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批判:1940年代中国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解读:女作家

　　摘　要：1940年代，以萧红、张爱玲、梅娘等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尽管身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环境，出身、经历和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但在这一阶段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向男权挑战的旗帜。她们笔下的男性，或是旧文化背景下醉生梦死、颓唐衰败的遗老遗少，或是现代城市文明中的空虚苍白、虚伪无聊、自私庸俗、怨天尤人的市民知识分子，或是懦弱无能的继承者、寡情薄义的丈夫、自私卑鄙的伪君子……总之，他们已失去了罩在头顶的英雄光环，露出了其丑陋龌龊的内底。
　　关键词：男权　批判　女作家　小说　男性　形象　解读
　　一、引言
　　西蒙·波伏娃说：“为了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和男人一样平等，女人一定要走进男人的世界，正如男人也要走进女人的世界一样。一切应该是完全对等的交流。”{1}诚然，男女两性走进对方的世界有多种途径，而以文学的方式进入无疑是其重要的途径之一。
　　客观地说，中国女性文学真正进入男性的世界始于“五四”时期。“五四”时期，借助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之东风，女作家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以女性目光对男性进行观察的进程，从而颠覆了中国文学史上只有男性对女性进行观察和叙事的传统。这一时期，女性视野中的男性形象，有的风流潇洒，令人仰慕；有的卑鄙委琐，令人鄙视；有的懦弱无能，可悲可怜。但不管是哪一类男性形象，都寄托着女性创作主体的观察欲望和审美情感，表现了她们对男性所作的批判和期待。
　　20世纪30年代，女性文学在当时社会历史转型的影响下也发生了转向，由“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向往婚恋自主的独立意识，转向了追求社会性、投身革命实践的现实意识。这一时期，女作家们在创作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五四”时代女性对男性的批判精神，但更多地表现为对男性革命者的追寻和追随，她们笔下的男性形象成为希望和未来的象征。
　　而到了40年代，一度弱化了的女性独立意识重新崛起，女性文学改变了30年代对男性的依赖和追随意识，重新开始了对男权的怀疑、抗拒和批判，形成了自“五四”以来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又一个精神高地。这一时期，女作家们的创作普遍表现出的对男性的绝望和鄙弃，标志着男性作为崇拜、追随对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对男性的怀疑、抗拒和批判。以萧红、张爱玲、梅娘等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尽管身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环境，出身、经历和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但在这一阶段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向男权挑战的旗帜。她们笔下的男性，或是旧文化背景下醉生梦死、颓唐衰败的遗老遗少，或是现代城市文明中的空虚苍白、虚伪无聊、自私庸俗、怨天尤人的市民知识分子，或是懦弱无能的继承者、寡情薄义的丈夫、自私卑鄙的伪君子……总之，他们已失去了罩在头顶的英雄光环，露出了其丑陋龌龊的内底。
　　二、旧文化背景下醉生梦死、颓唐衰败的遗老遗少
　　生活之于作家是其创作的源泉，作家的创作又往往基于其目之所及、身之所历、心之所思、情之所感的人、事、物。张爱玲出身贵族世家，祖母是前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祖父张佩纶为同治进士，是同治、光绪年间力主抗法的“清流派”名臣之一。但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崩溃，这个显赫的家族也随之衰败了，祖先的光环挽救不了家道的颓势。而这个家族的男人又是那样的不争气：父亲张伯宜抽鸦片、逛窑子、娶姨太太，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母亲一气之下远走欧洲留学，最终与父亲离婚。弟弟张子静是个俊美的男孩，遗少的家庭生活培养了他养尊处优、不求上进、麻木懦弱的性格，而父亲的喜怒无常、继母的刻薄虐待又渐渐销蚀了他的意志，使他小小的年纪就变得萎靡不振，得过且过，全无志气。张爱玲最早所接触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家庭生活和这样的男人，父亲和弟弟几乎构成了她对所有的男性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体验，使她很早就对男性产生了怀疑、鄙薄的情感态度。于是，张爱玲在其小说里塑造了众多的封建旧家庭中的遗老遗少的形象，在他们身上融入了自己对男性批判性的思考。
