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用”的知识,最受尊敬的灵魂】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
时间：2019-04-06 03:14: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这里，最基础的学科，永远是最受尊敬的学科，仿佛只有它们才是改变世界的基石。” “如果科学的意义是发现世界的真实情况并加以解释，你必须在发现了某些情况之后，才能问它对我们是否有用。在此之前，如果你去问那些还在‘发现’过程当中的人，‘你研究的东西有什么用’，他们估计也不好回答。”
“对很多从事学术的人来讲，发现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不需要去考虑万一发现的东西没有用怎么办。退一步讲，就算后来证实非常没有用，我们现在不走点弯路，难道让后人再走一遍?”
陶衍，剑桥大学心理语言专业内隐学习说方向(Psycholing uisticsimplicitlearning)博士一年级学生，这样诠释他对科学研究的终极理解——科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在剑桥火车站通往市中心的路上，“天天餐厅”的招牌响当当，这是剑桥镇最受欢迎的中餐馆。一日，斯蒂芬·霍金也来这里用餐。霍金患有运动神经萎缩症，全身仅一枚手指可以动弹。那天，有人给他喂饭，但饭还是撒了一地，把周围人都吓跑了——这个坐在牛顿教授席位上钻研宇宙黑洞的科学家，在剑桥镇似乎没有受到过多的“欢迎”。
“剑桥的牛人太多，霍金不稀奇!”学生问风传的轶闻提醒着初来乍至0者：这里盛产牛人，也盛产“怪行”。
“内隐学习说”，陶衍的心理语言学专业方向。在常人看来，它异常艰深。在无数次被问及“你能否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解释一下你的研究内容”后，他会这样说——
“当你在指向一个杯子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杯子?你怎么定义一个杯子?”
“盛放液体的东西?”
“那么把液体拿走，放入一堆糖果，这也能叫杯子么?用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词汇，是否能给一个事物下个定义?这种定义方法本身有没有问题?”
在听者被这一堆问题搞得如坐云端时，这个语言学博士生会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他的专业。“尽管人们掌握了某种语言，但可能并不真正理解每种具体语言的意思。他们不需要理解，但确实会应用这种语言去交流、生活。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时候，陶衍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自己的专业。“许多人听不懂，我也更怕被人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所幸，身处剑桥，陶衍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自100多年前，这里就是“异类”的集聚地——大家只做学术，不关心“有用”。
打开牛剑的故事集，到处充斥着“不可知论”者的传说：对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充满好奇，追根溯源；裹扎“怪行”，亦不足为奇。
1670年前后，一个叫哈雷的男孩提着一堆天文观测工具，包括一个长达24英尺的望远镜，走进牛津大学皇后学院。20岁那年，他放弃了牛津本科学位，去圣赫勒纳岛建立了一座临时天文台；1705年，他回到牛津，着手改造位于新学院大街上宿舍，在顶楼按上了硕大的天象观测仪11758年，一颗被他成功预，测回归时间的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
1825年左右，在爱丁堡对医学失去兴趣的达尔文，跑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1831年，他登上比格尔号考察船，谁知在南美洲近5年的考察中，他的一系列观察与分析竟引发了一场世界观的革命—《论物种起源》(1859年)打破了《圣经》里的创世纪神话。当然，与他同时代的人很不喜欢猴子做祖先。
20世纪50年代，剑桥的两个学生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老鹰酒吧吃午餐。1953年的一天，其中一个名叫克里克的学生冲进酒吧，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不过，另一个学生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不管怎样，这个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至今镶嵌着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1962年，这两个剑桥学生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共享诺贝尔医学奖。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克里克形容，当时只是试图通过对大脑的研究，查出“灵魂到底是什么”。
最令学生津津乐道的学长还是那个来自林肯郡的农夫之子——埃塞克·牛顿。他17岁进入三一学院，学生时代的他，用速记法记录他的罪过，从逃避做礼拜到偷毛巾，“使用威尔福德的毛巾可以省下我的”；在三一学院的食堂通道上，他手拿一根钟摆测试回声的速度。1669年，他的老师将教授教职让给了他，因为老师认为学生的能力比自己强。这一年，牛顿27岁。谁知，此后的一个苹果，促成他的划时代著作《数学原理》。
为什么这些不算发达的乡村会如此密集地诞生那么多精英?许多人试图寻找答案。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告诉记者，或许就是对“未知的尊重”。
如同在18世纪的头10年中，剑桥三一学院的学生要学习《人类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他们还要学习几何学。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就是力量
毕原也有苦闷的时候。跟着研究黑手党与犯罪社会学的意大利导师，将来是否能找到工作还成问题。“像我这样的年纪，还在用父母的钱，做着一些自己也说不出将来能干什么的研究，真是汗颜。”
这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特别着迷于足球与社会学研究。有时，他会买张火车票，跑到外地去看英超联赛。“与国内的足球场建在闹市不同，比如上海的虹口足球场、八万人体育场；在英国，很多足球场都建在城外的偏远地带，周围可能是垃圾场、贫民窟，但一个光彩夺目的球场出现在那里，每周一次把城市人口带入这些落后的地方，对当地的经济、就业等发挥特殊作用。”看球，仿佛也是一种社会学研究。
在毕原的印象中，英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一条特殊的法令：规定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图书，必须无偿赠送一本给牛津、剑桥。由于藏书越积越多，牛津大学图书馆甚至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同地上面积差不多的地下室。“理论上说，你要查所有资料，这两所学校都有，尤其是社会科学，这是做研究的好地方。”
在牛津的日子越长，毕原越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得找个女朋友”。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看来，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的日子令人羡慕。“钱锺书可以高高兴兴地做个书虫，有杨绛给他做饭!”可惜的是，中国学生集中在理工科或商科。有时，毕原会自觉孤独，他鄙视那些“来牛津就为了每周吃不同学院的晚宴，比较菜色的同胞”；偶尔，他也会蹦出一些怪想法：“为什么现在的留学生和民国时期有那么大的不同，当时的留洋派学的都是语言、人文等基础学科，那时是时髦，现在却成了冷门。”
在牛津的皇后学院，毕原和记者说起一则典故：皇后学院的徽章是一个野猪头，个中缘由是，很久以前学院里有个学生被野猪追着跑，情急之下，他把手中的一册书扔向了野猪，并大喊“这是希腊语的!”野猪啃在嘴里，转头就走了。事后考证，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对这所学校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力量依然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哪怕外人觉得“这传闻很没有依据，这说法很可笑”。
“到底什么研究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用的?谁说了算?”剑桥的校训是拉丁文所写的“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但陶衍更喜欢理解为“此乃智慧之源”。“谁说了都不算，我说了算，坚持自己喜欢的。”
(原载《文汇报》)
周建忠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