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沉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散文思潮梳理]重回八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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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4-05 作者简介：侯长振（1977―），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文章结合具体语境，对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思潮进行梳理，归纳出上世纪90年代主要存在包括闲适散文思潮、学者―文化散文思潮、新散文思潮在内的几股散文创作潮流，并进行比较与反思，希望从中找出某些历史经验，对今后的散文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散文；闲适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
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早已证明，20世纪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如鲁迅所言，“五四”时期“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但散文的辉煌也仅仅存在于“五四”时期那一特定的时代。此后散文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似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一路领先的是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西方舶来的戏剧。这一情况的改变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经历了“文革”浩劫，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散文创作开始复苏；而散文写作的又一次繁荣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以及现代化程度的增强，当被认为文学“精英”的小说和诗歌一步步走向“失语”的时候，时代选择了自由抒写、形式活泼的散文。散文在90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形成堪与世纪初的“五四”时期相比肩的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其间既有“文化散文”“作家散文”“学者散文”，又有“小资散文”和“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从思潮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大致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梳理为闲适散文、学者―文化散文和新散文三股散文思潮。
一、“闲适散文”思潮
闲适散文思潮是典型的时代产物。首先，它与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讲求娱乐、趣味和物质享受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某种共识。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成为时尚，闲适散文正是其中的一种。同时，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传媒有了极大发展，随着传媒的发展和报纸的改版以及各种各样“副刊大战”的加剧，报刊散文或专栏散文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再者，闲适散文思潮在90年代之所以大行其道，还受到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闲适”散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出版社敏感地把握到了社会的脉搏和读者的心理需求，及时推出了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现代散文大家的散文随笔，并迅速在读者中传播开来。“五四”至30年代大量散文作品的重版并热销，在新的时代营造了一个良好大散文发展的氛围，吸引众多作家到散文园地来大展身手。从读者方面来说，在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闲暇之余，也需要片刻的安宁，需要一种既轻松愉快又能调节心理的阅读，闲适散文，无疑满足了现代人这种心理和精神需求。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变化，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恰恰印证了文学思潮发展的这一规律。
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涉及的范围较广，包含的散文品种也较多。包括“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甚至一些没有思想含量却颇具媚俗倾向的“伪文化散文”或“假学者散文”。从散文的题材选择和写作姿态来看，这一散文思潮的创作特点一是“俗”；二是“闲”。作家常常以平民的视角，以平凡的姿态面对世俗，我们在这类散文中极少见到重大的题材和壮阔的画面，也感受不到时代的精神和激烈悲壮的抒情，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凡人俗事，比如饮食、衣着、养花、蟋蟀斗、菜市、澡堂或者民间风俗、传说典故等等。此外，还有乡间的回忆、童年的趣事和现代的生活时尚，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谈禅论道、寄情于山石、明月，或借助一些生活小事表现传统士大夫那种甘于淡泊、幽默达观的情趣。尽管这些散文已没有“五四”时期的“性灵散文”那份典雅、优美与高贵，也缺少一种深度模式的追求，但它们毕竟顺应了商业社会的要求，贴近了现实生活和读者，因此，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读者的宠儿。
