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灿然的非个性化翻译观] 黄灿然
时间：2019-03-29 03:21: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黄灿然诗歌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明确提出了诗歌翻译的非个性化，这对于诗歌翻译、尤其是现当代诗歌翻译意义重大。但没有引起理论界和译诗界应有的关注，本文拟对该理论作进一步的梳理和释读，从思想溯源、概念厘定、理论原因和具体实现这几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以期引起关注，发挥该理论应用的作用。
关键词：黄灿然；诗歌翻译；非个性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63-02
众所周知，诗歌翻译，往往带有译者很强的个性，同一首诗，不同的人来翻译，总会得到不同的译文，比如拜伦的《哀希腊》，苏曼殊译成五言，马君武译成七言，梁启超译为词曲体，胡适译为骚体，査良铮译为现代格律体，差异不可谓不大，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译者的个性。这种个性，可以说在译诗中得到了极大的认可。然而，也有一种思想与之针锋相对，即译诗的非个性化，只是这种声音还比较微弱，被淹没在个性化的滔天巨浪之中，不易被人听到罢了。
一、非个性化思想溯源
非个性化的提法早已有之。在西方，最早提出相关思想的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他明确阐述了“消极才能”这一思想，认为诗人是最没有个性的，然后是T?S艾略特，他在其论文中，明确提出“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艾略特，1994，5）“诗歌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同上，11）可以说是首次使用非个性化这一概念的诗人。在中国，很早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争，“我注六经”就是一定程度的非个性化，然后是王国维影响巨大的“无我之境”，其实也就是非个性化，只是他们强调的是创作当中的非个性化，之后是著名诗歌翻译家飞白先生提出的“译者的透明度”，已经直接指向诗歌翻译领域了，这些都是非个性化思想的源泉，但直到黄灿然，才首先明确将“非个性化翻译”这一概念和思想用到了诗歌翻译领域，并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二、非个性化翻译的概念
讨论非个性化翻译，首先要明白其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客观，消除自己的个性，去掉主观的东西。用黄灿然的话来说，“非个性化就是消灭译者的个性，还作者真面目，译谁像谁，尤其是要译出原作者的声音。”（黄灿然，2001:164-165）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消灭个性，那么何谓个性？作者并没有说明，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应该包括个人气质、性格、修养、爱好、习惯、审美等方面，译者就是要克服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倾向；二是还作者真面目，这实际上是提倡非个性化的目的，那就是原作者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应该将他译成什么样，不可带上译者个人的印记；三是译谁像谁，这是还原作者真面目的具体化。此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我们经常读到有些译者的译诗，千人一面，译谁都像自己，这就是译者将之个性化了。
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一概念，还必须将其与其它概念作进一步的比较。首先，非个性化翻译不等于直译，但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毋庸置疑，可以说非个性化是总的方针和策略，是一种美学取向和宏观把握，它的含义更广，指涉也更宽；而直译是非个性化翻译的具体实施方法和操作手段，是较微观的层面。其次，非个性化翻译也不等于异化，异化虽然也是较宏观的策略，但主要是为了保留异质文化，更多涉及文化层面，甚至刻意追求异国情调，有时难免扭曲原作；而非个性化更多指向原的作整体风格，其目的是全面的忠实，涉及每一个方面和细节，是比异化更宽泛的概念。再次，非个性化翻译是个性化翻译的对立面，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非个性化要求完全消灭译者的个性，而个性化要求充分发挥译者的个性。最后，非个性化翻译与消极才能和译者的透明度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正如飞白所说：“译者的透明度，也就是译者的消极才能。”（转引自海岸，2007,329）只是用了不同的术语而已，但透明度意思不明确，消极才能也容易引起误解，都没有非个性化这样清楚明了。
三、提倡非个性化翻译的原因
长期以来，在诗歌翻译领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个性化翻译，即创造性的、带有译者鲜明个性的意译。郭沫若就曾明言：“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他的诗便如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陈福康，2000：261）这里，实际上涉及了非个性化翻译和个性化翻译，“是要我成为雪莱”是非个性化翻译，而“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则是个性化翻译了，郭在此混淆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他真正要强调的只是“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的个性化翻译。的确，最富盛名的诗歌翻译名作如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集》和庞德译的《华夏集》，都是典型的个性化翻译，而采取非个性化翻译的名作，迄今也没有产生。
那为什么还要提倡非个性化翻译呢？黄灿然有他自己充分的理由。
（一）他限定了非个性化翻译使用的范围，“意译者适宜译二十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而不适宜译现当代作品……而直译者则应以现当代作品为主，也可兼顾有现代倾向的经典作品。”（黄灿然，2001：216）这里虽然谈的是意译与直译，但与个性化翻译和非个性化翻译是相通的。因为二十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是以传情达意为主，其思想感情是较明显的，风格也多相似，完全可以用个性化的翻译将其表达出来，虽也讲究用词炼句，但不像现当代诗歌，完全以用词炼句为旨归，往往并无明确的含义，或者其意义就隐含在特殊的词句之中，风格也迥然不同，因此必须采用非个性化翻译，才能再现原作的意义和风格。也就是说，采用个性化翻译的时代已经过去，翻译现当代诗歌主要得采用非个性化翻译，当然，古代作品中极具现代风格特征的也宜采用非个性化翻译，而现当代作品中极具古代风格特征的也可采用个性化翻译。
（二）现在有不少诗歌翻译家，翻译了很多不同诗人、不同语言的诗歌作品，但往往风格语言都很相似，看不出原作各自的风格特征，仿佛就是读同一个诗人的作品。正如黄灿然所说：“他们译不同风格的诗人，却只译出一种风格的诗，即使不考虑风格，其可读性也低得可怜，至于原作者的声音，就更加听不到了。”（同上，167）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了非个性化翻译，用来对抗千人一面的个性化翻译。他还说：“一个译者如果同时掌握数种语言并从事翻译，或通过某一个语种来转译，或仅仅翻译一个语种的不同诗人，他的挑战都是很大的，而应付这种挑战的最有力武器不是别的，正是非个性化。”（同上）他这里说的挑战就是指面对这么多风格迥异的诗人和诗篇，译者必须译出他们各自的风格来，即有多少诗人就有多少种风格，这当然比个性化地译为一种风格难多了，所以是很大的挑战，只有用非个性化翻译才能应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