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创作思想述略
时间：2019-05-03 03:30: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聊斋志异》寄托了蒲松龄自由独立的理想，但他在创作时又时常受到现实社会和封建礼教的约束和困扰。因此，作品中体现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思想意识，传达出蒲松龄创作时内心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矛盾心态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孤愤”之书，是他假借“鬼狐史”寄托心中的“磊块愁”的工具。他在康熙己未年（1679）春为此所作的《聊斋自志》中感慨道：“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蒲松龄一生布衣荒儒，虽苦苦追求功名，但终生不及一第。他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此时清朝的统治更为专制，文网限制更为严酷，社会现实更加黑暗，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而蒲松龄自身又具有比封建思想更加超前的民生、民主意识，因此，当时他所谓的“知己”者较少，他不得不忍受终日门庭凄寂的落寞，过着冷清如僧的生活。现实中知音难觅，他便在想象与虚幻的世界里“谈鬼说狐”，在鬼狐世界里憧憬他的理想人生。尽管蒲松龄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但他始终是个封建文人，几千年的封建伦理观念难以从他的思想中彻底根除，并时时闯入他的艺术世界，不自觉地影响着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和命运。这就使蒲松龄在自由自在创造狐鬼世界的同时，又时时被现实的封建礼教所困扰，因此，《聊斋志异》就常常体现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思想意识，传达出作者蒲松龄创作时内心的矛盾，本文着重从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肯定个性独立与维护封建礼教的矛盾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倾情打造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女性世界，这些女性都极具个性，煞是迷人，尤其是狐女形象，更加引人瞩目。她们不仅有倾国倾城的美貌，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而且有胆有识有才，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追求自己独立的人生价值，如婴宁、小翠、宦娘、小谢等等。蒲松龄在作品中热情洋溢地歌颂着这些女性形象，这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标准自然是不相合的。然而，从《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女子一个个地来到尘世，经历了世俗和封建礼教的洗礼之后，少了几分原先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多了几分封建思想的愚昧和无知。而且，她们在现实社会中，既失去了原来的自我，又难以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原有的魅力和光彩渐渐消磨殆尽。
在《小翠》中，小翠的“寓黠于欢，伏警于戏”时时让人捧腹大笑。她是那样的天真，与“三从四德”了无干涉，为了哄痴丈夫玩耍，竟然一脚将足球踢到老公公的面门上。然而，经过尘世的一番浸染之后，那个“日事嬉笑”、活泼天真的小翠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有弃妇情结、忏悔意识的小翠。明明是被王家轰走，却偷偷住在王家庭院中；明明是她保全了王家的功名和全家性命，却说自己无颜见婆家人。怕耽误了王家子嗣，她先将自己迅速变老，昔日容颜不复存在，又为王元丰娶一个与昔日一模一样的小翠作为新妇，然后自己悄然离去。此时的小翠，发生了质的变化。她难以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追求与现实社会对妇女独立人格的限制与否定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她不得不在矛盾、复杂、痛苦的心态中远离尘世。这也正是蒲松龄内心既追求个性独立，又难以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矛盾思想的展现。在小说结尾，作者安排了顷刻不忘小翠的王元丰目睹新人如对故知的故事情节，从这种既得后嗣又有美妻的幸福生活中，更可见作者男性中心、子嗣至上、报恩等封建陈腐思想占据了意识的上风，令人惋叹！
悖于常情的聊斋女性中，最成功也最为作者所钟爱的，当属婴宁。婴宁来自一个“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只有鸟道”的世界，这里没有人事纷争，没有尔虞我诈，只有山月松风，绿竹红花。这个远离庸碌人世的世界，塑造了婴宁爱花爱笑的性格。她以留仙自称，婴宁似山中“笑矣乎”的香草，远胜扭捏作态的“解语花”。婴宁最爱笑，无拘无束的笑，无法无天的笑。面对陌生男性，自由自在的笑：“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狂笑欲坠”，“笑又作，倚树不能行”……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对她来说，不过是秋风吹马耳。然而，这位自由女神来到现实世界之后，竟“失不复笑”。她用巧计惩罚了轻薄的西人子，连县令都原谅了她的恶作剧，她的婆婆却狠狠教训了她，“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说她简直要丢尽王家的脸面。于是婴宁失不复笑，即使故意逗她笑，她也不笑。尽管她的婆婆后来对她说：“人罔不笑，但须有时。”但婴宁始终也没有再笑。因为婆婆只允许她在封建礼教的范围内笑，像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笑是坚决禁止的，这种限制对婴宁来说，无异于扼杀她的天性，这种施加于她的无形的精神枷锁，使她哭还来不及，又哪能笑得出来？作者让婴宁一路笑来，却以在鬼母坟前大哭收场，婴宁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最终回归到现实中来。蒲松龄这样安排婴宁的命运，实际上是他内心所信奉的封建伦理观念在作祟，他认为只有让婴宁回归到现实，失不复笑，婴宁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于是，他不惜舍弃他最爱的“笑矣乎”，让婴宁成为一位平淡无奇、遵守封建“妇德”的平常妇女。蒲松龄的自由之梦也随着婴宁的笑永远地消逝。
