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驻我村_民国之红色特工

　　我的老家是山西省平顺县苗庄镇东五马行政村东坡自然村，全村30来户人家，100多口人，都姓王。大约1942年春天，村里驻进十多名八路军特工，他们有长住的，有流动的，直到1945年初才离开。虽然这些红色特工离开我村近70年了，但他们的革命活动却历历在目，始终激励着我。
　　太南办事处的成立
　　1940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撤销，太行军区成立，军区机关由一二九师师部兼管。1941年底成立了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孔祥桢，副处长梁军。
　　情报处下设六个军分区情报处，分别位于河北省赞皇、武安；山西省和顺、武乡、平顺；河南省林县。各军分区情报处，党的关系由当地党委领导，业务上由军区和八路军总部情报处领导。其中，第四军分区情报处潜伏在平顺县东寺头村，处长李新农。该处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太南办事处。
　　太南办事处主任先后是李新农、江涛、张文进，政委张治，侦察队长王玉琦，副队长王启秀。成员有苟佩芳、刘九孝、王继成、侯金库、申小三等。
　　太南办事处先在长治、壶关下设两个情报站，后在潞城、荫城设两个情报站。潞城情报站潜伏在东邑乡台东村，先后由赵秉让（高平人）、李庚鑫（潞城县台东村人）、王岩（长治郊区黄碾人）负责；壶关情报站潜伏在固村北岭，负责人先后为崔星（河北省深县人）、邵丰秋（高平人）、苟佩芳（长治县人）、程二胖（壶关人）。
　　长治情报站先是潜伏在平顺县苗庄镇东五马行政村东坡自然村，后迁至长治老顶山双桥庄。该站先由张文进（河北省新乐人）负责，后为崔玉山（长子县西南呈人）、刘九孝（河南博爱人）负责。
　　长治情报站驻我村
　　驻我村长治情报站的十多位特工，都住在群众腾出的民房里。相处三年多，我记忆最深刻的有四个人。
　　张文进，他是驻我村特工中最大的官。他早在1936年就参加了牺盟会，“七七”事变后任牺盟会高平特派员兼独立营教导员，1941年任一二九师襄垣县独立营政委。
　　张文进住在我家对面王春生的爷爷家的窑洞里。当时他30多岁，瘦高的身材，文雅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一派文人气质。他爱人秦莲是襄垣县人，中等身材，也很白净，留着剪发头，对人和善，爱和村里的年轻妇女拉家常，讲些打小日本的故事，偶尔也教妇女们认些字，人们习惯叫她小秦。
　　张文进屋里靠北边的墙上，挂着个一尺半长的土黄色皮包，里边装着一部手摇电话机，这是驻我村特工们唯一的电话。电话是用活线通往30华里外的平顺县城，然后再接通距我村60华里的东寺头村的太南地委和军分区的专用电话。所谓活线电话，就是按最近的路线把电话线拖在群众的庄稼地里、沟坡和山上。平时保证正常通话，日军来“扫荡”时，特工们就把电话线一卷一卷地盘起来埋好，待日军走后，再展开使用。尽管电话线拖在地里，对庄稼的成长和耕种都有影响，但群众知道这是“抗日电话”，不仅没有怨言，而且在耕作时更是小心翼翼，倍加保护。一次，我去地里摘豆角，当我快走近电话线时，父亲就大声喊我：“铁锁，前边有电话线，小心点，千万别碰坏了。”
　　为了开展工作，张文进让我本家哥哥王兴发当他的通信员。王兴发是基干民兵，为人忠厚，办事机灵。他在无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两项任务：一是冒着生命危险，到东禅村和敌战区的壶关辛村、东长井等村送信件、口传情报等；二是负责秦莲的人身安全，张文进外出后，秦莲就和王兴发的妻子住在一起，王兴发就加强巡察，严防敌特的袭击和伤害。
　　由于王兴发为张文进服务时间较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45年长治解放后，张文进多次让王兴发去长治工作，特别是他调往北京工作时，再次捎话让王兴发和他一起去北京工作。但王兴发舍不得丢下老父亲和妻子，因此，失去了跟张文进外出工作的机会，造成了终生遗憾。
　　李密兰（后改名李进）和赵秉让，住在上头场我富景哥家的窑洞里。李密兰是长治县荫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声音宏亮，很有文化，方言浓重，人很风趣。他原是四分区政治部秘书，所以有些特工称他李秘书，大部分群众也跟着叫他李秘书。
