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米勒的穷困与惬意:穷困的画家
时间：2019-04-05 03:12: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的《悲惨世界》中，塑造了一个贫穷的家庭——德纳第一家。充满欺诈、邪恶，这是冰冷人际关系的贫穷状态，使人观后更感到了贫穷的可怕。其实贫穷还有另外的滋味，就像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中说的，安贫乐道的精神。以现代人的生存物质观念来看，这种精神体验，实在有些过头。但是，贫穷中所独有的温馨，是其它物质状态下所不具备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释迦牟尼抛弃尘世享受，许多英才甘于贫困状态，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创造中去的原因所在，法国画家米勒的人生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少年时代的米勒就随父母下地耕作，刈草、晒谷、犁地、播种……慈爱而笃信宗教的祖母对米勒说过一句影响了他一生的话：“你要遵循神的旨意，过俭朴的生活。”神明，这位画家未必见过，简朴的生活几乎伴随了终生，这是他选择的惬意。
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年10月4日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村庄，病逝于1875年1月3日。这位大画家的出生与逝去的那天，都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日子，这个人看起来也是这样平凡，形同典型的19世纪的法国农民。同为法国人的作家罗曼·罗兰写过一本书《大地的画家米勒》，其中他是这样讲述米勒的：“米勒的艺术已被公认是乡村生活的诗篇……有人把他的作品同赫西德的诗篇做比较。在后者的诗篇里，那位古希腊诗人与思想家的神秘抽象同其《优秀农民年历》一道被后世惊喜地发现。正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米勒的某些作品使人联想起那些中世纪的年历。在那些年历中，天主教会的版画家们和法国及弗兰德斯的书籍装帧家们，以孜孜不倦的兴趣描绘了乡村生活的壮丽景象。只不过米勒的‘年历’是一本没有节庆的年历，它只是劳动的写照和农家生活的福音。”
米勒作为一个农民画家，他热情不竭地以19世纪农民为主题的绘画创造，几乎就成为了农民生活的代言人。这里有米勒的《农家》为证，贫穷在这里几乎成为美丽的风景。画家所表现的场景：夫妇二人在昏暗灯光下，男人在编制，女人在缝纫，这是辛勤而贫苦的生活方式。但是画家所反映的是自己的心理状态，这里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创造，或者说是一种不必为人所知的创造。这幅画中，两个人物的一背一侧、日用杂物及房间的空间表现，都仿佛在为处于画面显要位置的灯光做衬托似的。 米勒独特的对光线的表现，显示了他强烈淳朴的个人风格，我们从中可以很好地体验出他的心理状态，默默散发着的温馨情调。我们也能从画中体会到，这也是画家的一种心理满足，一种避世的创作态度。我的惬意不必都告诉你，也许这就是米勒离群索居前，在胸中萦绕许久的意念，这时他绝不会想到出名的问题。
米勒年轻时代为学画来到艺术之都巴黎，师从画家德拉罗什。这个繁华都市的享乐之风盛行，充斥着以萎靡、矫饰、浮华为时尚的作品。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画一些模仿普桑和弗拉戈纳尔的洛可可式的香艳画风，放在画店里出售。其实这都与米勒俭朴的品性格格不入。他意识到自己不属于巴黎。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更中意能用自己的画笔描绘法国农民纯朴而勤劳的形象。
也是机缘巧合，1849年春夏之交，巴黎闹起了瘟疫，米勒与妻儿离开了巴黎，到了90公里外的乡下巴比松。它一面是景色优美的枫丹白露森林，另外三面是宽旷的田野，这时的巴比松还是相当荒僻的，那里的农民也像米勒的家乡人一样淳朴。画家有些激动，不禁说道：“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租住的房屋是一幢用石头垒造的高大老屋，屋内的卧室、厨房陈设粗朴简陋，画室中央放了一个铁炉子，墙角摆了几个木头柜子和一张小床。屋外石墙上爬满常春藤和素馨花一类的植物，散发着乡间特有的气息。米勒人生的最后27年真的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在巴比松寓居的初期，每天上午都要下地干农活以维持生计，下午才拾起画笔，以致村民误以为他在巴黎闯下祸端，来此是为了避祸的。还有记载说他在寒冷的日子里，衣着单薄，腹中无食，在没有炉火的屋中瑟瑟发抖，不得不依靠慈善的救济才能生活。也就是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米勒画出了《播种者》等一系列经典作品，不论是思想格调，还是表现技法的锤炼，其视角都是独出心裁，却丝毫看不到其颓唐的心绪。单就《播种者》这幅作品而言，在巴黎的沙龙展出时得到维克多·雨果的称赞，被后辈画家文森特·凡·高反复赞美，也曾不止一次来摹写这幅名作，更成为美术史上写实绘画的经典。