在其他篇章如《封三娘》、《侠女》、《宦娘》、《商三官》等中，封三娘、侠女、宦娘这些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其自身无不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但种种迹象表明，蒲松龄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未能摆脱封建礼教的阴影。他崇尚“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嘲笑女子“更二夫”，津津乐道男人纳妾、狎妓等行为。蒲松龄在其作品中往往会自作聪明地为他创作的人物设置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这往往会弄巧成拙地使他陷入到封建思想意识的泥潭中去，这正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矛盾心态的展现。
二、沉迷美色与恐惧死亡的矛盾
在《聊斋志异》中，有很多缠绵悱恻、瑰丽动人的人妖相恋的浪漫故事。女主人公往往是花妖狐魅，男主人公则是像蒲松龄一样长年在外做官或求学的年轻书生，这些年轻书生大都风流倜傥、俊逸秀美，读书应举之余，寂寞无聊。夜深人静时，在野寺孤馆，或荒山深谷，或密林旷野，国色天香的狐妖鬼魅主动来与书生约会，并奉献自己的身心。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沉湎在富有诗意的人妖相恋中，难以自拔。按照传统的观念，鬼妖都是可以幻化成人形来迷惑人加害于人的，或是吸人魂魄、脑髓之类，或是附体勾魂。难道这些书生就不曾担心自己会被鬼狐附身以至迫害致死吗？在美色与死亡的面前，他们的内心就不曾产生过矛盾冲突吗？当然会有，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分子，对鬼神的畏惧情结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当《聊斋志异》中每每出现时以上情况，主人公的态度多是鲜明而坚定地选择美色而不顾性命安危。如《青梅》中的程生，“有女子从衣后出，掠发微笑丽绝，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遂与狎。”《狐嫁女》中的殷生，听说县城中有一荒宅，野草蔓生，时有鬼狐出没，大白天无人敢居，竟“携一席往”。无独有偶，《青凤》中的耿生听说祖上废园中有鬼狐，便叮嘱看门的老头，一旦“有所见闻，奔告之”，耿生闻悉后，“拔篙蓬，曲折入”。《胡四姐》中的尚生为二狐的美色所动，虽然四姐自言身为狐精，“生依恋其美，亦不之怪”。《张鸿渐》中的张鸿渐得知舜华为狐女时，因“恋其美，亦安之”。当然，作者也写出这种选择后的痛苦和矛盾。《莲香》中的桑生是一位叶公好龙的人物，心有所望，而临事丧焉。东邻某生与他开玩笑说：“君独居不畏鬼狐耶？”桑生笑曰：“丈夫何畏鬼狐？雄者吾有利剑，雌者尚可开门纳之。”而身临其境时，“生大惧，齿震震有声”。《阿绣》中的刘子固得知与自己夜间约会的女子不是真阿绣，实为狐女时，立即“大惧”、“益恐”，还接受仆人“操兵入击之”的建议对付狐女阿绣。《公孙九娘》中，莱阳生衷于公孙九娘的美貌，当他的外甥为他们牵线搭桥并结为夫妇时，莱阳生虽表现“大悦”，然而仍“虑人鬼难匹”。可见，在美色与死亡的矛盾面前，这些热血男儿的内心绝不是平静坦然的，而是经历着一番复杂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在取舍间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理由的。之所以会不顾安危地选择美色，一方面因为，这些幻化成人的鬼狐精怪有着超凡脱俗的美貌和温柔可人的体态，并且主动送上门，书生们既可排遣自己苦闷孤独的心理，又不用承担道德和舆论的谴责和非议，正所谓“春风一度，即别东西”。另一方面因为，蒲松龄笔下的这些读书的士人，同自己一样，大多过着长期客居他乡的生活，处于寂寞无聊的状态，亟待满足的首先是那种原始的欲望。《聊斋》中的性爱故事将人与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长期受封建礼教压抑的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对于性爱的渴望，为此而不惮于冒着被妖附体勾魂的危险，在色与死并存的状态下，尽管处于两难选择中，但在原始欲求的推动下，这些书生们不得不做出决断，既选择眼前的欢愉，又甘愿承受可能发生的死亡的毁灭。（美）诺曼.N.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分析》中认为，“尽管自我毁灭的名称如此，但它最终却是为自我的需求服务，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确定这些需求的快乐与痛苦之平衡的内部故事的话，就会明白这一点。”[1] 弗洛伊德说，“文艺是性欲的转移和升华”，“人们在生活中或是由于社会原因，或是由于自然原因，实现不了某些愿望，文学给予替代性的满足，使他们疲倦的灵魂得到滋润和养息”。[2]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中的人妖相恋是源于作者的一种潜隐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作者不自觉的暗中希冀和追求。也正因为如此，《聊斋》中所呈现出的色与死的冲突亦正植根于作者心灵深处的欲求与现实社会禁欲原则的相互冲突的土壤之中。
三、追逐功名和批判科举的矛盾