　　苟佩芳和何特工，常住我家的东房。苟佩芳是长治县琚寨村人，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情报精英。他曾任新一旅侦察排长，1947年在豫北战役时负重伤，之后主动复员回乡。苟佩芳身材高大，脸稍黑些，且有麻籽，说话声音较高，办事直来直去。有时他从外边回来口渴了，就叫我妈说：“大嫂，我渴死了，快烧点开水喝。”
　　刘九孝，河南省博爱县人，曾任原豫北老二团侦察排长、第四军分区情报处侦察小队长、长治情报站负责人等职。刘九孝住在我院斜对门王玉山家的堂屋里，他中等身材，脸稍瘦些，身着便装，平易近人，平时说话不多。
　　此外，王玉山家的小北房和南窑里，还住着年轻的卫生员和中等身材的李金保（长治县人）、事务长段红彪（平顺县圪姥郊人）、通讯员王长松（壶关县人）、炊事员等，但有的记不起他们的具体名字了。
　　特工们驻在我村，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地理环境好。我村坐落在平顶垴大山下的小垴山头上，村东边是大山，村的南北两边是大沟，村西边是很大一片开阔地。晴天，站在这里还能看到二三十里以外的敌占区和长治的老顶山，便于观察日军的动向。这种特殊地形，有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同时也比较安全：如果敌人从沟里来，我们能从山上退走；如果敌人从山上来，我们可以从沟里退走。第二，群众基础好。1938年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就在平顺县城开辟了根据地，并秘密在全县建立党支部17个，发展党员225人。1938年2月，又组建了县独立大队，使平顺县成为太南根据地的后方基地。我村又是平顺县老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地，民兵战斗力强，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大。
　　特工们的生活与抗日故事
　　由于特工们在我村住的时间长，人员较多，所以没有在群众家吃派饭，而是在王玉山家院里有一个简易灶房，并有一名炊事员专门负责做饭。他们多数吃小米、玉米面，很少吃白面。粮食大部分是从外地运来的，有时也以市价在群众家少量买些。蔬菜多半是在群众家买些土豆、萝卜等大路菜，有时也从外边运进些。春天，偶尔也出去挖点野菜，但从不和群众争抢。 　　特工们穿戴不一样，大部分穿的是和老百姓一样的便衣，布料多数为土布，少数是洋布，卫生员、炊事员等内勤人员，穿的是灰军装。他们大部分都穿的是布鞋，下雨天也穿雨鞋，但没有穿皮鞋的。
　　1943年春天，特工们从敌占区弄来一辆半旧自行车，还带着打气筒。当时的自行车是个稀罕东西，不仅村上的群众没见过，就连特工们见得也不多，更不会骑。因此，张文进等特工，在王春生家大院里学骑自行车，开始谁都上不去，后来勉强骑上去了，歪歪斜斜骑了半圈就摔了下来。在他们骑累了休息时，春生的父亲说：“让我用自行车推推春生。”并对春生说：“你大了记住，六岁就坐过自行车。”
　　第二天自行车的气少了，他们打上气后又骑了一天多，自行车的胎就破了。因当时没有补胎的工具和技术，后来就把自行车推走了。遗憾的是，由于村里小孩们抢坐的人多，我就没坐上。当时我整10岁，还是第一次见到自行车。
　　1944年春天，特工们从外地带回少量西红柿种子，当时叫洋柿子。为了试种，张文进就找我父亲商量说：“你家的院大，借你一块地试种些洋柿子，行吗？”我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在我家院子的东边开了一分多地，把在盆里发好的种苗种上后，到秋天长了二尺多高，结了不少西红柿，除分给群众一些尝鲜外，他们就随熟随摘，放在灶房做菜吃。
　　特工们不仅打扫自己门前的卫生，有时把整个院子都扫得干干净净。房东们过意不去，有时就早早起来，把整个院子打扫干净，这样，就不用他们再扫了。他们看到谁家的年轻人外出，就主动为他家的老人担水。我富景哥是个独子，外出拉煤要走两三天，李密兰就帮我伯母担水，有时还干些杂活。
　　特工们内部订着一本《抗日画报》，大家轮着看，一般不让群众看。一天，我和我哥王铁孩去富景哥家玩，无意中看见李密兰坐在院里小板凳上看着一本大书，走近细看，是《抗日画报》，我想看看。他说：“小孩子看不懂，别给我撕坏了。”但他让我哥看了，因为我哥是基干民兵，他还对我哥说：“多看些抗日英雄，多消灭些日本鬼子。”
　　群众患了头痛脑热的小病，或是小孩们生蛔虫肚痛时，不论是找见张文进或直接找见卫生员，他们都热情地给予诊治，而且不收群众的钱。