　　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类男性形象，正如有学者概括的那样“即丧失了封建的道德伦理精神，更不具备现代意识的道德风貌，他们保留的旧时代的糟粕，吮吸的是现代文明的溃脓。他们不仅是肉体上，更是精神上的‘软体动物’和‘残废人’”{2}。这些没落的世家子弟，或者精神堕落，放浪形骸、淫靡荒唐，终日不务正业，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之中不能自拔；或者人品低劣，人性尽失，靠“啃老婆”、嫁女儿而过活；或者浑浑噩噩，软弱无能，以致病态。
　　《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靠着祖上遗下的家产过着蛆虫一样的生活。只剩下男性的躯壳，而精神人格早已丧失殆尽。《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成日里混迹于烟花柳巷，不务正业亏空了家产；分家后如一条丧家之犬靠老娘的残屋度日，最后竟然想通过卑劣的手段骗取寡嫂曹七巧用半生的屈辱、压抑换来的金钱。《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空有一副风流倜傥的外表，而无一技可立身于社会。他凭着油头粉面和对女人的逢迎取巧，靠猎取孤寂空虚的女人的芳心，给梁太太当小白脸以获取金钱和肉欲享乐的满足。他承认自己是个废物，从根本上逃避着社会道德约束，社会性的缺失使得他安于乱世的浮靡，转而追求自身本能动物性的享乐。
　　《花凋》里的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3}。作为有着几个漂亮女儿的父亲，郑先生不是没有自己的打算，女儿们的婚姻成为他最后的财富来源。郑先生也不忙着替小女儿川嫦定亲。他道：“实在经不起这样年年嫁女儿。说省，说省，也把我们这点家私鼓捣光了。再嫁出一个，我们老两口子只好跟过去做陪房了。”{4}川嫦的美丽让郑先生看到金龟婿的希望，这么好的一笔交易，倘若不能做到奇货可居，那才是可惜了。这个让川嫦心存幻想的父亲，在已经病入膏肓的川嫦面前，居然还能如此调笑：“不怪章云藩要看中一个胖些的，他看病人实在看腻了！”{5}郑先生一个在风月场里走惯了的人，又如何不知道川嫦此时内心经历的煎熬，可是他已经不耐烦这个女儿无端地浪费家里的钱财，倒不如在她往黄泉路上走的时候，轻轻地推一推，让她早早地离开。郑先生这个为社会所抛弃、为时代所碾压，并最终自我抛弃的“旧男性”在此刻更是让人人脊背生寒。 　　张爱玲的小说里还挣扎着一群比之上述形象更为年轻的一代男性，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里，接受着新式教育，但是由于受到专制家庭的挤压，心理上变得弱小，甚至是病态的。《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为人猥琐、怪僻。他的父亲把对他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而他的后母鄙夷虐待他。聂传庆的肉体和精神其实是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父亲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而且骂他“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6}……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变态的性格，“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7}。聂传庆面对父母、同学、朋友和社会中的一切人都感到自卑和渺小。因自身的病态、自卑，聂传庆自怨自艾、沉默寡言、懒惰萎靡、孤独、懦弱而又敏感，这是病态人格、病态心理，病态心理又导致了他的心理变态。他对真正关心自己的同学言丹珠，充满怀疑和忌妒，好像是“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便使他觉得冷的彻骨酸心”{8}。他忌妒她的健康，嫉妒她开朗、活泼、充满生命力和朋友多……别人的关爱，他不但不领情，反而加以怀恨。忌妒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了恨。他幻想可以支配她，对她实施“种种绝密的精神的虐待”，便成了他唯一的“报复的希望”。他把爱情当做报复的途径，在爱的过程中打击别人，他还对她言行相欺。聂传庆的变态心理，还表现在对父亲和后母深表憎恶的同时，把教授言子夜当做畸形倾慕的对象，在他的身上寻找父亲的形象。聂传庆与父亲间有着很大的距离、隔膜和冲突。他经常幻想他的生命不是爱情的结晶，而是偶尔一次的寻欢作乐，或是一次荒唐，或者是一次男女的“例行公事”。言子夜的家庭成了他理想的园地，他以变态思想对自己进行重塑：如果他是碧落（生母）与言子夜的孩子，他，可能是一个健康发展、积极进取、勇敢而有胆识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快乐的人。这种变态心理，正是他潜意识中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别人的羡慕的反映。《金锁记》中的姜长白在母亲曹七巧的压制下，更是没有自我的人生，没有生存的希望。大家族的排斥，小家庭的挤压，造就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生存的夹缝中喘息。
　　三、城市文明中的市民知识分子
　　在传统文学乃至“五四”以后的许多叙事作品中，男性知识分子大都被描写或想象成社会的精英，他们领社会潮流之先，发挥着启发民众、领导民众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人们仰慕和追随的对象。而作为一个有着现代女性意识的作家，萧红敏感于周围的男性知识分子的言行，合着自己的亲身体验，通过作品让读者看到了男作家们所没有看到的或者说即使看到了也不愿描述的东西，即所谓的“精英”自私虚伪、苍白无聊、无能无耻、可怜卑怯的一面。
