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解池的“畦归商种”问题]池畦
时间：2019-04-03 03:16: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解池的经营源远流长，其所有制在历代大致以官控形态为主，至多在产权上有所放松，以利“丰产”。明代已出现商民自备工本参与生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清代前期解池的产权进一步放松，演进为“畦归商种”。施行“畦归商种”后，解池成为清初恢复和发展较快的产盐地之一。但是由于清政府的不断加引和增课，最终导致了解池经营的周期性疲惫。在解池经营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又别无良策的情况下，“课归地丁”改革又被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清代前期；解池产权；畦归商种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2）02—0033—06
明清时代的解池经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其生产、管理与别的盐区有所不同，显示出了明显的地域特征①。。虽然清代盐政总体上是承袭有明旧制并稍加损益②，但对于解池的经营，清初是在明代商民自备工本参与生产的基础上很快演进到了“畦归商种”，然而这一新的生产经营形式在清代前期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何以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基于解池经营的地域特点并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考量③，剖析如下：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解池被统治者攫为己有。榷盐之利，始于有夏。此后，商因夏、周因商，直至明清，解盐为地征之一，贡其所有，以资国用。解池的产权在历代大致以官控形态为主，虽然解池在明代后期生产领域中加入了民营力量，体现了明代解池产权“管制”的逐步放松，但是到明代末期，解池的经营基本上还是采取官商同时浇晒的办法。据明未清初人刘今尹所言：
采办之法有二：一为宫丁捞采之盐，一为商人捞采之盐。……附近十三州县额有丁口，每捞盐十引，令商人纳课三两二钱，每引重二百斤，此官盐也，皆用引也。④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河东“方出汤火”，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清政府此时的主要精力正集中于战争的需要，关注的重点是盐课的多少①。因此对于解池的经营，依然一仍明旧。生产组织以官营为主，强迫盐丁进行徭役性生产，就额定盐引仍征四十万道②。。据《清世祖实录》顺治二年五月甲辰条载：
河东盐额课银一十二万四千九百余两。故明给宣、大、山西三镇宗禄军饷。今应解京库。其给引之法，河东地远，势不能先纳银而后领引，应先解纸价，后按引纳课，旧例可循。至河东地方，去年十月方出汤火，祈以顺治二年春，定期征解，以苏商力。其捞采之法，均宜仍旧。惟是山西太原府，汾辽沁州欲行票盐，似非划一，当如山东例，革票行引，以信令甲，而除私贩之弊。③
由上所述，大致可以了解顺治六年前清廷对于解池的经营政策。
然而，由于明末清初战乱频仍，解池畦地的盐丁到明末时就只剩下四百多名了。清政府接管时，解池生产已处于十分萧条的状态。现实的情况对于清政府来说，已经很难继续依靠盐丁来维持纯粹的官营生产④。鉴于此，当时就有要全面地吸收民营力量来参与生产，以解燃眉之急的改革动议，并开始了招商准备。顺治六年，晋南反清义军攻占运城，进一步打击和破坏了清政府对解池的经营，官营池盐生产实在难以为继。在这样的形势下，从顺治六年起，清政府不得不在明中后期已出现的商民自备工本参与生产的基础上，在生产领域实施了“畦归商种”这一新的改革方案。据《初修河东盐法志》载：
顺治六年畦归于商。按课六锭分畦一号，一号注一商名。原额畦地四百八十五号：东场二百四号，中场一百四十二号，西场一百三十九号，中场向有脚道一百五十丈，东西池涯各有无碍余地，商人续有开治。东开东无碍二十七号，中开脚道十二号，西开新签铺三十三号。……共成五百五十七号。⑤
清在明制的基础上，池区分为中、东、西三场，共分晒盐畦地五百五十七号。当时规定“畦归商种”的具体措施则是：第一，晒盐由场商经理自行浇晒。据雍正《山西通志》卷四十五45《盐法》载，盐丁是“视其浇晒之能否，给以工食之多寡”，由场商出资自由雇觅。第二，产品完全由商人作为商品，按照一定的手续出卖，即由政府指定富户充商后，商人向政府交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运盐到指定地区销售，商为世袭专商，各有引地，不得相互侵越。
在划分畦地的基础上，“畦归商种”的首要问题就是招商。承平之际，解池盐商有五百余家，但至明末，兵荒迭至，又兼池遭水患，盐花不生者数年，遂至商人凋敝消乏至百余家。于是在顺治六年畦归商种前，曾用两年的时间做招商准备。
顺治四年御史朱鼎延始以招商分引为请，招得商人张永盛等二十六名，六年御史刘达又招商人马兴等二十三名，十年御史刘秉政、运使陈喆又招得商人董教等一百一十余名。至此商数充足，引课皆有商人承认。⑥
清政府所招之商，主要是运城、安邑两城和其它地方的商人和富户，大概有四五百户。由于畦地所有权仍属国家，商人只能按纳锭数种畦，“或一家而有数十锭，或一家而止有数锭，且有一商名而数人朋充者。”①。清政府规定“无锭名不得为商”，采取了较为严格管制措施②。
解池生产由官营改为商办后，初期商人既经营解盐的生产，又经营解盐的运销。后来，随着生产和运销业务的扩大，商人“乏致远力”，不得不资小贩运卖。商人在清前期又分化为专事运销的商人“运商”和专事生产的商人“坐商”，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池盐业运销的发展。“雍正五六年间，土贩尽革”，运商包销了全部引地，坐商、运商完全分立，各司其事，部分商人由兼事生产，演变为专门支配生产的坐商③。。
坐商、运商分立后，盐课改由运商向政府交纳，由于纳课按锭，锭自畦出，引以锭分，而锭课原为坐商交纳，故锭名为坐商之名，引为坐商所领之引，清政府规定：“无锭名不得为商，无锭名不得干与盐业。”④ 所以，运商是顶坐商之名行销，故需付给坐商“借名行销之资”，称销价银，作为坐商浇晒之资。计每锭付销价银二十四两，畦一号为一百四十四两。坐商享有销价银，这是清政府在生产领域对坐商畦地占有权的进一步放松，而专事生产的坐商实际上脱离了政府的锭名。同时，由于部分坐商经营失败，坐商中也产生了分化，于是出现了“有商荒畦”或“无商荒畦”。当时的巡盐御史硕色所见荒废现象是：“池盐皆赖畦地浇晒而成，臣勘查河东三场盐畦共五百五十七号，见今浇晒熟畦止三百五十四号，荒不浇晒者二百零三号，内无商而荒者九十三号，有商而荒者一百一十号。”⑤。 另一盐官王又朴所见也是“一望荒烟蔓草，盐无颗粒”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