　　大约1944年入秋后，上级来慰问特工们时，在上边村中的大场上演了一场“电影”（实际是幻灯片）。按照特工们的口头告知，东坡村的群众基本上都去了，而碣东村、东五马村听说后也去了部分人。
　　晚饭后“电影”开演，特工们和群众，除少数人坐小板凳外，大部分是席地而坐。“电影”演了一个来小时，演出的内容有三个：搞好空室清野，减少敌人“扫荡”时的损失；发动民兵、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军民团结打击、消灭小日本等。其中有个特写镜头，就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趴在地上，手打机关枪，随着哒哒的响声，他的双腿上下动着，打死好些小日本。“电影”不仅图像清晰，而且都有声音。
　　因为群众是第一次看“电影”，所以村里除个别卧床不起的病人、老人外，大人小孩都来了，而且看得认真，鸦雀无声。当看到小日本被打死时，都拍手叫好。“电影”演完后，大家还要求再演一遍。张文进就解释说：“演的时间不能过长，因为八华里外的壶关县辛村就是敌占区，为防止小日本的偷袭，不能再演了。”
　　情报站的任务
　　太南办事处被称为太行山上的一把尖刀。办事处负责在黎城、平顺、潞城、长治、壶关等地建立和发展情报网，向敌占区和伪军中派遣特工和情报人员，侦察、搜集日军军事情报，同时负责与驻太南及豫北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七军、四十军和新五军进行联络和交涉。情报站作为太南办事处的下属机构，担负着执行上级指令、侦察敌方情报、配合部队作战等重要的任务。
　　特工们为了准确侦察敌情，首先派遣侦察人员打入敌人内部，查明敌伪部队番号、兵种、武器装备、行动企图、作战地域等，收集大量翔实的军事、政治等情报；其次要充分发动群众，组成严密的情报网，他们在驻长治日军三十六师团周围的公路旁组织了“观察哨网”，广泛发动群众，共同监视敌人的行动。为了迅速传递情报，还在敌我交界处的观察所安装了与军分区联系的电话。这样，日军一有行动，群众就用白天在山头上放倒消息树，夜间点起一堆火等方法通报敌情。我情报人员一看到火光或消息树倒下，就迅速赶到观察所，用电话向军分区汇报敌情；再次，把敌人的情报员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白天为敌人，晚上为八路”的革命的两面派分子，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情报站的建立，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加深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有一年秋天，驻我村的李金保（中等身材，办事果断）到潞城侦察敌情返回黄池村时，刚好碰上日军警备队，他们开枪打伤了李金保。当地群众看到后，冒着风险，把李金保抬到玉米地里，撕下自己的衣服，简单包扎后让他休息。但因任务紧急，李金保忍着疼痛又走了15华里，天黑前返回了我村，先向领导汇报敌情后，才让卫生员给他清洗、包扎。第二天中午，我看到他用绷带吊着左胳膊，就问他原因。他笑着说：“昨天去潞城时，被‘黑狗’咬伤了，要不是老乡们抢救得快，我就回不来了。”当时解放区的军民对穿黄衣服的小日本，贬称为“黄狗”，对穿黑衣服的日本警备队，贬称为“黑狗”。
　　1942年5月，日军再次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大“扫荡”，重点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八路军总部情报处紧急命令驻山西平顺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采取行动破坏大“扫荡”。
　　新一旅副旅长黄新友在平顺县东寺头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任新一旅司令部侦察股股长的江涛和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还有新一旅一团和四分区基干团团长、政委及地委敌工部的领导。会议决定奇袭日军长治景家庄飞机场，打击日军空中力量，并迫使“扫荡”我根据地的日军回撤。
　　会上江涛向黄新友和李新农汇报了日军在长治景家庄机场内由我方特工侦察到的飞机场布局以及敌人的防御情况。大家仔细研究后，黄新友副旅长布置了作战计划，并命令联系太南办事处潜伏在飞机场内的特工，进一步了解飞机场的最新布防情况，做好内应。