　　在自叙性散文《夏夜》中，萧红不无揶揄地说许多男人骂涂了口红的小姐们是“恶魔”，实际上“是羡慕的意思，是伸手去攫取怕她逃避的意思”{9}，从而嘲讽了“精英”群体的无聊而又卑污阴暗的心态。在小说《三个无聊的人》中，她更为直接地讽刺了知识分子们的空虚、无聊、冷漠、自私、虚伪和无耻，讽刺了他们拿别人的痛苦取乐的生活态度。“胖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还去“先施公司”嫖娼，并美其名曰这是为了“对女人知道得更详细些”、“在女人身上研究科学”。“窄肩头”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便到公园去看“滚叫在公园的道旁”的“一个没有手脚的乞丐”，或是到街上看卖桃的小孩被巡捕打翻了的筐子，这一切都能够让他打发几个钟头。对一切都感到无聊的“老黑”或躺在床上睡觉，或就着沙门鱼吃面包，最无聊的时候则和着不成调的四弦琴唱“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10}。如此种种，可谓斯文扫地，丑态毕露。
　　最能体现萧红对男性权威、男权中心文化进行彻底消解的作品，应该说是她创作于香港的未竟长篇《马伯乐》了。在这部小说中，萧红通过对主人公马伯乐在战乱中种种可笑而丑陋的言行的生动描绘，痛快淋漓地嘲讽了男性虚伪、自私、无能、卑怯的一面，表达了萧红对于男性的独特情感评价和她多年来的一种或隐或显的对男权中心社会的批判意识。为了凸显马伯乐的思想性格，达到嘲讽和批判的目的，萧红将他放置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加以刻画，让他活动于私人和公共两个空间。在家庭中，已为人夫和人父的马伯乐，经济上不能自立，向父亲与妻子讨钱时，装出一副奴颜恭敬样，转过身去马上切齿痛骂；兴师动众地两次准备做大事，结果都是以闹剧收场，最后还是灰溜溜地呆在家里吃白饭。马伯乐不仅有“软骨病”，而且对家人冷漠自私，毫无任何温情可言。他遇到了任何事情都先替自己着想，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当危险来临时，马伯乐不顾亲人，总是一个人逃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了，妻子儿女都被他抛在一边。在上海站上火车时就是这样，他只顾自己上车，太太与三个孩子全都没上去，无奈之下他只好又跳下来。在社会上，马伯乐无任何民族使命感；相反，他爱钱如命，忙于逃难，苟且偷生。面对灾难性的战争，马伯乐整天把“抗日”、“挽救中华民族”、“推动历史轮子”等豪言壮语挂在嘴边，并想写所谓的抗日小说沽名钓誉，似乎自己担负着神圣、庄严的救国救民的责任。其实他内心空空如也，什么国家、民族全不在他心里，他不过是想凭借炮制抗日小说挣钱而已。他希望战乱，这样方可让妻子带着钱归顺他，因为他的逻辑是“大丈夫手中无钱到处难为人”，“没有钱，一切谈不到”，“没有钱，就算完”{11}，“有了钱，一切不成问题了”{12}。他喜欢逃难、欣赏逃难，担心“今天不看明天看不成了”{13}。他只觉着当兵好玩，但“越觉着好玩他愈不愿去当兵”{14}。总之，他整天只忙着“省钱第一，逃难第二”的苟且生活。这就是萧红笔下的马伯乐，一个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男子汉大丈夫完全不同的人，他既没有勇敢、果断、坦荡、敢于担当的气魄与胸襟，也没有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格、廉耻与同情心，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卑琐、自私、懦弱、无能的苟活者、多余人。通过马伯乐这一形象，萧红从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两个层面彻底戳穿了男权中心文化有关男性的果断、勇猛、刚强等虚假谎言，达到了彻底消解男性权威的目的。
　　四、懦弱无能的继承者，寡情薄义的丈夫，自私卑鄙的伪君子 　　梅娘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与张爱玲并称为“南玲北梅”的著名作家。梅娘的小说主要以40年代东北沦陷区为背景，以家庭、婚恋纠葛为主要题材。通观梅娘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形象，他们或是封建大家庭懦弱无能的继承者，或是寡情薄义、不负责任的丈夫，或是自私、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在传统社会里，长子长孙是封建家庭的继承者，是封建秩序的接班人，但在梅娘笔下，这些继承者们却是性格懦弱、自私、猥琐而又可怜，无力也不可能承担起光大门楣的重任。《一个蚌》中梅丽的大哥，没有真才实学，当官不够资格，出去做事又认为是丢面子，只会讹诈妹妹，终日在吞云吐雾中虚度光阴，他是封建官僚大家庭优越生活培养出来的严重缺乏生存能力的废物的代表。《蟹》中的祥，作为封建大家庭的长孙，理应挑起家庭中的重任，虽然他也曾到日本留学过，盼望自己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但他缺乏承受挫折的能力，稍遇磨难后，便自暴自弃，安心过起所谓高雅安逸的生活。对小翠的爱，使他饥渴的情感有所寄托，梦想以女性的温柔来填补他的空虚、寂寞的生活，但他的怯懦又使他对小翠的失踪束手无策。
