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修昔底德陷阱
时间：2019-04-16 03:2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落到实处，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缩小城乡及地区贫富差距。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发展绿色经济；二是强化制度；三是完善考评机制；四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中等收入陷阱；经验与教训；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52-03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要求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三个方面的调整来实现“三个转变”；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可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
一、战后世界部分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反映的是一国或一地区在其人均国民收入由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再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那么，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总收入可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
以此标准划分，当今世界中等收入组有104个经济体，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拉美、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两个多世纪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60多个成为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由此，通过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到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
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或地区通过努力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通过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而阿根廷、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
为什么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能从战后47美元较快上升到目前的3万美元？尤其是作为战败国，可以说，战争的损耗、战后的赔偿等，国力受到重创。但它之所以能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收入行列，主要是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日本经济学家土光敏夫说：“我们（日本）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军事势力，我们只拥有一种资源：我们学者专家发明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无限是……”韩国也同样如此。
韩国比日本后发展20年，但韩国也很快成为高收入国家。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0美元，1970年是270美元，1977年是1 000美元，1980年是2 330美元，1990年是5 770美元，是韩国的转折点。2002年韩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9 900美元，2007年是15 000美元。没有成功实现转型的是拉美地区，比如巴西。
巴西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是军人政府掌权，军人政府上台以后强制推进经济发展。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 790美元，这时候韩国比巴西高1倍。2006年巴西的人均国民收入是4 730美元，只是韩国的四分之一。
二、世界部分国家或地区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
通过以上分析，战后世界部分国家或地区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转变，经验与教训如下。
一是产业结构方面，能否不断转型升级，使产业发展始终跟踪一流技术。日本二战战败以后，利用人力资本和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了十几年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积累了资金，第二阶段发展重化工业，像我们现在一样炼钢铁、搞水泥、修路、建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日本的工业发展内部结构开始由原材料工业为主导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主导转变，即开始搞高加工度化产业。20世纪末期，他们的产业结构又开始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方面转化。现在日本除了轿车、电器举世公认外，在机器人领域也很厉害，日本的高档数控机床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巴西的产业结构转换不成功。军人政府上台以后盲目搞进口替代战略，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推进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业。巴西军人政府上台以后大力发展经济，当时巴西人口多、进城的人多但是没有工作，失业率高。按道理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他优先发展重化工业，需要钱、不需要劳动力的产业，所以造成失业人多、借债多。最后只能引进外资，结果导致外债过多，核心产业竞争力缺乏，失业率居高不下。
二是需求结构方面，能否及时变换调整，使产业升级得到紧密配合。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穷，储蓄率低，所以它的投资率非常低，20世纪50年代初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有20%多。现在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4%~45%。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重化工业的时候，它的投资率就提高了，达到将近40%，基本适应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变换。最后日本要建立消费型社会，需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投资率开始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消费率从70%多一直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59%，1970年以后开始上升，目前是75%。当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
巴西的需求结构转型也不成功。巴西社会的投资率非常低，贫富差距非常大。由于政府没钱，到处借外债，老百姓又没有储蓄，只能发行货币，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有一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10%，那一年巴西人民是用塑料袋装钱去买东西。 三是社会结构方面，要能缩小贫富差距，使中产阶级能够成长壮大起来。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日本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工资上涨非常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日本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基尼系数只有0.3，这个时期中产阶级成长非常快，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日本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中产阶级比较理性，所以社会就比较稳定。巴西的基尼系数非常高，1960年时就达到了0.5，1995年达到0.6，巴西一直是富人特富、穷人特穷，两极分化很严重，中产阶级占的比重非常低，社会结构不稳定。