　　接受任务后，李新农派长治情报站站长张文进、荫城情报站站长李密兰化装成粮店伙计，前往飞机场与潜伏在机场的特工接头。 　　5月30日，李新农和江涛在潞城台东情报站又听取了派遣特工对飞机场的侦察情况汇报，并将详细情况及时通报给黄新友。
　　5月31日夜，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烧毁了包括轰炸机3架、汽车15辆、汽油库1座在内的日军景家庄飞机场，火光照亮了半个长治城。
　　在奇袭飞机场的同时，我情报人员故意将行动泄露给长治的日军，迫使日军急速调“扫荡”部队返回来救援飞机场。但当日军赶到时，新一旅已经结束战斗，撤到了平顺的大山里。这次战斗有效地缓解了日军对八路军总部的军事压力。
　　太南办事处的特工，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给伪军、伪警建立了红、黑本子，让他们改邪归正，如果做了坏事，就给他们划黑道，做了好事就划红道，如果做三件坏事，就处决示众。
　　1945年1月，为配合美军观察团到太行山实地考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工们决定想方设法擒拿日军“舌头”，让日军俘虏用现身说法，揭穿国民党散布的中共和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为了完成任务，长治、壶关、潞城三个情报站的负责人张文进、邵丰秋、李庚鑫等反复研究后，选择在潞城站活捉日军“舌头”。
　　潞城情报站站长李庚鑫有着丰富的锄奸经验，人称“李捕头”。接受任务后，李庚鑫四处踩点，决定在日军五里后炮楼动手，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他发展的“内线”李狗孩。李狗孩和炮楼里的日本士兵古渡一郎交好，正巧古渡一郎想找“花姑娘”， 李庚鑫就将计就计让李狗孩带古渡一郎去找“花姑娘”，他自己就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将古渡一郎抓住。经潞城县台东村、平顺县东坡村，最终将他送到了太南办事处所在地平顺县东寺头村，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抓日军“舌头”的任务。
　　长治城东面十余里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山，主峰叫老顶山，山上有一座古庙，是长治东部的制高点。这座山位于长治、壶关、平顺、潞城四县交界处，从1941年起，日军就依托古庙周围数丈高的悬崖峭壁，在古庙后院构筑了7个大碉堡，并用两丈多高的石墙把这些碉堡连接起来，还在古庙前院通往后院的必经之地，特制了一扇百余斤重的大门，易守难攻。虽然驻守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但他们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供给丰富。日军小队长吹嘘说：“即使八路军来一个旅，我也能把他们统统打死在这里。”他们在老顶山上居高临下，俯瞰整个长治城，就像头上的一颗钉子，给驻扎在这一带的八路军太行第四军分区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1945年2月上旬，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石志本、政委于一川决定，把拔掉老顶山日军据点的任务交给新任的太南办事处主任江涛，并成立了以江涛为组长的指挥组。
　　2月20日，江涛约来老顶山下东禅村的维持会长、真实身份是我军特工的王文焕，研究奇袭老顶山日军据点的办法。王文焕分析道：维持会每天派民夫挑水送上山，而且每年正月十五维持会都要请碉堡里的日军到前院维持会办公处吃饭，吃饭时日军不带枪支。谈到这里，江涛和战友们的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因为马上就到正月十五了。他们即刻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元宵节这天由4名特工以厨师、送水民夫的身份进入据点，待日军到前院吃饭时盖上前后院之间的盖板，同时打开前院大门。然后由军分区挑选的30名战斗骨干组成突击队，冲进据点活捉日军。平顺、黎城独立营负责在交通要道上阻击援敌，并确定以枪声、烟火为信号，统一行动。