　　梅娘塑造最多的男性形是家庭中的丈夫，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之主”非但没有给妻子任何安全感、幸福感，反倒成为给妻子带来无尽烦恼和磨难的罪魁祸首。《鱼》中的有妇之夫的林省民以爱情的伎俩诱骗了年轻的芬；在芬怀孕生子后，他想以儿子为筹码取得封建大家庭的原谅和接纳，因为旧家庭能给予他一切权势和利益，他要求芬回到封建大家庭做他的姨太太。已不是传统规范下逆来顺受的妻子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马上露出薄情寡义的本来面目，骂道：“凭什么你白吃我饭，吃我饭就得听话，我叫你东休想西”{15}，“你自己觉得不错，你比窑姐高多少，反正不是整货，我不要你，你要饭都摸不着门”{16}。《夜合花开》中的王日新靠着旧式大家庭的供养享受着丰裕的生活条件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新婚不久就沉湎于打麻将包戏子，视太太为“一种必需的滋养品”，想在婚姻之外的爱情上再寻找某种甜蜜。《小妇人》中的袁良在贫穷的生活境遇中背叛了一心希望孩子健壮、丈夫好的妻子凤凰，被校长夫人韵如所吸引。袁良对韵如的感情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一种崇拜来得恰当，而这种崇拜又源于韵如的地位和她的美丽肉体。当袁良得到这一切时，他又“良心发现”，放弃了韵如选择了妻子，他不负责任的情感态度在对妻子与情人之间的选择与游离中表现出来。
　　梅娘笔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伪君子的形象。这些人物虚伪贪婪，卑鄙无耻。《黄昏之献》中的诗人李黎明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已婚男子，在看到了一个征男友的广告之后，便做起了天上人间的美梦。经过一番细心的打扮，他选定了当年追求太太时，吟咏了七昼夜才完成的一支恋歌《青春之献》——这是他唯一登在杂志上的诗歌，用白纸包好并束上一条象征热情的紫色丝带，在指定的地点应征。在赴约前还要在镜前左顾右盼，涂脂抹粉，顾影自怜。然而，到达约定地点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破旧的屋子、一排营养不全而又污秽的孩子和一个瘦弱的女人，他们在诗人脚下乞求他的施舍，他已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里。面对贫困的妇女，他成了丝毫没有同情心的男人，恼羞成怒愤愤离去。同时他还在想，别误接太太的车就好；太太一回来，最少也能分回两千块钱，“两千块钱李先生可以占五百，五百是够跟大星舞场的小红坐三夜台子……”{17}作者辛辣的笔下活画出一个徒有虚名、腹内空空、终日幻想才子配佳人美事的丑角。《夜合花开》中的韩青云则是个贪得无厌的伪君子，他一方面欺骗和践踏黛黛的感情以达到敲诈其富翁丈夫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俘虏了朴实、单纯的女戏子玲珠的心，虚伪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在这里，精英们的所谓才情、知识分子的高雅等等，一切严肃正经的意味全部丧失殆尽。
　　五、结语
　　上述对张爱玲、萧红、梅娘等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分析表明，1940年代的女作家们以文学的方式走进男性世界，消解了传统男性崇高、伟岸、充满阳刚之气的神话，暴露了其自私懦弱、苍白无力甚至卑鄙无耻的一面，具有浓郁的男权批判色彩，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对男性深刻的洞察力。
　　
　　{1}　[法]西蒙·波伏娃著.桑竹等译.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478.
　　{2}　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16.
　　{3}{4}{5}　张爱玲. 花凋[A]. 红玫瑰与白玫瑰[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7，20，31.
　　{6}{7}{8}　张爱玲.茉莉香片[A].倾城之恋[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97，104，95。
　　{9}　萧红.夏夜[A].萧红十年集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58.
　　{10}　萧红.三个无聊的人[A].萧红十年集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38—340.
　　{11}{12}{13}{14}　萧红.马伯乐[A].萧红十年集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62，945，946，1093.
　　{15}{16}　梅娘.鱼[A].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梅娘代表作[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8，19.
　　{17}　梅娘.黄昏之献[A].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梅娘代表作[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50.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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