”这个概数所揭示的，简又文所藏高剑父作品应在120幅以上，可能超过斑园藏品总数的十分之一。从钤干高氏作品的印章可知，简氏斑园藏印至少有11枚，分别为“斑园供奉剑父百品之一”(朱文、白文)、“简氏斑园供奉剑父百品之一”(朱文、白文)、“斑园主人”(白文)、“又文藏品”(朱文)、ll简氏寅圃”(白文)、“斑园所藏”(朱文)、“又文心赏”(白文)、“驭繁”(白文)、“永真子”(朱文)。(图1)
简又文获得高剑父作品，大约有购买、赠送和交换等几种方式，对于简又文如何积累起超过百件高剑父书画，今天很难重现其过程。不过，通过现今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高剑父作品的落款，我们仍可以获得一些细节。
购买高氏作品，是简又文收藏的一个重要方式。简氏曾说，高氏藏品“有为先生生前赐赠，然大多数均备价收购者”。(见简又文《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第35页。)高剑父1939年在简氏收藏其一幅早年的作品中曾提到，“又文弟频年搜罗旧作不遗余力”。(见《广东书画录》，第233页。)简氏获得高剑父作品，经常请高氏重题旧作，如1938年简又文过澳门拜访高氏，出示《蜻蜒芦苇斗方》，(图2)高氏款识云，“廿七年岁暮。又文老弟过访濠江，出示童年啸月琴馆画课之作……”，1941年简氏又请高氏题《秋山萧寺轴》，高氏款识云，“此民七旧作也，又文得之，属为题识。”(见《广东书画录》，第233、235页。)
简又文收藏高氏作品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高氏赠画。从斑园藏品的高氏款识中，我们可知至少出于祝寿等各种原因，高剑父明确标明赠送给简又文(包括其夫人杨玉仙)的作品计有13件，其他未标明是赠送的估计亦不在少数。
高剑父的频繁赠画，令简又文颇为感慨。在1940年生日高剑父赠送的一幅山水长卷上，简又文写下了一段跋文，追述了高剑父的赠画经过：
剑父先生作画四十余年，未尝写一横卷。惟此幅原系偶借友人所藏名作，一时兴到，临摹而成，当日匆遽送还，乃并图名及署款而忘之，藏于箧中二十七年矣。今检出惠赠，为余祝嘏，至可感也。忆襄岁先生过沪，小住斑园，曾以缅甸佛迹、雪里残荷两巨制馈余夫妇。去年重会香江，适届余生朝，又举其旧临杨龙友三寿作朋图为余寿，继复赠以瓜花红梅、霜后木瓜诸帧。余昔于斑园雅集时赋呈先生一律，有“革命真传种一粒，铭心厚赐画连楹”之句，今又得此图卷，益觉所受厚贶良多良多矣!是作笔墨灵秀，骨法遒劲，敷色冶逸，韵致清远，虽仿改旧本，异于平常创作，然亦自有笔意，颇饶佳趣，且为其别开生面之横卷作品，殊足珍也。欣喜之下，爰题数语，用志谢忱云。民国廿九年二月八日生朝，适为农历庚辰元旦，简又文跋于九龙寅圃。(高嵛摹古山水长卷，《广东书画录》，第233－234页。)(图3)
在简又文所藏高氏众多作品中，尤以《风雨骅骝》(纸本设色，161 cm×79cm，图4)值得注意。高氏在1935年夏天的一段款识中写道，“风雨骅骝，予十年前旧作也，又文老弟最所欣赏，因以题赠”，表明了这可能是简又文所藏高氏书画中最得意之作。这件藏品生动地反映了艺术家与收藏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件作品的创作时间较早，就连作者本人也记不清具体的创作日期。高剑父在款识中所说的“十年前旧作”应是误记，而其最初的题目也不是叫作“风雨骅骝”。据李伟铭的研究，这幅画的创作时间远早于“十年前”，其创作年代的下限应在1917年秋，它最早刊印于上海审美书馆1916年8月印刷的《新画选》第一辑内，而当时的题目是《骤雨》。(李伟铭《高剑父创作年代辨》，《美术观察》1998年第3期，第65页。) 从这件作品的流传与出版的历程可以看到，这件最初题为《骤雨》的作品可能和高氏许多作品一样，显得并无出众之处。但当高剑父把这幅作品赠予简又文后，简发现了这幅作品所具有的深刻含义，将画中所描绘的对象与高氏本人建立了联系，并由此根据画意作了一首诗。他把它的意义寄托在这首诗中，由书法篆刻家简经纶抄录于该画下方诗堂处：
风悲雨泣天为愁，辔勒之下无自由。
生机剥尽剧可忧，剑父所以描骅骝。
雨霶霈兮风飕飗，狂嘶长曜凌湍流。
