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九歌主题曲 [论屈原《九歌》的理性精神]

时间：2019-05-07 03:18:3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屈原《九歌》历来被认为是作者感性思维泛滥下的产物，本论文从屈原的楚文化背景、屈原的曲折人生经历以及《九歌》的具体内容等角度分析论证了《九歌》中的理性精神，得出《九歌》是理性精神制约下的诗人灵魂的遨游这一结论。
　　关键词：《九歌》屈原理性精神
　　屈原《九歌》是据南方巫歌加工改造而成的宗教题材作品，里边充满了各种飘渺意象，其题材、主旨也常常令人难以捉摸，在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但其感性思维特质是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诗人屈原的感性思维特征让《九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审美特性。但本论文从其它角度来看《九歌》，发现屈原内在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却不可避免地沿传了先秦的理性精神。而且，这与其感性思维并不矛盾。
　　屈原在《九歌》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心智迷狂的特点，这种迷狂状态以及这种状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与沅湘文化的原始宗教特点、巫风盛行的特征是相一致的，正是来自原始宗教的强大的文化势能推动了屈原的文化创造的能力，使《九歌》具有了现代诗歌无法超越的独特艺术魅力。与此同时，本论文也认为，楚文化虽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但在战国时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背景之下，楚文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儒道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各种思想文化的融合与汇聚是战国文化的典型特征。正因为楚地文化受到了先秦文化理性精神的影响，所以，在屈原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作品中，也必然能寻见理性精神和儒家伦理原则的踪迹。
　　同时，我们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入手，仅从个人经历这方面来考察，屈原原本是地位显赫的政治家，他在仕途坦阔时可以肯定的是其精神也是常态的，此时包含的理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到了遭遇坎坷之时，从《离骚》及《九章》的内容来看，虽遭遇两次流放，但这两个阶段的屈原，他的理性精神都还完好无缺，还保持了充分的理智，他的逻辑分析能力也还很严谨，并且，他还执迷于他的“美政”理想，他还坚持他的政治信仰，他还死守他的道德准则，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人间正道”的渴望和追求。这前后，诗人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都是磐石般坚定不移的。诚然，我们也不难发现，诗人个体的内心世界也是复杂与多元的，在他的心灵深处，同时存在着理性与迷狂这两个矛盾的特征，这对矛盾和谐共处于屈原的精神世界，互不侵犯。这无异于就是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正是这种统一把诗人的神话思维控制在既定的审美范围之中，并最终成就了伟大的艺术作品《九歌》，使之兼具感性与理性的光芒。
　　也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注定了诗人屈原的爱情观也必定会坚守着一定的道德原则，而不会被本能的快乐冲昏头脑，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将爱欲升华为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不是落入世俗情爱的深渊。具体而言，这种理性精神表现在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也会被赋予些许伦理特性，并带给他人一种庄重而中庸的审美特征。比如云中君高踞云端为民除害的“射天狼”，湘神失意之下还尽职尽责的扫除彗星等情节安排都是符合正统精神的。由此可见，屈原的《九歌》赋予了神性以理性的特征，屈原创作的楚辞作品之中一直贯穿着某种理性精神，屈原从未丢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追求。
　　楚民族以他们独特的心灵状态感受着神灵的存在，他们赋予神理想化的色彩，用他们的伦理观念来看待神灵，感受神灵。屈原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理性与感性的相结合的境界，追求用审美意识来战胜原始爱欲，这种做法符合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开创了这个传统，孔子就强调文艺在表达情感时要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定律，唯有此，才能达到艺术的佳境。从孔子的观点来看，他强调文艺制约情感的重要性，唯有情感得到净化，才能寻觅到真善美的方向，才能使作品闪耀道德的光辉。孔子还强调理性必须约束情感，二者结合才能创作出德艺双馨的好作品来。这些无不证明，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精神在于“平和之美”，而屈原的《九歌》正好是这种平和之美的艺术结晶。与孔子强调理性与情感中和的美学观点唯一不同的是，屈原更加强调审美对爱欲的超越。正如前文所述，屈原对美有着一种迷狂的热爱，但他却并不是以本能的欲望来对待美，而是以审美超越的形式来对待自己对美好事物的爱恋。本文将以《湘夫人》和《湘君》两篇为例来对此进行说明。
　　《湘夫人》和《湘君》两篇所写是湘水之神的男女私情，其实是间接表达了屈原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两篇诗作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怀王的心理祈盼。朱熹对《湘君》一篇有如此观点：“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而旧说之失尤甚，今皆正之。”这种说法颇为可信。众所周知，屈原的骚体诗多用男女之间的恋情来暗喻君王和自己之间的政治关系，这可谓是一种独特的修辞手法，也常为后世文章所模仿。由此看来，湘君和湘夫人的爱情实际上被蒙上了一层浓烈的政治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湘君》与《湘夫人》两篇诗作的爱情内涵被转化为超越情爱意义的情感关系，并被提炼成理性化的道德内涵，这正是《湘君》与《湘夫人》两篇中的情感表现得不清不楚、闪烁其词的原因所在。正因此，《湘君》与《湘夫人》两篇中“二湘”被表现得典雅而清新，这爱情故事的艺术风格是其他艺术作品望尘莫及，不可企及的。秉承儒家理性精神，屈原坚持着一种平和典雅的美学原则来创作了湘君与湘夫人这两个神灵之间的爱情故事。《湘夫人》以守望爱情的姿态，被塑造为追求“永恒”的典型形象。《湘君》则强调以平和的审美理想来刻画湘君对爱欲的节制和对道德观念的自律，全篇充分地表现了一种儒家的理性精神对诗人屈原的深刻影响。所以，《湘君》与《湘夫人》两篇诗作的整体格调是沉郁的，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压抑的痛苦。湘夫人从始至终也未曾见到湘君，这已经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一种难以衡量的心灵上的巨大落差。因此，这两篇作品中理性精神的痕迹是很明显的。
　　由此看来，《九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特质，既是对巫楚文化的一种传承，又是对巫楚文化的一种超越。《九歌》虽走了原始巫术祭歌的套路，但诗人对之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与加工，宗教信仰中的神性被现实的人性所取代了。因此，《九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迷狂特征只是折射出诗人内心情感个性的特征，那是诗人对生命的真善美的执着追寻。这是一种伴随着理智的诗性迷狂，而不是一种失去本性的癫狂，更不是巫覡的迷幻状态的疯狂。《九歌》一方面体现了精神情感的自由与酣畅，一方面也用理智约束了情感，避免了过分的放纵，细微之处，我们能发现理性精神对诗人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神游万仞时，诗人没有忘记为人祈福；谈情说爱时，诗人没有忘记克制爱欲；尽情欢谑时，诗人没有忘记春秋代序……《九歌》是理性精神制约下的诗人灵魂的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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