闲适散文思潮是时代的伴生物，是散文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普及化的不无意义的实践。闲适散文作为一种消费品，它固然需要迎合商业社会中的读者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倘若能在日常生活视野中去观照一般民众的生存状况，表现他们在感情和精神上的积极因素，展示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形态的话，闲适散文也不致沦为时代的一个注脚和点缀。但这毕竟只能是假设而已。
二、“学者―文化散文”思潮
这里的“学者―文化散文”是包括了“学者散文”和“文化随笔”在内的散文样式。既有张中行，金克木，陈平原等纯学者身份的散文，以余秋雨散文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还包括了以史铁生、张炜等作家创作的另一种风格的作家散文。正是创作主体的强大，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学者散文、文化随笔和作家散文创作的繁荣，使得“学者―文化散文”成为散文领域的一道重要景观。
学者散文是指“主要由学者创作的且以才学、理趣等学术文化内涵见长的散文作品”�①。现代意义上的学者散文出现在“五四”文学以后，从鲁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到四五十年代的钱钟书、梁实秋、秦牧等，都写下了许多文化品位极高的学者散文。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受抑，学者散文曾一度沉寂。新时期以后，学者散文的传统才得以修复并进一步发展。
学者散文在90年代的崛起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动因。首先，从文化境遇上90年代的中国处于历史转型期，纯粹的学术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与压抑。散文文体的选择固然是一种被动但同时也表达了一种自觉。其次，学术文化价值观念在大变动时代的失落，极大地刺激了知识者良知中的忧患感。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步入文坛成为散文作家，是学者对民族文化命运内心忧患的责无旁贷。第三，从客观上文字媒体，主要是杂志、报纸副刊等，提供的大量版面，成为学者散文崛起的重要保障。学者散文大都蕴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学者情怀，表现为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关注，反射出巨大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在诸多学者中，以张中行、吴冠中、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朱学勤等为代表，创作了大量以深厚的思想力度和凝重的批判立场见长，引导社会向理性与自由方向进步的学者散文。
如果说“闲适”散文思潮是关注当下、面向凡俗的创作，文化散文思潮则是连接传统，面对历史的思考。文化散文的滥觞，应归功于两个文学事件：一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二是贾平凹提倡“大散文”主张并引发一场论争。
早在1988年，余秋雨便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开辟专栏发表文化散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正是由于《文化苦旅》以及稍后的《文明的碎片》和《山居笔记》的问世，文化散文思潮才渐成气候。从理论方面来看，文化散文思潮的旗手则非贾平凹莫属。90年代初，贾平凹在他主编的散文月刊《美文》中率先打出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提出“‘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种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大散文的观念要注入我们的意识里，深深地注入”�②。贾平凹的“大散文”理论主张虽然遭到了刘锡庆等一些论者的批评，但客观而言，“大散文”理论对于传统的散文理论无疑是一种冲击，对于纠偏越来越走向小气、走向甜腻的当代散文创作功不可没。至此，在创作和理论的实践和倡导下，文化散文热火朝天地发展开来。
“大散文”与“文化散文”有关联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大散文”的内容较广较杂，它既包含着“文化”的许多内容，也涵盖了没有多少文化内涵的社会散文、记叙散文和旅游散文等；而文化散文主要以文化思考和文化意味为特征，严格来说，它只是“大散文”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同时，“文化散文”也不完全等同于“学者散文”。有的学者散文本身就是文化散文，而有的学者散文却必须排除在文化散文之外。文化散文主要是作家在创作时采用了一种文化的视点，同时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思考，有优美的文笔和浓郁的情调；而90年代的不少学者散文并没有采用文化的视角，也缺少文化的内涵，它所叙述的要么是过去的书斋生活或校园生活，要么是闲谈一些“书话”，或者将所学的专业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既没有文化上的独特思考，也没有在散文中体现出批判的意识和现代精神，更没有生命情调的渗透和优美的文学表达。
20世纪的90年代，包括王小波、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王安忆等在内的诸多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化含量较高的作家散文，壮大了文化散文的阵容。“学者―文化”散文思潮之所以能蔚为大观独树一帜，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无限热情，主要原因是文化散文是一种“大气”的散文，是对过去的“小气”“小格局”散文的一种超越；同时它具有浓厚的文化含量，将“人文山水”、历史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类的困境等重大命题置于侃侃而谈的叙述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学者―文化散文”思潮在风光了多年之后，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些学者追求成名和时常效益，损害到学者散文的质量；刻意追随余秋雨的“苦旅”模式，从而把文化散文引向理性过于强大而感性欠缺、“文化”有余而“文学”不足的偏颇。
三、“新散文”思潮