《聊斋志异》寄托了蒲松龄的“孤愤”之志，是作者一生遭逢的抒愤之书。蒲松龄将自己的苦闷与不平寄托在一个个聊斋故事中，借文字来抒写自己的苦闷与不平。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有正义感、思想修养较高的知识分子，蒲松龄与许多读书人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完整的理想人生模式。他把科举视为人生的阶梯，为实现理想抱负，蒲松龄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从20岁到60岁，都在苦苦追求功名，认为只要能进入仕途，就可以一展才华，上效忠于君，下施惠于民。然而蒲松龄对这套理想人生模式的答卷是不及格的。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惨淡经营，却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中。同时，又到处可见“大贤处下，不肖处上，滥官污吏横行”，“陋劣倖进，而英雄失志”，他便更加陷入不平衡与苦闷之中，满怀经世济民宏伟抱负的蒲松龄不得不在笔墨中寻求慰藉。在小说艺术的自由天地里，蒲松龄无论怎样调整情绪，都无法回避和掩饰其科举失败的真正心理。他不仅对严酷的科举现实作出正面的反应和抗争，而且对科举的弊端作出了强烈的控诉。细细剖析作者的创作心态，却发现他并未将矛头指向科举制度本身，他对科举制度始终是笃信不疑的，在聊斋小说中，他从未对科举制度表现过游移和动摇，从不丧失对科举价值的承认。他终其一生都认为科举制度是他博取功名、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他认为致使科场昏暗的是那些操纵着科举制度的考官，考官的舞弊行为是造成大多数有才华的读书人怀才不遇、屡试不第的原因。因此，这种既追逐功名又批判讽刺科举考试的矛盾思想大量渗透在《聊斋志异》中。
《叶生》作为蒲松龄早期的代表作，当时的小说评点家冯镇峦认为此篇是“聊斋自传小说”。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死后仍以幻形留在世上设帐授徒，使知己之子成名中举。之后叶生曾这样自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可见作者将当时科场失意归为自身的命运不济，在悲痛之中对科举仍抱有幻想。最后，叶生的魂灵在县令的帮助下，取得功名，可见读书人不得功名死不瞑目，即使死后也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更表现出作者生生不息的功名翘盼。此篇末异史氏曰：“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一落孙山，则文章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作者直接抒发了科举失意，对考官们不公正的悲愤，然而仍企盼命运之神的眷顾，所以他说：“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
到《聊斋》中期的作品，由于更多次的科举失败，作者逐渐意识到科场之腐败，于是转而对科场舞弊、考官目中无文进行揭露并加以嘲讽。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3]作为一个过来人，蒲松龄对于科举腐败、科场虚伪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揭露起来十分有力。在《司文郎》中，作者描写了一个能以鼻代目，嗅别八股文优劣的瞽僧。可是他所作的判断和发榜的结果正好相反：优者下第，劣者却高中。他叹气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耳鼻并盲矣！”在这里，蒲松龄不但对有眼无珠的考官发出了轻蔑的嘲笑，而且认为大多数读书人怀才不遇、屡试不第的原因全因考官的舞弊行为。在《三生》里，蒲松龄对考官的仇恨达到了愤怒的顶端，描写了千万个因为考不中后愤懑而死的士子们在阎罗面前告状诉冤，阎罗判决对令尹、主司施笞刑、士子们哗然不满，坚持要抉睛剖心，阎罗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方才大快人心。通过这些作品，不难体会到蒲松龄是多么企盼在科举之路上有一个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可以发现自己这匹千里马，使他有朝一日登上科举殿堂，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上效忠于官，而下施惠于民。因此在《于去恶》中，他把希望寄托在“张桓侯”这样的人身上，希望能为自己执平文运。但他的命运中最终未出现这样一位伯乐，却是处处官虎吏狼的世界。在《考弊司》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贪婪的考官形象，此人一旦担任弊司官，便六亲不认，只知从大腿上割肉索贿。这样见钱眼开的考官，怎能为社会论人取人呢？在他后期的作品《贾奉雉》中，主人公贾奉雉“才名冠一时”，但屡试不第，后将“遢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后竟然中试，事后，他亦觉得以此等劣文中举，“真无颜见同人”，于是遁迹深山，逃离名场。这时的作者对科举制度已由失望变为无奈，流露出灰心丧气的情绪，含有看破科举之意，这正反映出蒲松龄在晚年仍然在科举中苦苦挣扎的复杂心态。
四、结语
袁世硕先生认为，蒲松龄创作“更深层更根本的目的是借以表现他的现实感受，经验之谈，生活情趣或精神上的向往”。[4]从这部作品中，我们能更深刻地感知蒲松龄对人生观、爱情观、事业观的探索和追求。尽管他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是进步的，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的理想又不能实现。所以《聊斋志异》中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心态，这更使它自身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注释：
[1][美]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2]朱振武：《的创作心理论略》，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45页。
[3]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4]袁世硕：《聊斋志异艺术新质论略》，《聊斋拾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刘烈茂.灵狐妙鬼话聊斋[M].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4][美]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5]段启明主编.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马娇娇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育系 25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