　　次日，江涛派侦察员苟佩芳和刘九孝假扮民夫送水，由王文焕带进日军老顶山据点。他们帮日军把浴池里的水挑满、烧暖，边打扫院子边察看地形之后才离开据点。
　　正月十五的前一夜，大雪刚停，江涛带领部队前进在通往老顶山主峰的雪地上。寒夜之中，山风凛冽，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战士们“沙沙”的脚步声，偶尔还传来几声犬吠。
　　拂晓前，突击队和爆破组已经埋伏就绪。天亮了，侦察员报告：西面山下村边升起了一股浓烟。江涛知道那是打援的部队到达长治至老顶山的交通要道后发出的信号。
　　上午8点，东边山下走来四个“民夫”，他们是特工苟佩芳、刘九孝、刘林和侯金库。其中一个人打扮成厨师模样，肩背褡裢，褡裢里露着半截菜刀和铁勺，一个人挑着装酒肉和柴草的担子，另两个人挑着水。这四人身材虽不高大，但体格健壮、神态机警，向两边我军埋伏的山凹里瞟了一眼，便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据点。
　　9点、10点、11点……时间过得真慢。11点40分左右，老顶山上的日军走进了前院维持会的窑洞里开始大吃大喝。日军小队长兴致很高，对上等兵山田高声喊道：“棒格（乐器名）的拿来。”山田走出窑洞，刚一踏上通向石台上边通道的台阶，便“啊”的喊了一声。日军听见喊叫，出来看见“民夫”苟佩芳正在关他们回去路上的大门。苟佩芳见日军窜了出来，急忙掏枪射击。
　　战斗提前打响了。这时军分区的突击队还在庙外，王文焕、刘九孝急忙打开大门。三个日军扑过来企图关住大门，门外的突击队员喊一声“卧倒”，机智地拉响手雷向日军投去，“轰隆”一声巨响，三个日本鬼子应声倒地。焦头烂额的日军见回不了后院的碉堡，便与冲进来的突击队员肉搏在一起。没有武器的日军用酒瓶、碟子、火炉上拆下的砖头等拼命向突击队员砸来。特工们用日语喊：“优待俘虏！”但日军拒不投降，最后我军还是很快将日军全部制服了。
　　住在长治城里的日军听见老顶山的枪声，立即上山救援。负责打援的部队居高临下，一阵手榴弹打得日军缩了回去。无论山下的日军如何进攻也无济于事，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八路军把俘虏的日军小队长绑在担架上从后山抬走。
　　这次智取老顶山，我军大获全胜，消灭日军11人（只逃走1人），俘虏日军受轻伤的小队长1名，缴获步枪11支，机关枪两挺，掷弹筒1个，各种子弹数百箱，大米、白面数千斤。
　　正月十五傍晚，特工们笑容满面，带着缴获的大部分武器和部分粮食凯旋。吃罢晚饭，特工们和群众就在村西口看见了老顶山上燃烧的熊熊大火。特工们说：“这是为了断绝敌人的后路，奉命烧毁大庙。”第二天早晨，我和村里的小孩、大人，去王玉山家看被我军俘虏的日军小队长。进去后，我看见他躺在院东墙边的担架上，当卫生员再次给他包扎上药时，他嘴里不停地乱喊乱叫，右手和双脚乱蹬乱动。三天后，这名受伤的日军小队长就被转走了。
　　在长治解放前夕，驻我村的特工们就迁往长治老顶山双桥庄去了。临走时，张文进对村民们说：“长治很快就要解放，打下长治后，你们有事就去那里找我。”
　　解放长治时，特工们都化装成清洁工人，在西门外发电厂、东街自来水塔等附近，以扫街为名，监视坏人，防止他们破坏电厂和自来水塔等重要设备。
　　在这些特工离开我们村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后来听说，张文进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又担任了海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李密兰任天津市教育局长；之后又在报纸上看到，苟佩芳成了全国模范复员军人，赵树理也以他为原型写了两部小说，我还看过演他的电影；刘九孝转业到长治县工作，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工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一条隐蔽战线，这条战线的斗争任务十分艰巨。太南办事处的特工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谱写了抗战胜利的生动篇章。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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