新散文思潮也叫新艺术散文、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这是90年代散文界的一道奇特风景。新散文是在散文界呼唤“散文变革”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90年代中国历史与文化进入全面转型时期，散文也日益呈现出失去其艺术原创力而走向商品化、模式化的危险态势。1998年初，《大家》杂志开设“新散文”专栏推出一批散文作品。这批散文作者包括张锐然、于坚、王小妮、海男等。他们不满于当时散文创作的现状，试图将蓬勃的激情与深邃的思索融入散文创作中，进行一种将诗与散文融合的跨文体写作实验。
刘烨园在《新艺术散文札记》中较集中地提出了新散文的理论主张：“打破‘形散神不散’的套路。……大量进入想象、虚构和组合；它不再完整、明晰，变得更主观更自我更灵魂更内在也更膨胀更支离破碎。”在老愚编选的《群山之上•新潮散文选萃》的“编选者序”里，对“新生代散文”的概括则是“回忆的终结”“抒情的解体”和“新潮的散文语态”。王兆胜发表于《山东文学》上的长篇论文《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则集中探讨了“现代主义散文”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可以说是对新散文思潮的全面性总结。
新散文思潮是一个宽泛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概念，而构成这一思潮主体的作家也相当庞杂。这里既包括了曹明华、老愚、冯秋子等“新生代”的散文作家，也包括了胡晓梦、杜丽、张锐然、庞培、止庵、钟鸣、于坚、洪烛等新潮或后现代主义作家，甚至还包括南帆、刘烨园、斯好、余杰、孔庆东、王开林等追求散文创作的深度模式、创作态度较为严肃的作家。新散文的与其他散文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异质性，即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与创新性，这也是能把这些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创作范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的散文集体命名为“新散文”的最主要原因所在。新散文不同于闲适散文和学者/文化散文之处即在于它是以反叛的姿态向传统的散文创作和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散文话语进行反讽与解构；一是表现个体与现实世界的认同、对抗与疏离。他们既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和享受者，但又时时厌倦这个物欲横流、人欲膨胀的世界，于是回到心灵，在怀疑和游戏中探询人的生存价值，寻求人的精神家园，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怀疑与矛盾的混合体。
新散文更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在散文文体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故而有很多评论者把这一散文创作样式命名为“新艺术”散文。在结构上，他们的散文打破了传统散文的顺序叙述方法，用“情绪”或“意象”来结构主旨；在叙述上，新艺术散文改变了传统散文作者与叙述者合一，和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能叙述视点，而是多种叙述手法并用，有的还吸收了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在语言表达上，新散文走得更远，他们的语言不仅富于感觉、体验的张力，而且充满了隐喻、暗示和反讽。此外还有大量的奇特的词语组合，以及语言的扭曲、变形和夸张，正是这些“陌生化”的语体加上其他方面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新散文思潮才有可能对现有的散文秩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
以“艺术”创新的新散文写作在90年代前期曾红火一时，但到90年代末之后逐渐平静，最终归于沉寂。有人认为这是新散文破坏颠覆了传统的散文规范，在艺术上引进了太多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而导致的“水土不服”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新散文创作者在思想观念上的过于偏激，在心态上的过于浮躁，加之太多的思想苍白、生命匮缺和支离破碎而导致的与文学产生的巨大鸿沟。新散文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像当年的“先锋小说”一样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不无慷慨和悲壮。但它对于当代散文写作的探索勇气以及对当代散文创作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中国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丰收，形成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尤其是在时隔多年之后――90年代散文的确存在某种“苍白”和“虚浮”现象。主要表现为媚俗倾向（散文创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通俗文化的变种，不自觉中降低了散文的格调）和思想苍白（不少散文内容屑碎、思想苍白，甚至是无话找话且多为废话，损害了作家的名声）。即便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仍然以其探索和实绩为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散文思潮置于整个20世纪散文创作的历史中去考察，放眼全局又做具体分析，全方位地探讨其潮起潮落的原因。
时至今日，散文发展的90年代已与我们具有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距离，使我们具有梳理与反思的某种可能性。不论当时的我们如何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急于为每次刚出现的散文潮流来感性地命名，甚至不无武断地盖棺定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的反观与思考。而这种梳理与反思，既能正确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并且对于繁荣当前及今后的散文创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吴俊．斯人尚在 文统未绝[J]．当代作家评论，1998，（2）45．
②贾平凹．弘扬“大散文”[J]．美文，1994，（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