四是产业和城市发展方面，能否规模匹配同步，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从上中等向高收入跨越的时候，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也达到了70%。巴西的城市化发展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它跟印度差不多，城市化优先于工业化发展，叫城市化优先。在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的时候，它的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是56%；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500多美元的时候，城市人口占67%；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 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75%；人均国民收入到4 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83.6%。弊端：一是这种过度城市化过早地占用了社会资源，导致社会资源没有运用到产业发展方面，使社会发展没有产业支撑。二是大量人口涌进城市以后，由于政府没钱、没能力为他们修路、建房、提供公共服务，导致一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
三、我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落到实处，就必须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缩小城乡及地区贫富差距。
（一）借助法律法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经济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节能减排、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切实维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进入、公平竞争、有序退出的法律调控机制。用法律手段规制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用法律手段大力倡导绿色环保、低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用法律手段理性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切不可为了政绩，不顾民意，违背客观实际，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引进落后淘汰产业。
（二）着手强化制度，尽快形成相应体制机制
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形成推进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一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不完善，一些资源性产品没有形成全面反映生产成本和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比如，一些能耗企业，它在生产过程中既消耗了资源又产生了污染。然而，如果这些企业只为消耗资源的成本付费而不对造成的污染付费，那么，企业就只会在乎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会在乎它带来的污染，从而造成企业的一部分成本由社会负担的外部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使价格完整地反映资源环境成本，应当促使企业把社会为其负担的成本内部化，以充分利用资源和防止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落实和完善资源及环境保护税费制度，强化税收对节能减排的调控功能，引导地方政府由重视工业项目向重视基础实施和生态环境方面转移。加强环境保护监督性监测、减排核查和执法检查，加强对企业执行产品质量标准、能耗限额标准和安全生产规定的监督检查，提高落后产能企业和项目使用能源、资源、环境、土地的成本。充分利用财税杠杆，抑制高消耗、高排放产品的市场需求。三是调整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要完善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和问责制度，规范政府的管理职能；要完善宏观管理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有目的地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要着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最大限度地遏制垄断，突出政府的监管职能。垄断利润通常以影响全局的经济发展效率为代价，垄断妨碍公平竞争，最终不利于产业素质的提升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
（三）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增强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关键在干部。如何科学合理、客观准确评价领导干部，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必须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考核评价目标。在以往的考核中，过分注重GDP考核，导致有些干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GDP为中心”，造成以GDP排座次、论英雄。现如今，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进行考评时，一方面要破除唯GDP考评论，另一方面要强化全面发展、体现民生考评，使考评更科学、更全面、更人性化。二是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考评的考核评价方式。大千世界千差万别，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各地的发展水平、发展基础也不尽相同，用同一标准、同一指标考评，难以体现考核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不利于发挥各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要根据客观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在对干部的考核评价中也要注重体现差别性，鼓励创造性，在评价指标设置上不搞一刀切，要采取分类别、分阶段的办法科学合理地进行考评。这样，既能激励干部攻坚克难、创造特色，又有利于推进工作、取得实效，更有利于协调推进、科学发展。三是要坚持“官考”与“民评”相结合的考核评价形式。在考核的内容和指标设置上，既要有组织考核方面的内容，又要有群众评议方面的指标。考评中，既要重视上级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的意见，又要注重群众的参与，尤其是服务对象和基层群众的意见。所以，在考评程序上，要增加民主测评、民意调查、政绩公示等环节；在考评量化指标上，要加大群众评价的权重；在“民评”方式上，要综合运用个别访谈、电话询问、网络调查等方式，广泛收集社情民意。这样，就可以改变组织考核而忽视群众评价的考核倾向，解决部分领导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以及考核片面和失真的问题。四是要坚持正确运用考评结果的考核评价目的。干部考评结果的运用是考评工作的必然延伸，是科学考评的根本目的，只有坚持把考评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科学考评的积极作用，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考评确属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要提拔重任；对考评认定绩效一般的，要予以教育引导，或安排培训学习，或安排轮岗锻炼；对考评认定绩效较差且确属力不胜任、德才平庸的，要坚决调整；对因失职渎职而造成重大事故、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将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出现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各种社会问题开始凸显。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必须吸取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正视当前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城乡居民及地区的收入分配问题，要逐步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努力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一是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同类规模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对垄断性行业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应适当控制和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比例。二是对非公有制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执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继续完善各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类职业(工种)的工资价格。三是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化的步伐，逐步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四是对边远落后地区，国家要给予特殊发展政策，加快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支持快速发展，尽快缩小地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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