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甘地_甘地,边际、普遍两思索
时间：2019-04-08 03:22: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将甘地之书倒过来读，“非暴力”主张的提出，无疑标志着书的几近圆满。“非暴力”一词最初的原形为“坚持真理”，而后甘地选用了传统宗教哲学术语“戒杀”“非杀”，并译为英文的非暴力。
甘地先生，苦行者形象，光头，大耳，圆框眼睛，手杖，纺车。时至今日，“圣雄”无疑是印度的标志之一，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与此同时，围绕着他的历程和他释放出的延绵能量，俨然升起颇多的思索与争论，此起彼伏。
“说真话、尊重一切生命、尊重别人的财物、安分守己、节制性欲”甘地为世人留下的人生目标是否过时?甘地作为个人的实现及试验历程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
无论是、否，他仍是临近的想法和当下生活中的元素，自如地成为文化思索的起点，泛起平顺且激荡的涟漪，籍此，可回溯、可远眺。
如果，将甘地之书倒过来读，“非暴力”主张的提出，无疑标志着书的几近圆满。“非暴力”一词最初的原形为“坚持真理”(Satyagraha)，而后甘地选用了传统宗教哲学术语“戒杀”“非杀”(Ahis—ma)，并译为英文的非暴力(Non-violence)。
在其自传中，自始至终仿佛都预示着，并确实孕育着这个理念的产生。终于，伴随着这个理念逐渐具象，无论面对的是什么，“圣雄”均试图以此主张贯彻其间，并将对象笼罩在其下、囊括其中。面对政治局面，面对家庭，甚至面对生命的终结。在遇刺倒下时甘地口称神名：“罗摩!罗摩!”并以手加额。表示为刺死他的人祝福。
“非暴力意味着人可能有的完全的自我纯洁化”——甘地。
金克木先生将“非暴力”与孔子“仁”比拟，以为其一样的“含糊”。“含糊”一词是否得当暂不论，无疑，“非暴力”的意义明显不仅止于“非杀”，而是符号概念。那么在这个符号概念周围究竟聚集了哪些元素?
同是东方人，我们如何将甘地这个符号充盈起来?同时，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圣雄”甘地究竟是“外东方而内西方”，还是说外西方而内东方，还是说自东方始，至西方，最终导归东方呢?
边际在哪里
今日，我们仍然面临着东西文化的边际问题，个体的和社会的都有。
年轻的甘地踏上了赴英留学之路，进修法学。一路带去的有父亲作为宗族官员的直率和坦诚；有哥哥的资助和期望，期待他学有所成，成为律师，光宗耀祖；最重要的，还有母亲的宗教虔诚以及经由一个耆那教徒见证的、向母亲的誓言：到英国不喝酒、不吃肉、不沾女人。
在英国期间，甘地精通了语言，完成了法学学业，研读了法律著作，并拿到了律师资格。但其更多的精力是使用在承担、消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张力上面。刚到英国甘地曾试图做一个绅士，学过交际舞、小提琴、演说、精心讲究服饰——“这种荒唐可笑的生活我大概连续过了三个月左右，对服饰的讲究则持续了好几年。”同时，还有很多英国朋友劝其吃肉，不厌其烦。
一方面是视野的放大、是拓展的欲望甚至新朋友的劝诱，一方面是东方固有的习俗、童年不可磨灭的信仰感触和誓言。矛盾的压迫没有使甘地吃肉，也他没有让他畏惧环境回印度。
年轻的甘地以其面貌表情中展示出来固有的坚毅、敏锐、精致，摒除边见，开拓新路。仿佛，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接受刺激、扩张、内敛、然后认清了边际。
说真话、羞涩、誓言是其壁垒。所谓新路更多的是在指向回归本源的前提下“找交集”。他开始独立租房住，严格记账，自己做饭，素食。参加了伦敦素食协会，重新建立自己的“素食信仰”，并作为素食协会执行委员试图战胜发言的恐惧，在会议上参与讨论争议。此外，广交旅英的印籍名士并开始致力于“奉献”工作。
对边际的求索。虽然一直伴随着圣雄甘地，尤其是到南非后独一静处的深入试验使其逐渐外化。但似乎，正是他在英国的留学时光，已经基本在其心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这也少不了宗教的支撑。
普遍的宗教伦理
甘地父母信奉印度教毗湿奴派教，母亲信奉毗湿奴派中的一支普拉那米教派。普拉那米教派甚至把某些伊斯兰教元素引入到自己的仪式中。甘地回忆他家附近有一座普拉纳米寺庙，“寺庙里没有神的塑像或者画像，但墙上画有经文，经文似乎出自可兰经。僧倡穿的衣服也跟印度教庙宇的僧侣不同。他们祈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跟伊斯兰教有些相似。”
同时，甘地的父母也认同耆那教，为甘地见证对母亲誓言的即是他家的一位耆那教顾问。耆那教认为万物甚至尘埃皆有生命，为避免吸入微小的生命而带面罩，走路时怕踩到小生灵，而用扫帚开道，崇尚苦行，调服身心。此外，耆那教的一个基本观点，“非绝对论”(Anekantavad)，即承认多样性。甘地有一次写道：“我热爱‘事实的多样性’这条教义。它教会我，要站在穆斯林的立场上去看待穆斯林；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上去看待基督教徒。”
甘地在英国时接触了很多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去教堂参加过礼拜，读过很多信徒送给他的书，基督教朋友竭力帮助他，想使其建立基督教信仰。但是他最后坦言，
“我的研究把我导向了违背基督教朋友心愿的方向”。
然而，恰恰是阅读《圣经》与基督教徒的接触，激发了甘地研究印度教经典的动力，找到了心灵上的相应，按耐不住其交通各宗教理念的向往。
《薄伽梵歌》在甘地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甘地自传中说：“每逢‘叶迦达希’日会诵读《薄伽梵歌》，有时我也会参与诵读，但当时的朗诵者读得实在是太平淡乏味了。现在，我读了《薄伽梵歌》，感到它很能激发宗教热情，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过古遮拉文的版本。后来，我在二十一天的绝食期内听到潘迪特·马丹·罕穆诵读《薄伽梵歌》的部分原文时，真恨不得在小时候便能听到像他那么虔诚的信徒对《薄伽梵歌》的诵读，那样的话我早年就会喜欢上这部经文。”
据说，甘地晚年的手边，除了纺车，就是《薄伽梵歌》。哲理诗《薄伽梵歌》出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由阿周那临阵的忧伤、痛苦、矛盾、不解，引出黑天大神化身克里希那的宣说。智和识瑜伽、舍弃有为瑜伽、虔信瑜伽等等篇幅构成，层层深入递进，力求将吠陀、数论派等印度宗教理论兼容并包，融为一炉，并且散发出以虔敬和无欲而为的力量，实在是印度宗教之重要经典。“虽常为诸生，但求我福佑，上至不灭境，仰仗我恩酬。”
籍此种种，从甘地的青年时代开始，到南非广泛接触各教信徒，最后回到印度，一直在试图打通一种宗教伦理形式，即是一种虔敬、顺从、舍弃的有为、节欲的普遍信仰。且作为“非暴力”的支撑与背后深意进行延展。自然，这种尝试是以牺牲各自特异为代价的，导致了之后的种种问题。但，至少在一段时刻里，这种普遍的宗教理念得到了普及，并形成了民众记忆。使圣雄甘地成为近代印度文化的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