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诗三十首其二》评析|元好问评诗三十首
时间：2019-01-10 03:33: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诗三十首》是金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批评家元好问的重要著述，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一直主张“诗要天然真纯”，反对堆砌雕琢；提倡豪放刚健，反对纤弱柔糜；重视独创精神，提倡恢复建安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的创作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第二首为例，对其加以分析。
关键词： 元好问 《诗三十首・其二》 建安风骨 感情真挚 风格雄峻 文采兼备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元好问・《诗三十首・其二》
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因为曾经被《七步诗》的故事所感动。我想，当曹植凝视着曹丕，一边迈步一边诵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时，曹丕一定被深深震撼了。一首感情真挚、灵感闪耀、情境交融的诗歌化解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泯灭了兄弟相戮，真情温暖了寒冷的刀锋，亲情熄灭了仇恨的火焰。这首诗是曹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作的，也是曹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打动了曹丕，从而打消了曹丕的弑弟之心。
元好问认为建安文学是“感情真挚，风格雄峻，诗风慷慨悲凉，笔触刚健遒劲，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浓厚的时代气息的”。对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一直主张“诗要天然真纯”，反对堆砌雕琢；提倡豪放刚健，反对纤弱柔糜；重视独创精神。而这里的“真情实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想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风骨”，即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因为有了风骨，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感人肺腑。[２]
先来解读这首诗，“曹刘坐啸虎生风”，其中对“曹”之争议由来已久，主要分为四种观点：一指曹植，二指曹操，三指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四指以曹氏为代表的建安文风。我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刘”是指建安七子之一的“刘帧”，元好问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四海之内无人可比。刘越石是指西晋诗人刘琨，被刘勰认为“雅壮而多风”，“言壮而情骇”，有“清拔之气”。“横槊”出自元稹《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建安之后，……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这两句就是说：刘琨的诗风也是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亦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总之，这首诗是元好问对建安诗人“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风格朴素，情调慷慨，文辞刚健遒劲”风格的赞成和推崇。
建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变，在理论上，魏晋以前注重的是“言志”，对外界的感动包容于直接的言志之中；而自魏晋以始注重的是“感物”，由“感物”进而言志。建安曹氏中曹植是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他的诗歌不仅感情真挚，而且文才富艳，辞藻华丽，《洛神赋》更是千古名篇。他的哥哥曹丕所著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他的《典论论文》则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而且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也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这样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
以上是我对元好问赞扬、推崇“建安风骨”的认同，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元好问似乎过于重“情”而轻“采”。比如《诗三十首・其十》：“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但是元好问却认为元稹过于称颂这种手法，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杜甫就是一个“情、采”兼备的典范，他的诗歌不仅充满了忧心于国家社稷、黎民百姓的情感，而且在语言艺术上非常下工夫。他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格律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
因此，无论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丽，还是“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的豪气；不管是“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志气，还是“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的锐意，都给我们以沉雄、浑厚、宏大、壮观的震撼美，清代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盛赞为“包括宇宙，含茹今古”。精美的格律和对仗不仅给他的诗歌增添了节奏上的美感，而且增添了思想上、内容上的震撼美。例如《秋兴八首・其七》：“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这首诗用一些绚烂、华丽的字和词来烘托秋天的哀愁，更有力地反衬出初深秋景物的萧条和心情的苍凉，方东树评价为：“气激于中，横放于外，喷薄而出，所谓文法高妙也。沉着悲壮，色色俱绝。”我认为真挚情感与辞藻修饰的完美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刘勰曾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又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1]
此外，即使是“返璞归真”、“纯然平和”、“回归自然”的陶渊明也是同样讲求斟词酌句的，苏东坡对他的《饮酒》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皆作‘望南山’，觉一篇神气索然。”无意中偶见的南山的美景与采菊时悠然自得的心境相映衬，合成为了“天人一体、物我两忘”的“真意”的境界，这种“真意”正是陶渊明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他自己的“自然”哲学。这里所表现的“真意”实际上是他对“内儒外道”的极好把握，是对“用舍行藏”的最好诠释。淡然而不自负，悠然却不平庸，那是一个智者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的一个平衡，在郁闷、彷徨和从容、淡定之间找到的一个和谐。这个“真意”是诗人在艰难困苦的低谷中不屈不挠的求索，是他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中不平凡的意义。由此可见，斟词酌句在表情达意上是多么重要。
总之，我认为元好问评论建安时期文学的特征，即建安文学所具有的“感情深厚，风格雄峻”的文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能看到建安时期也是注重修辞和文采的，似乎就更加客观和恰当了。比如他列举的曹植，就被钟嵘评为：“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就是对建安时期既有“浓厚的感情，雄峻的风格”，又注重修辞和文采的最好诠释。[3]
参考文献：
［1］方东树.昭昧詹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01.
［2］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09.
［3］钟嵘.诗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9-01.