进则生兮退则囚，夺奔前路毋回头。
吾之幸福吾自求，无罣无斑驰九州。
大华烈士为之讴，天之骄子此骅骝。
简又文将画中描绘的风雨里腾跃的马比喻成高剑父本人。这种拟人化的观念在1936年3月28日斑园雅集的一首酬唱诗中得到进一步确认。简又文在诗中描述了他和高剑父的关系，并评价了高剑父的人生历程与艺术业绩
卅年师友礼先生，亲炙频频粤沪京。
革命真传种一粒，(余十龄就学时即蒙先生授以革命真谛廿年来对党国之些须努力皆源出于此)铭心厚赐画连楹。
光芒慧迹千秋业，风雨奇驹万里程。(先生题赠余以杰作多帧中以《缅甸佛迹》及《风雨骅骝》最足代表其两大时期之作品余另文详记其事)
艺术中兴赖夫尔，(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画师赖夫尔为其中坚)群贤同此祝成功。(简又文《斑园雅集欢会剑父先生即席赋呈》，《逸经》第4期，1936年4月，第50页。)
简又文在诗中将“奇驹”喻为高剑父这种看法获得了当时友朋的认同，参与斑园雅集的易大厂同样将高剑父喻为“奇驹”。
虽然不能确定该画的重新命名是否受简又文诗的启发，但从1935年夏天高剑父的款识，将这幅作品称之为“风雨骅骝”可以看到，高实际上放弃了过去“骤雨”的称谓，认同简又文对这幅作品的看法。简又文的题诗别有深意，从画中描绘的普通的自然景观到上古历史中名马的转变扩展了这幅画所包涵的意义。简又文对《风雨骅骝》的看法，甚至直接影响到后世人对该画的评价。当加拿大汉学家郭适(Ralph Croizier)在1988年出版他的专著时，曾对此轴评价道：“它的精神和寓意充满了英雄气概，这当然也是同时代人对这幅作品的感受。画家的挚友和艺术保护人简又文描述这幅画时说，它表达了艺术家本人的‘个性及抗争的人生哲学’。在倾盆大雨中跃立的骏马，狂风中摇曳的树枝，以及翻腾着的水波，无疑都传达出民族革命的信息。”也正如李伟铭所指出的，“无论是‘野马’还是‘骤雨’，作为题称，仅限于孤立的存在之物的指认，只有在‘风雨骅骝’这个词组中，高氏似乎才找到了恰切地表达其具体的存在之感的语义符号。”
我们看到，自入藏斑园以后，《风雨骅骝》在公众中的见面率大大地提升了。且不说这幅画参与了1935年5月高剑父于南京举办的个展，并作为代表性作品选刊于6月3日《中华日报》“高剑父画展特辑”上。差不多同时，这幅作品连同简又文所写的《革命画师高剑父》、《题剑父先生名作》等一并刊载于《人间世》半月刊第32期上。同年12月，这幅画印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剑父画集》中，(图5)这本画册在次年7月再版了一次。1936年5月20日，连同简又文所写的《高剑父画师苦学成名记》一文，又刊载于《逸经》第6期上：(图6)同月，这幅画又刊载于上海《中华》图画杂志第42期上。(图7)1940年，该画又刊载于上海《永安月刊》-第15期上。李伟铭注意到，在上述所有印刷的图版中，都不见高剑父的赠款，其原因应是使用了高剑父赠给简又文之前所拍摄的底片。事实上，也并非如此，《逸经》第6期所载《风雨骅骝》一画中，高氏的赠款依稀可见。
这幅作品的密集出版，跟收藏者简又文的推广分不开。事后，简又文自己也承认，先后撰写《革命画师高剑父》和《高剑父画师苦学成名记》正是为了配合当年高剑父在上海举办盛大的师生展，“为其宣扬”。(简又文《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下]》，第90页。)在文章中编排像《风雨骅骝》这样的代表性的画作图片，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抗战胜利后，简又文定居广州，并在西关龙津路营构“至庐”，园内建“百剑楼”二层，以庋藏高氏及广东名人书画千余件，为文艺界与教育界同人雅集研究之用。百剑楼将近建成，计划举行盛大落成典礼，由高剑父主持开幕，会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南下，战事告急，简氏将藏品全部运抵香港，高剑父亦携眷赴澳门。自后，斑园藏品就留居香港，后入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