米勒笔下的人物形象都不很细致，五官是模糊的，只以粗线条勾出极富表现力的大轮廓。他利用这种概括的造形创造出一种感人的质朴，渗透着乡间的宁静和这种气氛中人们相互间的柔情。《小鸟的哺食》这幅画中就有着最充分的表达，门槛上依次坐着三个孩子，显得十分天真，在等待母亲一勺一勺地轮流给他们喂饭。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面，被米勒处理得独到而温馨，充满了人性的光彩。凡是为人父母者，观看了这幅画面，一定会忘掉他们之间为琐事拌嘴的懊恼。凡是尚未为人父母者，观看了这幅绘画，一定会突然感到他人生的缺失吧。
简朴的生活方式，温馨的生活氛围，是米勒许多作品的基调，然而他也有震撼力的杰作，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花丛中的大炮，那么米勒的《拾穗者》就是小雏菊难于遮掩住的重炮。这件画家最著名的画作，以朴素美的表现，成为向社会不公发出的宣言。
《拾穗者》在1851年沙龙展出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一方面是保守的评论家们，他们抨击《拾穗者》是隐喻性作品，画家在里面蕴含有政治倾向，传来了农民的抗议声。《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1793年的断头台。”而在另一方，自由派们极力维护这件杰出的作品，年轻的艺术评论家卡斯塔尼亚，赞美该画是 “真实、伟大的自然主义杰作”。
米勒的一位艺术辩护者朱理·卡斯塔奈里更为透彻地诠释了《拾穗者》：“现代艺术家相信一个光天化日下的乞丐的确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当远处主人满载麦子的大车在重压下呻吟时，我看到三个弯腰的农妇正在收获过的田里捡拾落穗，这比见到一个圣者殉难还要痛苦地抓住我的心灵。这幅油画，使人产生可怕的忧虑。它不像库尔贝的某些画那样，成为激昂的政治演说或者社会论文。它是一件艺术品，具有非常单纯的美，它的主题非常动人，又画得那样坦率而精确。它高出于一般党派争论之上，从而无需撒谎，也无需使用夸张手法，就表现出了那真实而伟大的自然篇章，犹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
1859年，米勒创作完成了《晚钟》。这幅画深刻地反映了一对农民夫妇的精神生活，一天辛勤的田野劳作结束了，黄昏的雾气已经笼罩在大地上，远方的教堂响起了钟声，夫妇俩习惯性地俯首摘帽祷告。画家着重于描绘这两个人物对命运的虔诚，他们感谢上帝赐予他们一天劳动的恩惠，并祈求保佑。
当米勒接连不断地把这些以农村生活为主题的油画送到巴黎展览，连他以前的老师德拉罗什也不由得称赞这位学生的成就！ 此时他可能是已经忘记了曾经斥责这位学生土气的言词。这里要多说一句，只要一个人真正是热爱艺术，就有适合他气质的题材在等待着他去发掘。当《晚钟》在沙龙展出时，很快被比利时的一位政府部长凡·普拉埃特定购了。后来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作品，几经转手，价格不断上升，而且在世界各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油画复制品。然而米勒还是米勒，物质生活虽有改善，也是时时窘迫，有时甚至几幅素描作品仅换得一双小孩子的鞋。而画家死后，法兰西为购回《晚钟》一画，竟然花了80多万法郎，这是艺术家无论如何在自己的艺术之梦中都无法梦见的。对于画家米勒，这真是一个有些太残忍的黑色幽默了。
《晚钟》《牛与农妇》在沙龙展出的同时，另一幅《死与樵夫》却在沙龙落选了。这是一幅含义深刻的象征性作品，在森林边，一个拾柴的老人邂逅了死神，它肩扛刈草的大镰刀，手持象征时间的沙漏，有所不同的是死神往往都是黑色的斗篷，画家却将它表现为白色，这是在显示它的高贵吗？在当时的欧洲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暴动者都藏身在森林里。这幅画引起沙龙评委会的极大分歧，最后遭到了拒绝。这个时期的沙龙评选委员会成员有画家安格尔等一批权威人士。对此，米勒的敌人和朋友都认为是评委会对艺术家不尊重，因为这时米勒的作品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已经是社会道德力量的代表。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米勒的许多绘画都会使用法兰西共和国的旗帜色，这一点人们多有忽略，画家在其中蕴含着自己的政治态度——农民才是共和国的基石？抑或是大革命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或者兼而有之，我们就不得其详了，这是美术史上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当创作是一个人生活的必需，不是为了物质上生活的更好，而的的确确是为了心理的需求，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创造。 米勒生前会因生活的困苦而苦恼，但是他仍倾毕生的精力去绘画，这也许就是他人不愿体会的，或者说体会不到的惬意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